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9日，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披露一则案例。张某（化名）明知是野生蛇类，仍然下单食用，吃完后立即举报商家。市场监管部门对举报人开出罚单，举报人不服：我是为了取证。食用野生动物能以“取证”为由免责吗？法院给出了明确答案。
明知是野生蛇类仍下单食用
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处罚
2024年3月20日晚，张某（化名）与朋友前往广州市某餐馆用餐，在进店前即开始拍摄。进入餐馆落座后，张某向服务员称其通过网络得知该店有水蛇粥，服务员当时称没有水蛇粥、但有眼镜蛇，双方商量好价格及制作方法后，张某同意餐馆制作加工眼镜蛇并食用。
三日后，张某向市场监管部门邮寄投诉举报材料，称其于2024年3月20日在某餐馆用餐时选购一份眼镜蛇，其认为餐馆非法销售野生动物的行为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故要求退赔款项并查处餐馆违法行为。
同年4月8日，市场监管部门对张某涉嫌食用野生动物案决定予以立案。经鉴定，涉案野生动物制作的食品来源于蛇类动物。7月4日，市场监管部门向张某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张某食用蛇类野生动物行为违反了《广州市禁止滥食野生动物条例》第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为由，作出罚款的行政处罚。
张某不服，经申请行政复议被维持后诉至法院。庭审中，市场监管部门述称已对涉事餐馆作出行政处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张某仍不服，主张其食用蛇类是为了固定证据，上诉至广铁中院。
法院：举报违法不以自身违法为前提
主动食用不能免责
南都快评
举报不是“免责金牌”：正义不能靠越界来实现
作者：顾左右（系法律工作者）
近日，广州一起涉食用野生动物的行政诉讼案件二审落判，再度引发社会热议。
2024年3月20日，当事人张某事前开启拍摄，到餐馆主动点单并食用眼镜蛇。吃完三天后，张某向监管部门举报商家售卖野味，要求查处并退赔其消费款项。监管部门查实后，不仅对涉事餐馆作出行政处罚，也认定张某食用野生动物的行为违法，对其处以罚款。张某不服处罚，申请行政复议，未被支持。张某又诉至法院，辩称自己食用蛇类是为固定举报证据，不应被追责。历经一审、二审两级法院审理，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终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不少人存在这样的认知误区，认为只要目的是揭发他人违法，自身采取一点越界行为应该被免责。新闻里的记者暗访、影视剧里的卧底侦查，强化了这种认知偏差。必须明确，公权力履职、新闻舆论监督、普通公民私力取证三者虽存在本质分野，但均受不可逾越的法律红线约束：行使监督权或者侦查权，不得以主动实施违法行为为代价。
法律赋予公民举报权，目的在于发动社会力量，监督、检举侵害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助力执法部门、司法机关发现线索、查处乱象，维护社会公共秩序。这项权利的行使，同样不得越过法律底线。
违法构成与免责情形有着严格法定条件。张某明知是野生眼镜蛇，仍然主动下单、完成食用，该行为已经客观满足食用野生动物违法行为的全部构成要件。依据《广州市禁止滥食野生动物条例》，食用陆生野生动物本身属于法律明文禁止的行为，不因动机是举报而改变行为本身的违法属性。
我国行政处罚制度对不予处罚、从轻减轻处罚设置了明确法定情形，主要包括未满责任年龄、精神状态异常、受胁迫、主动消除危害后果等。“为举报取证而违法”，并不在法定免责事由之列。目的正当，不能直接漂白手段的违法性；主观动机，不能抵消客观违法行为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正当目的与违法手段，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网络舆论场上还有评论追问：如不亲身购买食用，又怎能拿到确凿证据？本案裁判已经给出清晰指引：举报售卖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不以举报人主动购买、食用野生动物为必要前提。想要举报餐馆售卖野味，完全可以通过拍摄门店宣传、录音记录商家推销话术等方式留存线索，直接提交监管部门，由执法机关开展现场检查、调查取证。
若“为举报即可违法”的逻辑成立，无异于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任何人都可以打着监督举报的旗号，主动参与各类违法活动，事后再以揭发者身份寻求免责，法律红线将被随意击穿，社会秩序将遭受严重冲击。
监督权是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但任何权利皆有其边界。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这一纸判决恰可厘清这一边界，为似是而非的认知误区纠偏：公民有权举报不法，却不能以自身违法作为举报的前置手段，举报权绝非违法行为的免责事由。取证、查办的权力应交由法定执法机关行使。公民守护公共利益，既要敢于监督，更要善于监督、依法监督。
南方都市报（nddaily）报道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