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4年夏，甘肃西部草原，北元大汗林丹巴图尔病倒在军营中。这个曾经试图重新整合蒙古诸部的人，最终没有死在战场上，而是败给了天花。那一年，他42岁，身边只剩下疲惫的部众和不断离散的军队。
林丹汗出身黄金家族，是达延汗的后裔。1604年，他13岁继承汗位时，所谓“蒙古共主”更多只是名义上的称号，真正听命于察哈尔汗庭的，不过八个部落。
局面并不宽松。南面是明朝，东面是正在崛起的后金，漠北和漠西又有各自为政的蒙古部落。林丹汗没有坐守祖业，而是重新整顿察哈尔部，将部众划分为六个万户，试图把军政大权收回汗庭。
他很清楚，草原上的兵马离不开粮食、铁器和贸易。明朝起初并不重视察哈尔部，双方贸易规模有限。林丹汗便通过进攻明军、争取岁赐和安抚银，迫使明朝重新评估他的价值。1618年萨尔浒之战后，明朝为牵制后金，进一步加强了与林丹汗的联系。
明朝辽东经略袁崇焕曾评价，林丹汗兵多势强，但缺少纪律；努尔哈赤虽兵力未必占优，却善于用兵。这个判断颇有分量。林丹汗能聚众，也敢征战，却很难把临时归附的各部变成真正统一的政治力量。
从1628年开始，他大举西进，先后压服喀喇沁、土默特、鄂尔多斯等部，声势一度达到顶点。问题也随之出现：这些部落是被武力逼服，并非心甘情愿。林丹汗信奉红教，而不少蒙古部落长期依附黄教，宗教立场加深了彼此的不信任。
皇太极看得很准。他没有只靠正面作战，而是把军事打击、政治招抚和部落分化同时推进。归附后金的蒙古部落越来越多，林丹汗的活动空间不断被压缩。1632年，皇太极亲率大军远征察哈尔，林丹汗被迫西撤，麾下兵力迅速减少。
更麻烦的是灾荒和疫病。史料记载，察哈尔部当时“疲甚、饿甚、穷甚”，兵员和牲畜损失严重。林丹汗原本想借进攻明朝取得粮饷，明朝却没有再像过去那样接济他，反而采取防备和驱逐的态度。
退无可退之际，他把希望转向青海和西藏。当时，青海一带有与他立场相近的势力，西藏部分政权也支持红教。只要能够进入青海，再向西藏发展，或许还能凭借宗教号召重新聚拢蒙古部众。
可惜，林丹汗没有走到目的地。军中瘟疫蔓延，他感染天花，于1634年8月病死在西拉他拉大草滩一带。随着他的死亡，北元汗廷失去最后一位试图恢复权威的大汗，察哈尔部也陷入无主状态。
大汗死了，汗庭留下的人和东西却没有消失。林丹汗的儿子额哲、遗孀及部众向河套一带退去，蒙古诸部和后金都在等待机会。对后金而言，这不只是接收一支残部，更是接管黄金家族象征的一步。
林丹汗的妻妾中，地位最重要的有八位福晋。嫡妻囊囊福晋娜木钟当时已经怀孕，林丹汗死后生下遗腹子阿布奈。三福晋苏泰是长子额哲的生母，巴特玛璪等人也各自拥有部众和财产。
这些女眷并不是单纯的后宫人物。蒙古贵族的福晋往往掌握人口、牲畜、帐幕和部众，她们的归属，直接关系到一支部落的去向。因此，后金争取林丹汗家属，实际是在争夺察哈尔部的政治资源。
巴特玛璪率部归降后金后，皇太极将她纳入宫中。有人劝说：“察哈尔正统大福晋归来，汗纳之最合适。”皇太极表面上推辞，称自己已经有一位林丹汗福晋，再娶恐怕被人议论，实际却明白，这桩婚姻能够稳定察哈尔部众。
不久，娜木钟也率部投向后金。皇太极最终再次将她纳为妃。后来，这两人都进入清朝后宫的妃位序列。其他福晋则分别被后金贵族收纳，随行的金银、器物和汗庭用品也被重新分配。所谓“瓜分”，背后其实是一次围绕部众和政治名分展开的权力接收。
额哲归降后，皇太极封他为察哈尔亲王，并把女儿马喀塔嫁给他。1636年，皇太极称帝时，额哲以蒙古贵族代表身份参与拥戴。更具象征意味的是，林丹汗旧部后来献上的传国玉玺，被清廷视为承接蒙古汗统的重要凭证。
额哲去世后没有儿子，弟弟阿布奈承袭爵位。阿布奈出生于林丹汗死后，是娜木钟的遗腹子，又长期受到清廷优待。他与皇太极家族关系复杂，政治身份也极为特殊：既是黄金家族后裔，又是清廷扶植的察哈尔亲王。
顺治年间，阿布奈长期不赴京朝见，清廷尚能容忍。康熙八年，即1669年，康熙帝亲政不久，开始削弱可能形成威胁的藩部势力，阿布奈被罢爵并拘禁，长子布尔尼承袭爵位。
1673年三藩之乱爆发后，清朝各地兵力调动频繁，察哈尔部内部有人认为机会出现。阿布奈父子与清廷积累多年的矛盾，终于转化为武装行动。康熙十四年，即1675年，布尔尼起兵，弟弟罗布藏也参与其中。
清廷随即命图海率军征讨。察哈尔部缺乏外援，内部又未能形成统一指挥，很快败退。布尔尼、罗布藏先后战死，阿布奈也被处死，参与叛乱的察哈尔贵族受到严厉处置。林丹汗死后四十一年，黄金家族在察哈尔部的嫡系支脉，至此遭到毁灭性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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