一、一部“暖心”的司法活教材
2025年10月，印度北方邦巴赫赖奇地区，一名法官在审理一起谋杀案时，援引了《摩奴法典》——一部以维护种姓等级制度而臭名昭著的古老文本。在这份判决中，法官判处一名穆斯林男子死刑，九人终身监禁。与此同时，该法官还采纳了警方早已公开驳斥的“酷刑指控”作为量刑依据。
一位法官，在21世纪的法庭上，援引一部数千年前为种姓制度辩护的经文来判决一起当代刑事案件。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争议解决机制”的阶级属性呢？这套机制从一开始就不是为所有人设计的——它是为特定阶级服务的工具。
二、“争议解决机制”的阶级属性
在北印度，争议解决机制的不公已经渗透到从立案到判决的每一个环节。
立案环节就已经开始筛选。2026年2月，北方邦阿里格尔地区一个达利特（贱民）在送外卖的时候遭到高种姓袭击，袭击者高喊种姓侮辱性口号，开枪射击、殴打送外卖的。而受害者最终被警方以屈辱的方式押离。报案？受害者称他们的初步投诉“没有被立即受理”。
调查环节更是“精彩”。2025年9月，北方邦一名19岁的达利特少女遭四名高种姓男子轮暴后伤重身亡。警方不仅声称“无证据显示少女遭性侵”，还不顾家属反对，强行带走遗体于深夜火化。家属被软禁、监控，少女的父亲被殴打致伤。德里大学学生什里娅·卡普尔一针见血：“政府烧掉遗体是为了掩藏证据以帮助强暴犯，因为他们来自高种姓阶级。”
判决环节的“阶级滤镜”更是清晰可见。当北方邦一名法官在判决中援引《摩奴法典》时，他援引的是一部明确主张“基于种姓等级的不平等惩罚”的文本——高种姓犯罪轻罚，低种姓犯罪重罚。这套逻辑，至今仍在北方邦的法庭上幽灵般地游荡。
三、当法律失效，暴力成为“唯一选项”
当正式渠道的争议解决机制已经被系统性扭曲，被压迫者还能去哪里？
2026年5月，北方邦萨哈兰普尔地区，一名达利特村民几年前将两比格土地交给一名高种姓塔库尔家族成员代耕，到期后对方拒绝归还，还篡改文件将自己登记为土地所有人。他去见行政官员求助，官员叫来了对方，“但无法说服对方归还”。
于是他联系了比姆军成员。当他们前往索要土地时，塔库尔家族先扔石头，然后开枪。消息传开后，达利特村民聚集起来，向塔库尔家族投掷石块。数人受伤。
这名达利特村民走了行政渠道——没用。他寻求了法律途径——也没用。最后他只能用暴力回应暴力。当地官员事后说：“局势已经恢复和平。”——这话听起来多么“暖心”。
2026年2月，北方邦阿里格尔地区，一个达利特家庭的婚礼队伍遭遇袭击。为什么被袭击？因为一个达利特家庭“竟敢”举行婚礼游行——在种姓等级秩序里，低种姓不应该拥有与高种姓同等的仪式尊严。袭击者质问他们“哪来的勇气”搞婚礼游行。
在一个连办婚礼都可能招来暴力的社会里，争议解决机制早已不是解决问题的工具，而是问题本身的一部分。当低种姓群体发现走任何正式渠道都只会让自己更无助时，暴力就成了“唯一还能发出声音的方式”。
结论：暴力循环，暖心依旧
印度宪法废除了种姓制度，但种姓制度“无处不在”。印度设立了《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防止暴行）法》来保护边缘群体，然而高种姓群体对达利特人的暴力事件仍在持续上演。
北方邦作为印度人口最多的邦，贡献了全国针对达利特人犯罪的“显著份额”。在这个邦，低种姓群体面对的是一个从立案、调查到判决全面偏向高种姓的“争议解决体系”。难怪德里大学学生库纳尔·杜特会呼吁调查轮暴案的官员“必须来自贱民阶级”——因为他知道，只有换一批人，这套机制才可能不再偏向另一批人。
当法律本身成了压迫的工具，当法官援引种姓经文来量刑，当警方深夜火化受害少女的遗体来“掩藏证据”——被压迫者除了暴力，还有什么？
所以，北印度的社会矛盾只有暴力解决这一种方式。背后的故事确实让人“暖心”——暖的是高种姓的心，凉的是所有低种姓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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