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汤恩伯在日本离世，葬礼现场妻子为何始终冷着脸当众说：这是报应？
1954年5月，台北，汤恩伯拿到赴日治病的批准时，已经不再是那个能够调动大军的国民党将领。病痛之外，等待他的还有权力消退、旧日关系破裂，以及一段始终没有被家人原谅的往事。
汤恩伯早年的起步，与陈仪密切相关。1921年，他在日本留学期间结识王竟白。1924年5月，陈仪资助他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对一个出身普通、急于进入军界的青年而言，这笔资助不只是经济帮助，也意味着师长提携和政治关系的建立。
王竟白后来成为汤恩伯的妻子，陈仪则从恩师变成了岳父。这样的关系，在旧式军政圈中分量很重。陈仪是浙军的重要人物，长期活跃于国民党军政系统，对汤恩伯的仕途有实际影响。汤恩伯后来能够在军界不断升迁，显然不能脱离这层背景。
但军政关系并不等同于私人忠诚。抗战时期，汤恩伯先后担任多个重要军事职务，参与围剿红军和抗日作战，也曾在河南等地掌握相当大的兵力。他的部队规模不小，名声却颇有争议。关于军纪松弛、扰民严重等问题，国民党内部和地方社会都留下过批评。
需要说明的是，许多具体的抢掠、杀戮细节，来自回忆录、地方材料和后来的转述，责任归属并不能一概而论。不过，作为军队最高指挥者，汤恩伯难以完全撇清管理责任。军纪不能约束，军饷和补给又层层损耗，部队即使人数众多，也未必能形成真正的战斗力。
在台儿庄会战等战事中，汤恩伯部队的行动一直存在争议。有人批评其增援不力，也有人认为当时战场调度受多重因素影响，不能简单归结为个人怯战。历史评价可以有差异，但有一点比较清楚：汤恩伯的军事声誉并没有随着职务升高而同步建立。
真正改变他与陈仪关系的，是1948年末至1949年初的浙江局势。国民党在大陆战场节节失利，一些地方实力派开始考虑以和平方式处理浙江问题，陈仪便参与了相关谋划。陈仪的选择，既有对战局的判断，也有保存地方、避免战祸继续扩大的考虑。
1949年1月，陈仪方面的信件辗转送到汤恩伯处。汤恩伯没有替岳父保守秘密，而是将有关情况报告蒋介石。此举使陈仪的计划迅速暴露，随后被捕。1950年6月，陈仪在台湾被处决。对于汤恩伯而言，这不是普通的军政分歧，而是一次直接改变家庭关系的政治选择。
有人后来把王竟白在葬礼上的冷漠，概括成一句“这是报应”。这句话流传很广，却缺少足够可靠的同时代材料支撑，不能当作确定史实。可以确认的是，陈仪既是她的义父，也是丈夫早年的提携者；汤恩伯向蒋介石告发陈仪后，夫妻之间出现严重裂痕，并非毫无根据。
1949年，汤恩伯随国民党政权退往台湾。军事失败之后，他逐渐失去原有兵权，政治地位也明显下降。蒋介石并未完全否定他的旧日功劳，却没有再把关键军政权力交给他。曾经依靠军队立足的人，晚年只能在边缘位置等待安排。
1953年，汤恩伯申请赴日本治疗，没有获准。到1954年5月，病情加重后才得到批准。6月29日，他在日本接受治疗期间因手术意外去世，终年56岁。7月15日，葬礼在日本举行，参加者主要是国民党方面人员及旧部。
至于王竟白是否出席、是否当众说出那句“报应”，不同叙述并不一致，甚至存在明显的文学化加工。能够确定的历史事实，是汤恩伯与陈仪之间从师徒、亲家走向决裂，也是真实的政治事件深深刺入了一个家庭。汤恩伯去世时，留下的并不只是将领履历，还有那场关系破裂后无法弥合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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