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蒋的军统局有个戴雨农，我们的社会部有个李克农，李克农把戴雨农克得死死的：戴笠一直想往延安派特务，但要么进不去，要么进去就“失联”，而戴笠的军统局则被渗透成了筛子，甚至军统局有的重要部门，居然大部分是地下党。
原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沈醉回忆，老蒋曾经为此把戴笠骂得一连好几天吃不下睡不着：“张蔚林打入军统无线电总台，并在总台内发展组织，连总台的报务主任和几个报务员都被他介绍加入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蒋介石为这事把戴骂得狗血喷头，蒋介石在跳着脚骂他时，咬牙切齿地说：‘我天天叫你派人打进共产党，一直到今天，连睡在我们身边的重庆共产党许多公开机关你都打不进去，而他们却钻到我们心脏里这么久才无意中被发觉，你还有脸活得下去吗？’（本文黑体字，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沈醉回忆录）”
很多人都说戴笠和毛人凤是“特务巨枭”，但我们看相关特务的回忆录，总能看到戴笠和毛人凤那两张“算来算去却算不明白”的脸，就像秦岭那只棕色大熊猫七仔一样：军统局行动处处长出缺，总务处长沈醉对这个职位很感兴趣，几次争取都被拒绝，结果戴笠和毛人凤选来选去，最后选了一个可能是地下党的人来任职，这简直就是把刀把子递到我们手里，难怪军统的行动总是以失败告终。
据沈醉回忆，戴笠因为鼻子不通，经常像马一样打响鼻，而且脸长得有点像马，毛人凤则是公认的笑面虎，这俩家伙合起来，恰好是一对“马虎”。
《风筝》中戴笠说自己的“钱都买了手帕”，这还真不是编导虚构，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中也写了：“戴笠是黄埔军校第六期骑兵科没有毕业的学生，他虽不擅长骑马，却很喜欢马。因他面带马相，特别是有严重的鼻炎，时时流鼻涕，很像马一样整天哼个不停，每日要用很多手帕擤鼻涕。”
戴笠日进斗金挥金如土，当然不会因买手帕而花光工资，也正因为戴笠和毛人凤收入太多，“业余生活”太丰富，并不能把全部精力都放在特务工作上来，所以在跟李克农斗智斗勇的时候，完全不是对手，这也给我们制造了“麻烦”——当年潜伏在军统局本部的我方特工难以数清，老蒋的机要室、“国防部”各厅以及“参谋本部”、“行辕”和“剿总”、“绥署”核心部门有多少“余则成”，那就更无法统计了。
军统局是老蒋最重要的特务机关，该机关有八大处，沈醉那个总务处还真不是管军统局所有的后勤工作，因为他的“工作范围”仅限于军统局本部，主要任务就是伺候戴笠，真正有钱有物的是经理处。
军统（保密局）不同时期有七个处三个室和八处六室两种编制，行动处有时候是第二处，有时候是第三处。
沈醉在《军统内幕》中说该局有八个处：“第一处为情报处，下设军事、党政、经济、国际四个情报科；第二处为行动处，下设行动科、侦防科、策反科和一个心理作战科；第三处为人事处，下设人事行政、考铨、卡片等科；第四处为电讯处，下设通信、机务、工务等科；第五处为司法处，下设审讯、狱管两科（重庆磁器口渣滓洞与白公馆的两个看守所，西安、上海、北平、南京等地的看守所和集中营，都由这个处领导）；第六处为经理处，下设审计、综计、会计、出纳等科，主管财务工作；第七处为总务处，由我任处长（1948年5月以后，由副处长成希超升任处长），下设庶务、管理两科及收发、交通两个直属股，附属有一个汽车队。”
曾任军统局经济科科长、经济研究室主任、行政院国家总动员会对日经济作战委员会常务委员的邓葆光在《军统领导中心局本部组织及活动情况》中则是另外一种说法：军统局本部组织分为八处、三区、七室、一委员会，第一处是军事处，处长鲍志鸿，第二处是政治处，处长王新衡，一二两处是军统内勤工作的核心，两处共有工作人员约三百人，第三处是行动处，处长先是徐业道，1942年是阮清源，1944年是沈维翰，第四处是电讯处，第五处是人事处，第六处是经理处，第处是经理处，处长徐人骥，副处长郭旭（后升任正处长），第八处是总务处（原先是科），处（科）长原为杨隆祜，后为郭斌，都干不好，1943年由沈醉接替后，工作才上轨道，戴笠很满意。
军统（保密局）不同时期处室设置并不完全相同，所以我们不能说沈醉或邓葆光谁对谁错，但行动处在该局的重要性却是一直没有太大变化，所以总务处处长沈醉一直对这个职位十分觊觎：“军统局第三处是主管行动工作的，暗杀、绑票、破坏、爆破、拘捕等都由这个处主管。我过去是长期从事这方面的活动的，所以我虽担任总务处长主管事务方面的工作，但这个处有什么重大活动，如在重庆侦破重大案件或计议在沦陷区搞重大破坏和暗杀等，戴笠和毛人凤都让我去参加。我当时希望调任该处处长，因为比搞繁琐的总务工作要轻松一些，但戴笠不同意。”
