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第二次被捕入狱，为保命而透露了一个真伪难辨的秘密：郑介民有没有在我方高层安插间谍？他是不是被蒋介石毒死的？|军统|沈醉|郑介民|间谍

原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保密局云南站站长、“云南游击总司令部”中将总司令沈醉在《我这三十年·一个军统特务的忏悔录》回忆，他在第二次被捕入狱后，面对审讯人员透露了一个秘密：“我叹气是蒋介石错杀了郑介民。如果郑介民真的在这个领导人身边布置了某某这样一个特务，不好好让他利用这关系搞情报而把他杀掉，真是太不明智了。（本文黑体字，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沈醉回忆录）”

沈醉1960年第二批特赦，又在1980年恢复起义将领身份，在这二十年间，他于1967年又“回到”秦城监狱（沈醉作为战犯学习改造期间，一部分时间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一部分时间在秦城农场，也就是后来的秦城监狱劳动）待到1972年。

“故地重游”的沈醉感慨万千：“1958年我和杜聿明、宋希濂等沿马路两旁栽种的刺槐和白杨树，比1964年公安部接我们三人回来向在押战犯介绍去东南和西北几省参观情况的时候，长高长大多了。我想要是那些过去和我在一起改造、现在还没有得到特赦的战犯们，看到我又‘二进宫’回来了，真不知作何感想？”

沈醉初中没毕业就在姐夫沈醉的介绍下加入军统前身复兴社特务处，并没有上过黄埔军校，所以尽管他写了很多回忆录，但文字上并不是十分精准，比如他上文那个问号，其实是可以换成句号的——这也许是沈醉这个书香门第出身的将军级特务，当年学的标点符号跟我们现在用的不一样，很多竖排版书籍的“句读（逗）”是另一种画法。

且不管沈醉标点用法是否得当，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那就是沈醉“二进宫”的时候，原军统局行动处少将处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组（就是很有名的“中二组”）澳门派遣组少将组长、“国防部情报局”澳门少将组长程一鸣1964年12月从澳门秘密回归（可能是起义，是归队）的时候，沈醉已经特赦并担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而且还没有“回秦城”。

沈醉在《军统内幕》中回忆：“在军统工作的大批叛徒中，有少数是冒充‘叛徒’打入军统，利用军统作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的。解放后，我遇到一个人，过去在军统中工作多年，虽然特务们曾对他有过怀疑，但没有找到任何证据，所以只注意过他，却没有逮捕他。1963年他来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时见到我，谈到他过去把脑袋提着在军统中工作的情况，我才恍然大悟，使我对他为革命不怕牺牲的精神感到无比钦敬。”

沈醉在社会主义学院见到的“军统老同事”肯定不是程一鸣，因为时间对不上，而且特赦后的沈醉没回秦城之前跟程一鸣也不是一个工种，程一鸣当的是全国政协第五、六届委员会特邀委员，广东省政协第三、四届常委，广东省政协港澳台侨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副主任、主任，沈醉直到1981年才开始进入全国政协当委员——文史专员和政协委员不是一个概念，级别也差得多。

文史专员待遇不低，但主要工作是撰写会为文章或组稿，程一鸣担任的可是“实职”，沈醉在回忆录中对自己特赦后是否与程一鸣联系并无记载，所以他们互通消息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沈醉和程一鸣之间的关系咱们一会儿再说，咱们还是先来看看沈醉在什么情况下说“蒋介石毒死郑介民”的。

沈醉再回秦城是1967年，那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沈醉再次被捕入狱，是有人要从他那里得到一些材料，最先被问到的“重磅问题”，也是个要命的问题：“在你写的《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中，你写到的那个上海特区的直属通讯员崔万秋，常与你来往吗？去崔家时见到过一些什么人与崔往来？”

笔者手边恰好有这本书，在第十五页确实找到了相关描述：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主编崔万秋、《晨报》摄影记者毛仿梅、高巩白等人，都是复兴社特务处上海特区直属通讯员。

