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1月，山东阳谷县韩庄村，一名衣衫破旧、头发蓬乱的“老人”站在自家门前。他还不到四十岁，长期囚禁和折磨却使他形容枯槁，面容像五六十岁的老人。这个人，正是失踪十四年的韩子栋。
门开了，妻子王玉玲站在门后。她没有认出丈夫，只把眼前的陌生人当成了讨饭的。韩子栋没有立即说明身份，只低声问：“请问，韩子栋回来了吗？”
王玉玲听到这个名字，神色立刻警惕起来。丈夫被捕后，外界早有传言说他已经遇害，她独自带着女儿生活多年，家中又贫困，哪里敢轻易相信一个陌生人的话。
她冷冷地说：“子栋早就死了，你快走吧。”
韩子栋摘下帽子，眼泪终于落了下来：“你再看看，我是谁？”
王玉玲盯着那张苍老的脸看了很久，才从眉眼和声音里认出丈夫。夫妻分离十四年，重逢时没有多少言语，只是紧紧抱在一起。随后赶来的女儿韩秀融，从未真正见过父亲，听见韩子栋喊出自己的名字，激动得当场昏厥。
这场重逢背后，是一段极其漫长的牢狱岁月。
韩子栋1909年出生于山东阳谷一个逐渐衰落的乡绅家庭。家里虽有几十亩土地，却谈不上富裕。年幼时，他曾长期上山砍柴，十二岁才开始读书，放学后仍要下地干活。后来，在兄嫂支持下，他于1925年考入山东省立二中，第一次接触到更广阔的社会和新的政治思想。
北伐时期的社会变化，对年轻人的冲击很大。韩子栋曾加入国民党，参加工人和农民运动，后来又到北京半工半读，在春秋书店接触进步书刊。1932年1月，经周怡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奉命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外围机构，搜集相关情报。
这项工作危险异常。韩子栋利用学生身份作掩护，在学校和社会关系中获取信息，但也因此引起怀疑。1934年，他以母亲病重为由返回山东，躲避风声。数月后重返北平时，地下党组织已经遭到破坏，他按照约定地点接头，却落入特务设置的圈套。
1934年11月6日，韩子栋被捕。
他先后被关押在北平、南京、汉口、益阳、息烽和重庆等地。国民党特务机关试图从他口中获得组织情况，审讯和刑罚接连不断。韩子栋始终没有承认自己的党员身份，也没有泄露同志和组织的秘密，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
狱中最难熬的，不只是刑讯，还有漫长的封闭生活。牢房狭窄，连正常走动都很困难，他便沿着“八”字路线来回行走，尽量保持体力。时间久了，他故意蓬头垢面，神情呆滞，放风时像疯子一样奔跑。
看守起初并不完全相信，后来见他多年如此，便逐渐放松戒备。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疯老头”。有一次，沈醉到白公馆查看关押人员，发现韩子栋竟在牢房外活动，便问看守缘由。看守回答：“关得太久，人已经疯了。”
沈醉观察片刻，说：“我看他是装疯，真疯的人，眼神不会这样机警。”
韩子栋因此又被严加看管了一段时间。但监狱管理混乱，时间一久，看守还是恢复了原先的松懈。对韩子栋来说，这种“疯癫”不是软弱，而是十四年牢狱中保存自己、等待机会的一种办法。
1946年，息烽集中营撤销，一批政治犯被转押到重庆。狱中的地下党员成立临时党支部，商议越狱计划。集体突围几乎不可能，大家便形成一个朴素的原则：能出去一个是一个，把监狱里的真实情况传出去。
韩子栋最适合执行这个计划。看守认为他神志不清，常让他随同外出买菜。他提前把便衣和小刀藏在身上，还把买菜剩下的钱留作逃亡费用。1947年8月18日，机会终于出现。几名特务到街上办事，韩子栋和一名勤务兵留在门口，他拿钱让勤务兵去买西瓜，自己则放下扁担，悄悄离开。
为了制造仍在附近的假象，他把扇子卷好放在箩筐上。等特务发现“疯老头”不见时，韩子栋已经走远。沈醉随后调集车辆追捕，并派人搜查沿途旅店和店铺，但没有找到他的踪迹。
逃出监狱后，他没有贸然前往川北，而是凭山东口音和对当地地形的判断，选择沿长江北上。一路上，他坐船、徒步、做杂工，躲过盘查。没有路条，他就以河南人的身份寻找帮助，甚至在旅店打杂换取证明。辗转许昌、郑州、新乡后，他终于在解放区附近看见墙上的革命标语。
那一刻，他认定自己找到了组织。
经过审查，党组织恢复了他的党籍，并安排他返回山东工作。十四年牢狱，使韩子栋的家庭早已支离破碎：父亲因思念儿子病逝，弟弟参加抗日队伍后被杀，母亲也在接连打击中离世。妻子王玉玲没有改嫁，靠着分得的土地把女儿抚养成人。
新中国成立后，韩子栋还曾因越狱经过受到怀疑。后来，沈醉出面说明追捕经过，证实他确实从白公馆逃脱。1958年，韩子栋调往贵州工作，担任贵阳市委副书记等职务。
他没有把狱中往事只当作个人经历，而是持续为难友作证，帮助核实历史。张露萍等人的身份和事迹，经过多年调查，直到1983年才得到进一步确认。韩子栋还一直关心曾在狱中帮助过他的郑绍发父女，信件落款常写着“老战友韩子栋”。
1985年，韩子栋向红岩魂陈列馆捐出一只枕套。那是徐林侠连夜缝制、准备让他越狱途中装食物用的物品，布面上还留有针刺伤手后沾上的血迹。它没有讲述者，却保留着白公馆囚徒之间彼此掩护、彼此托付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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