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广东惠阳、增城一带，钟芳峻率领的第459旅正在日军炮火中突围。战场上，他是数千官兵的指挥官；战场外，他却是从铁匠铺走出来的农家子弟。
钟芳峻原名钟秀峰，1898年出生于广东河源黄村区宁山。父亲以打铁为生，家里并不富裕，却还能供他读几年书。少年时期，他常守在炉火旁，看父亲把烧红的铁条夹到砧上，锤声一落，火星四溅。
这门手艺没有成为他的终身职业。民国年间，地方势力盘踞，百姓做生意并不容易。钟家打造的农具结实耐用，价格也公道，却因得罪地方恶霸，生意被不断刁难。求告无门后，家业败落，钟芳峻只得离乡，到粤军中谋一条活路。
军营里的操练，比铁匠铺的锤打更苦。识字、能吃苦、身体结实，这些条件让他很快被长官注意。更重要的是，他敢冲敢拼，执行命令不含糊，逐步从士兵升任班长、排长，后来担任基层军官。
他治军有自己的规矩。亲戚、同乡来投，也不能享受特殊待遇；军纪面前，谁都一样。有人违反命令、临阵退缩，或者克扣军饷、扰害百姓，他都按军法处置。有人劝他照顾熟人，他只回了一句：“进了军营，先认军令，再论乡情。”
这样的做法，在旧军队中并不常见。钟芳峻要求部队按时起床，反复进行行军、射击、野营和队列训练。他常对部下说：“怕苦怕死，就不要穿这身军装。”这句话听着硬，却实实在在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广州的重要性迅速上升。上海、南京和武汉相继成为日军进攻重点，广州则连接香港、澳门，还是海外军需物资进入内地的重要通道。药品、汽油、军械以及部分援助物资，许多都要经香港转运广州。
日军当然不会长期容忍这条通道存在。1938年10月12日拂晓，日军第21集团军所属部队在大亚湾、澳头一带登陆，投入兵力约八万，并有军舰和飞机配合作战。登陆部队随后向淡水、惠州方向推进，目标直指广州。
钟芳峻的第459旅在罗浮山一线迎敌。日军先头部队进入九仔潭附近时，守军没有急着开火，而是利用树林和地形隐蔽待命。等敌军接近，机枪、步枪和迫击炮突然同时响起，日军队形被打乱，部分坦克甚至被迫掉头。
战斗很快变得异常激烈。日军依靠飞机、坦克和炮兵持续压制，守军的临时工事一处处被炸毁，火炮也遭到破坏。钟芳峻带着部队守住制高点，多次击退进攻。枪声停不下来，伤员却越来越多。
中午以后，日军从侧翼迂回，逐渐切断守军退路。部队只得向新塘方向撤退，途中还要穿过缺乏掩护的水田。日军飞机反复轰炸，炮火覆盖水面和田埂，许多官兵倒在撤退途中，后方补给也因道路被打乱而无法送达。
下午两时左右，第459旅已经陷入弹药不足、援军不继的困境。钟芳峻率警卫部队断后，带领残部突围。抵达新塘后清点人数，原本的成建制部队已经被打散，身边只剩下不足百人。
据相关记载，钟芳峻在突围后曾因部队伤亡惨重而试图投水，被警卫救起。随后，他又开枪自尽，因伤势过重、缺少药物救治，最终在罗浮山下的村庄中去世。关于具体地点和经过，地方资料存在不同说法，但他在广州保卫战中阵亡，已成为当地抗战记忆中的重要一页。
日军方面记载广州作战伤亡一千九百余人，中国军方统计守军阵亡、负伤和失踪人数更多。数字背后，是部队被炮火打散后的惨烈景象。钟芳峻所部损失尤其严重，许多官兵牺牲在罗浮山麓和撤退途中。
部队溃散后，年仅十五岁的勤务兵季万方被日军俘获。季万方父母双亡，早年流落街头，因读过几年私塾、识字，又机灵勤快，便被收进部队做勤务兵。他负责传递命令、整理物品，也照料长官起居。
他身边常带一只搪瓷茶缸，茶叶用油纸包好，行军途中也能给长官烧水泡茶。平日里，他还帮忙搬运物资、清洗衣物，有时承担简单的侦察和传话任务。年纪虽小，军营生活却让他很早学会了沉默和服从。
被俘后，随军的日本记者试图把这个衣衫破旧、赤脚受伤的少年拍成日军“战果”。记者拿糖果引诱他，又问他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季万方没有接受糖果，只说：“战争结束，把日本人赶出去，我要回家放牛。”
这句话后来被记录在相关材料中。照片里的季万方脚上缠着白布，身上挂着子弹带、军号和水壶，腰间还系着那只搪瓷茶缸。他没有低头，双脚仍保持着立正姿势。一个十五岁孩子的身体已经疲惫不堪，神情却没有向镜头屈服。
被关押后，季万方被迫从事繁重劳动，稍有迟缓便遭毒打。后来，他试图逃离战俘营，并参与了夜间暴动。冲击营门时，日军以机枪封锁出口，季万方在突围过程中中弹牺牲，年仅十六岁。
一个死在突围路上，一个倒在战俘营门前。钟芳峻和季万方的名字，分别留在广州保卫战的将领名册与战俘资料里，前后相隔不远，却共同指向那场战争最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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