据沈醉回忆，他当特务处（那时候还不叫军统）上海特区法租界情报组组长的时候，公开的掩护身份是“湖南湘光通讯社驻沪办事处记者陈仓”，跟崔万秋交往自然很频繁，所以在崔家见过当时的四等电影演员、演过《王老五》的蓝某，蓝某还给他倒过茶。

有一点读者诸君应该注意，沈醉的《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文，沈醉说是1962年就发表了，笔者也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二辑中找到了这篇长文，但对蓝某却只字不提，他在写此事，已经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事情了。

沈醉打死也不说他在崔万秋家里见过那位女演员，并认自己嘴严才保住了性命：“我一直坚持肯定不知道与崔万秋往来过的一些人的姓名，并愿意具结，将来任何时候查出我是在说谎话，枪毙也不反悔！的确不认识，一个也记不起，打死我也是这几句话！”

女演员的事情“过去了”，第二次生死考验也来了：又一波人“做好做歹地劝我好好交代某某与军统头子郑介民的关系”，沈醉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也只能写“某某”，我们也就别深究其名了，但有一点我们必须注意：1925年创办的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也叫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中山大学），国共双方都派遣了大量留学生，第一期留学生中有老蒋派去的蒋经国和郑介民，而沈醉的姐夫余乐醒、吴敬中的历史原型吴景中、前面提到的程一鸣，则是我方派去的——还有几个级别更高的，沈醉没写，咱们也别说得太明白了。

当年那帮人让沈醉指控的那位是女士，笔者在某个版本中还看到了她的照片，那批人想通过沈醉之手诬陷她，还是想株连另一位我们都很尊敬的人。

沈醉不肯违心说假话，但啥都不说可能被打死（沈醉详细描述了他如何挨打，这里就不引述了），只好顾左右而言他转移话题，也侧面证明郑介民没有在我方高层发展人员，否则就不会被老蒋毒死了：“我便绕圈子来谈，先从郑介民从事国民党委派的一项工作没有做出成绩，回到南京后不久，蒋介石把他的保密局长和国防部二厅厅长这两个有实权的职务撤掉，改派他任国防部的政务次长，主管补给工作，谈到他逃去台湾后，因为常常有不满意的表示，蒋介石便在和他一道游日月潭时，由蒋的老婆宋美龄切两片西瓜给他吃，回去当晚腹痛难忍，不到天明就死了。医生说可能是食物中毒，结果医生也失踪了，从此没有人敢再说他是中毒，只说是心肌梗塞而死去的。”

沈醉为了“保命”还说了很多“有意思”的话，因为可能面临审核问题，咱们还是少说为佳，只看郑介民是不是被蒋介石毒死的。

考证历史事件，有一个原则叫“孤证不立”，也就是不能只看沈醉一面之词，但程一鸣在《军统特务组织真相》中也提到了此事，而且说得更详细：“1959年12月10日，蒋打电话给郑介民，要他到日月潭会见。当时蒋递给他一块西瓜，郑只吃了一半，暗中将一半投入潭中。他们谈完话，郑即感到不舒服，遂赶回家里，将在日月潭的情况告诉他的老婆柯淑芳。晚饭后，柯淑芳被一群女朋友拖去看电影，半夜归来，发现郑介民死于卧室的地板上，事后，柯淑芳向其亲友大骂蒋害死了她的丈夫。”

即使郑介民真是被老蒋毒死的，当时还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或秦城农场的沈醉也不可能知道：郑介民辞世于1959年12月11日，沈醉特赦于1960年11月28日，要想得知此案详情，也只能从“回来”的“老同事”那里获取消息了。

沈醉在多部回忆录中都称程一鸣为“很要好的朋友”，但他对程一鸣的记述，也仅限于在军统期间，对程一鸣归来后的活动只字不提，所以我们没有理由断定沈醉的消息来自程一鸣，也不能认定沈醉是参考了程一鸣的书籍——程一鸣的回忆录第一次印刷是1979年，沈醉“二进宫”的时候是看不见的，而且也没有任何资料证实两人在1967年前见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