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41岁男娶22岁老挝女人，新婚夜她含泪说：她只有两个要求|大红|广东|新婚夜|老挝女人|阿珍|陈才

老挝新娘的两个要求

广东四十一岁老陈娶了二十二岁的老挝姑娘阿珍，

新婚夜她含泪说出两个要求：

“第一，别把我当商品；

第二，我想读书认字。”

老陈沉默良久，

第二天带她去了新华书店。

四十一岁这年，老陈在镇上媒人老周头那儿坐了一下午。老周头的铺子开在供销社旧址隔壁，墙面斑驳得厉害，挂着的大红喜字倒是年年换新。老陈把保温杯搁在掉了漆的茶几上，听得老周头用那根常年夹着烟的手指头点着价目表。

“越南的，八万。老挝的，六万。缅甸那边最近乱，不建议。”

老陈盯着价目表上那些地名，觉着像在挑一栏猪仔。但他没说什么，只是摸了摸自己已经开始往后移的发际线。他在镇上的五金厂干了二十年，从学徒做到车间主任，去年厂里引进了自动流水线，他的位置就没了。拿了一笔遣散费，在菜市场租了个摊位卖干货，生意有一搭没一搭的。

他相过三次亲。头一个嫌他木讷；第二个嫌他挣钱少；第三个倒是没嫌什么，就是带着个十二岁的男娃，张口就要他出学区房的首付。老陈算了算存折上的数字，默默回了家。

“去老挝吧，”老周头掸了掸烟灰，“那边姑娘乖，又嫩，花不了几个钱。手续我一条龙给你办妥。”

老陈没答应，也没拒绝，回家打开手机查了半天关于老挝的资料。那些网上的信息东拼西凑，有人说那边的姑娘朴实，也有人说这就是变相的人口买卖。他关掉手机，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裂缝弯弯曲曲的，像条不归路。

一个星期后，老陈给老周头转了账。

飞机降落在万象的时候，老陈觉得连呼吸都是潮湿的。来接他的是个三十来岁的本地男人，自称阿蓬，中文说得磕磕绊绊，一路开着辆皮卡往乡下走。路越走越窄，两边的房子从砖瓦变成了木板和茅草。老陈数着路边的牛，一共二十七头。

阿蓬把他领到一个村子，村子被稻田围着，稻子还没熟，绿油油的一片。村里有个木楼，底下养着鸡鸭，上头住人。老陈踩着吱呀作响的楼梯上去，看见一屋子人坐成半圆，像面试似的。

姑娘们一个个进来，又一个个出去。最小的看着才十五六岁，最大的也不过二十出头。她们大多低着头，偶尔抬眼看老陈一下，又飞快地垂下去。老陈坐在那里，觉得自己像个来挑牲口的，浑身不自在。

然后阿珍就进来了。

她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头发扎成一根马尾，脸小小的，颧骨上带着日头晒出的红晕。她没像其他人那样低头，而是直直地看了老陈几秒钟。那目光说不上友善，但也谈不上敌意，更像是在打量一件她不太确信的东西。

老陈被那目光钉住了。他看见她脚上穿着一双明显大了一号的塑料凉鞋，脚趾头在里面空荡荡的。

“她叫阿珍，二十二了，”阿蓬在旁边说，“家里三个弟弟，父亲腿不好，母亲一个人种田。”

老陈点点头。阿珍还是那样看着他，嘴角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最终没说出口。

阿蓬把老陈拉到一边，压低声音：“这姑娘识字，在村里算有文化的。但家里实在太穷了，三个弟弟都要娶媳妇，她爹妈的意思……你也懂。”

老陈又看了一眼阿珍。她还站在那里，双手交握在身前，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就她吧。”老陈说。

给阿珍家一笔钱，办了些他看不太懂的手续，拍了几张合影，老陈就把人领走了。整个过程快得像在菜市场称斤论两。阿珍的母亲在后面哭，三个弟弟追出来送了老远，最小的那个光着脚丫子在土路上跑，扬起一片黄尘。

