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南京安全区内，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长魏特琳每天都在登记难民。她在日记中反复写下同一类事情：妇女被闯入住所的日军拖走，返回时衣衫破损、神情恍惚，有些人再也没有回来。
这不是传闻，也不是后人加工的传奇。南京陷落后，城内平民失去正常保护，日军大规模杀害战俘和难民，抢劫、纵火、强奸接连发生。妇女成为暴行中最容易被盯上的群体，年龄从幼女到老妇，都没有被放过。
需要说明的是，标题中所谓“发明一种酷刑”，在现有公开档案和主要研究著作中，缺少足够可靠的原始证据。类似“舔刑”的说法，多见于网络文章转述，尚未见到可以核实的日军战斗记录、受害者证词或审判材料相互印证。把未经证实的细节写成确定事实，反而会削弱真实历史的分量。
有据可查的材料，已经足够沉重。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失守，日军进入城区后，暴行迅速扩散。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约翰·拉贝、魏特琳等人的日记和报告，记录了大量妇女遭受侵害的案例。许多日记不是文学作品，而是当时为救援、交涉和统计留下的现场材料。
魏特琳在日记中记过一名年轻女子。她遭到日军侵害后，身体状况很差，却仍要照顾家人。这样的记录在她的文字里并不罕见。她常常在夜间听见哭喊，第二天又有妇女来到学校，请求躲进宿舍。能收留的人有限，日军搜查却没有停止。
更令人难受的地方在于，侵害并非全是偶然失控。部分日军士兵结伙闯入民宅、学校、医院和难民收容所，专门搜寻年轻女性。有人以“寻找士兵家属”为借口，把妇女带走；有人直接用枪威胁。受害者稍有反抗，便可能遭到殴打、刺伤甚至杀害。
一名幸存者后来回忆，日军进屋时，家中男子被赶到一旁，妇女被单独带走。她反复求情：“我已经成家了，别带我走。”对方没有回答，只用枪托逼她出门。几句简单的话，足以说明当时普通人的处境：求饶不能换来安全，躲藏也未必能够逃过搜查。
南京大屠杀期间，妇女遭受的伤害还带有明显的群体性特征。日军占领城市后，军纪约束失效，指挥体系没有有效制止暴行，一些军官甚至对抢掠和强奸采取纵容态度。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及南京审判，都将这类行为作为日军暴行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日本兵的回忆”，也不能只挑选猎奇段落。日本士兵东史郎的日记，记录了侵华战争中的所见所闻，虽然相关材料的使用需要结合版本、语境和其他证据核对，但它至少提醒人们：加害者的记录不能自动等同于全部真相，更不能因为写了“后悔”二字，就替个人洗清责任。
有些士兵在战后写下自责，有些人终身沉默，还有人否认事实。态度各不相同，受害者的痛苦却不会因此改变。历史判断不能建立在“他有没有流泪”上，而应当看事实、看行为、看造成的后果。
南京城里的姑娘，并不是供后人消费的悲惨符号。她们有姓名，有家庭，有正在读的书，有尚未完成的生活。有人是护士，有人是学生，有人刚结婚，也有人带着孩子逃难。战争把她们推到最危险的位置，却没有剥夺她们作为人的尊严。
遗憾的是，越是惨烈的历史，越容易被夸张细节遮住。翡翠吊坠、私人日记、某种“发明的酷刑”，如果没有可靠档案支撑，就不能当作事实写进历史叙述。南京大屠杀留下的证据，来自幸存者证言、难民区日记、外国人士报告、尸体掩埋记录以及战后审判档案。它们彼此参照，已经构成无法轻易抹去的证据链。
1937年冬天，南京城中有许多名字没有留下来。但档案里的每一页，都在说明她们经历了什么。对这段历史最基本的尊重，不是编造更骇人的情节，而是把已经能够确认的罪行，原原本本地保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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