沈醉回忆录比较精彩，但在时间上总是有些差错，不如其他人记载得那么准确，比如他说行动处处长出缺，是因为“1943年下半年，该处原任处长徐业通调升为国家总动员会军法监，遗缺由程一鸣继任”，他这个总务处长才有了接手的机会，而当事人之一程一鸣在《军统特务组织真相》中却是另外一个说法：“1945年5月，我从军统局西北区区长调任军统局第三处处长，当时军统局的发展已经到了顶峰。”
程一鸣当然不会写错自己的履历，而且跟沈醉其他回忆录对照一下，我们也能发现还是程一鸣的记载是准确的——程一鸣调回军统局本部任行动处处长之前，确实是西北区区长，更有意思的是程一鸣调回局本部，继任者为吴景中（就是潜伏中的吴敬中），吴景中调往东北区，继任者是霍立人，吴景中去东北，接的是文强的班，文强就是《特赦1959》中刘安国的历史原型，他离开东北先去湖南担任长沙绥署办公室主任，被俘时任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
文强在《口述自传》中说，那个位置原本可能是他的：“重庆方面来了一封电报，要我回重庆，任军统局第三处处长。我因为病了，没有马上动身回重庆。”
黄埔四期毕业，参加过南昌起义的文强跟戴笠的关系有多铁，笔者多次写过，这里就不再引述了，咱们还是回过头来看看戴笠和毛人凤“精心选拔”的行动处处长程一鸣。
程一鸣跟沈醉的姐夫余乐醒、我们熟悉的吴敬中（吴景中）一样，都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归来的“叛徒”，但叛徒也分好几类，这一点沈醉倒是分得很清的：“在军统工作的大批叛徒中，有少数是冒充‘叛徒’打入军统，利用军统作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的。解放后，我遇到一个人，过去在军统中工作多年，虽然特务们曾对他有过怀疑，但没有找到任何证据，所以只注意过他，却没有逮捕他。1963年他来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时见到我，谈到他过去把脑袋提着在军统中工作的情况，我才恍然大悟，使我对他为革命不怕牺牲的精神感到无比钦敬。”
沈醉1960年特赦，1962年初开始担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此前在红星公社劳动一年以适应新身份、新环境），程一鸣是1964年12月以“国防部情报局”澳门组少将组长身份从澳门秘密回归的，也就是说沈醉在社会主义学院见到的军统“老同事”并不是程一鸣，也不是余乐醒——余乐醒在解放前虽然已经跟组织恢复联系，解放后在一家机械厂任工程师，又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因负责的产品偷工减料而入狱，再也没出来。
程一鸣的真实身份是什么，《沉默的英雄·红色死间程一鸣》说程一鸣加入军统（复兴社特务处）就是假叛变真潜伏，有人认为那本书“不够权威”，“大陆这边的‘红色死间’程一鸣老爷子的关系到洛杉矶奥运会还在发挥作用，也是至今不能公开”的说法也未必可信，笔者只好再找“权威认证”。
这个认证还真找到了，那就是《广东留学史·求学苏俄的广东留学生》：“从程一鸣一贯保持低调而且至死不改，以及他的丧礼由广东省安全厅与广东省政协合办——安全厅不会给一个‘起义’将领举办葬礼的——这两件事，就大约明白他的真实是身份什么了。也就是说，丧礼的主办方，必然是死者的战友——程一鸣其实是中共潜伏在国民党高层的成功卧底。”
从沈醉的回忆录中，我们也能发现程一鸣这个行动处长“不称职”，而且在关键时刻“掉链子”：四川有一个县发现有地下党在活动， 该县的军统上报行动处并请示可否秘密逮捕，少将处长程一鸣很“巧合”的称病不能办公，上校副处长徐远举“代签”逮捕令，结果扑了空，据说徐远举为此还跟程一鸣吵了一架——他可能是认为程一鸣“称病”有假但又没有真凭实据。
沈醉和徐远举都是铁杆特务，也都想当行动处正处长，徐远举和程一鸣“不和”，也跟没能当上正处长有关。
戴笠和毛人凤算来算去，既没有让沈醉从总务处长变成行动处长，也没有让上校徐远举当正处长并水涨船高挂少将军衔（军统特务挂的大多是职务军衔，要是按铨叙军衔算，估计一大半“将军”都是校官而已），却把程一鸣从西北区调回局本部，这是不是算来算去算不明白？
戴笠和毛人凤有一些能力，这是无须否认的，但正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戴雨农和毛齐五这两个黄埔生，是万万算不过李克农的，跟他们的黄埔政治部主任比，更是差了十万八千里。
让一个疑似地下党的人员担任行动处长，戴笠和毛人凤要是活到1964年也得把自己气死，在程一鸣之后担任行动处处长，后来成为“国防部情报局（就是原来的保密局）”局长的叶翔之，也肯认程一鸣为“投共”，那么在熟悉上个世纪谍战史的读者诸君看来，程一鸣担任军统局行动处处长期间是不是地下党？戴笠和毛人凤不选沈醉徐远举而选程一鸣，真实原因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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