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5月17日上午，山东沂蒙孟良崮战场附近，吴强看到被我军战士抬下山的张灵甫遗体。这个场面没有停留在战报里，而是进入了作家的记忆，后来成为长篇小说《红日》的重要起点。
吴强1910年出生于江苏涟水。抗日战争时期，他参加新四军，长期从事部队宣传和文学创作。解放战争中，他先后在苏中军区、华东野战军第6纵队工作，亲历涟水、莱芜、孟良崮等战役，手边还保存着日记和相关资料。
对吴强而言，孟良崮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胜利。此前的涟水战役有失利，也有教训；莱芜战役则展现了华东野战军运动歼敌的能力。几场战斗连在一起，既有胜负，也有转折，恰好构成了人物成长和战争变化的真实背景。
1947年春，国民党军队对山东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投入兵力约45万人。华东野战军面对的是装备精良、兵力密集的对手。5月中旬，敌整编第74师向坦埠方向推进，华东野战军原本准备打击其他部队，随后因情报变化迅速调整部署。
粟裕判断，敌军的中央出现了可以利用的空隙，便提出集中兵力，从敌军战斗队形中央突入，割裂整编第74师与左右部队的联系。陈毅听完后表示赞同，说：“好，我们就是要有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气概！”随后作战计划改变，部队停止原定行动，转而围歼整编第74师。
这场战役于5月13日黄昏发起。5月14日上午，整编第74师被压缩到孟良崮地区；至5月16日，战役结束，该师大部被歼，师长张灵甫阵亡。孟良崮战役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在山东的重点进攻态势，也成为华东战场的重要转折。
吴强没有把这段经历直接写成战史。他更关心的是，命令下达到基层以后，普通官兵怎样理解，指挥员怎样判断，战场上的犹豫、恐惧和决断又如何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战争结束后，写作条件才真正具备。1949年11月，吴强随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南下福建，驻扎厦门期间，刘胜、石东根、秦守云等人物逐渐在他的构思中清晰起来。许多细节在夜里突然出现，他常常披衣开灯，一直写到天亮。
有意思的是，《红日》里的战争并非只有冲锋和胜利。书中既写部队作战，也写官兵之间的关系，写普通人的性格缺点，还写了高级指挥员的情感生活。这种处理，在当时的军事文学中并不多见，也让人物摆脱了单一、整齐的模式。
吴强曾反复思考，究竟该完全服从史实，还是另造一个故事。他最终选择以涟水、莱芜、孟良崮等战役为基础，在真实战场上安排人物和情节。他的理解很明确：不是机械复制战史，也不能脱离历史凭空造人，文学要在事实基础上完成艺术加工。
创作过程极为艰苦。吴强完成初稿后，又到南京、杭州继续修改，桌上堆着军事资料和中外军事著作，墙上贴着每日进度。他给自己规定每天写作十多个小时，日写数千字。初稿完成时，他因长期劳累身体虚弱，体重也明显下降。
书稿的出版并不顺利。吴强曾将近40万字的定稿投给有关出版社，迟迟没有回音。1957年，在老战友沈默君帮助下，稿件转到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江晓天读完后，认为小说战争场面开阔，人物性格鲜明，尤其是对张灵甫的描写，没有简单脸谱化，而是写出了他的凶狠、狡黠、顽强和失败前的心理变化。
编辑部还讨论过石东根酒后穿敌军军服、骑马炫耀的情节。有人担心人物形象不够“整齐”，但编辑认为，人物有缺点并不等于否定英雄，战斗胜利后的兴奋、失态和事后悔意，反而更接近真实生活。
1957年7月20日，《红日》正式出版。首印和后续印刷相隔不久，读者反响迅速扩大。1963年，同名电影在全国公映，小说中的战场、人物和战斗气氛通过银幕进一步传播，成为许多观众熟悉的红色经典。
《红日》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1964年以后，书中部分爱情描写、石东根酒后失态以及张灵甫临死前的心理描写，曾被要求删改或淡化。特殊年代里，小说和电影又受到错误批判，吴强本人也遭受长期迫害。1978年，在粟裕过问下，他得到平反。
1980年，中国青年出版社重新出版《红日》，恢复了较早版本的面貌。它的价值不只在于再现孟良崮战役，更在于把战场上的战略较量、基层官兵的行动和复杂的人性放进同一部作品。军事文学由此不再只是战斗过程的记录，也成为理解战争与人的一扇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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