阿珍没回头。

回广东的飞机上，阿珍坐在靠窗的位置，一直看着外面。老陈注意到她上飞机的时候紧张得攥紧了扶手，但云朵升起来之后，她的眼睛就亮了，嘴唇微微张开，像个第一次看见烟花的孩子。老陈想跟她说话，又不知从何说起，最终只是把飞机餐里那盒小水果推到她面前。

阿珍看了他一眼，接过水果，小口小口地吃。一颗葡萄她咬了四口。

到了镇上，街坊邻居都来瞧新鲜。五金厂的老伙计们挤在老陈那个干货摊旁边，嘴上说着恭喜恭喜，眼睛却上上下下把阿珍打量了个遍。张屠户的老婆最不客气，围着阿珍转了两圈，大声说：“老陈你可真有本事，这姑娘水灵得跟掐得出水似的！”说完又凑到老陈耳边，声音一点没压低，“不过你留个心眼，别让人跑了。”

阿珍听不懂粤语，但她看得懂那些眼神。她往老陈身后挪了半步，手指悄悄揪住了他衬衫的后摆。老陈感觉到了，那一点点拉力轻得像根头发丝，却让他的心莫名其妙地揪了一下。

“行了行了，都散了，”老陈挥手赶人，“该干嘛干嘛去。”

晚上回到家，老陈才发现他忘记准备新的拖鞋了。他翻出自己那双旧塑料拖鞋让阿珍穿，太大了，阿珍走起来啪嗒啪嗒响。他在厨房煮了两碗面，打了两个荷包蛋，把蛋多的那碗推给阿珍。阿珍说了句什么，老陈没听懂，但从她的表情看出来是在道谢。

吃完饭，阿珍默默去洗碗。老陈坐在客厅那张用了十几年的皮沙发上，听见厨房里哗哗的水声，恍惚得厉害。墙上挂钟滴答滴答走着，指向夜里九点半。他起身走到卧室门口，看见阿珍已经坐在床边了，还是穿着那件碎花衬衫，双手放在膝盖上，背挺得笔直。

老陈站在门口，忽然不知道该怎么进去。那间卧室他睡了二十年，床单是上个月才洗过的蓝格子，枕头有点塌，台灯罩子缺了个角。可现在那里坐着一个二十二岁的姑娘，从他花钱“买”来的国度，连话都说不到一块儿。

他最终在床边坐下，中间隔了能再坐一个人的距离。两个人就那么沉默地坐着，窗外传来邻居家电视的声音，播着本地新闻，播音员字正腔圆地说着什么利民政策。

阿珍忽然开口了。她说的应该是老挝语，声音很轻，轻得像怕被谁听见。老陈转过头看她，看见她双手绞在一起，指尖都泛了白。她又说了一遍，眼眶慢慢红了，但硬撑着没让眼泪掉下来。

老陈拼命想从那些陌生的音节里分辨出什么，但一个字也听不懂。他急得站起来，翻出手机打开翻译软件，递给阿珍。

阿珍接过手机，手指在上面颤抖着打了半天，然后把屏幕转向老陈。

上面写着两行字，每一个字都打得极慢，像是想了很久：

“第一，别把我当商品。”

“第二，我想读书认字。”

老陈看着那行字，半天没动。卧室里安静得能听见隔壁的新闻播报声，还在讲什么利民政策，声调平稳，字正腔圆。

他想起阿蓬说的，这姑娘识字。

二十二岁，三个弟弟，腿脚不好的父亲，一个人种田的母亲。她认识字，可能在村里上过几年学，然后就被当成一件可以换钱的物件，摆到了一个四十一岁的外国男人面前。她在那间木楼上直直地看着他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在飞机上看着云朵的时候，又在想什么？

老陈站起来，走到窗边。窗户玻璃映出他的脸，浮肿的眼袋，后移的发际线，眼角两道深深的纹路。他又看了看手机屏幕上那两行字，喉咙里像堵了团棉花。

他转过身，阿珍还坐在那里，终于有一滴眼泪滚下来了，砸在她绞在一起的双手上。她慌乱地去擦，越擦越多。

老陈走回去，在阿珍面前蹲下来。他抬着手，犹豫了一下，最终只是把床头柜上的纸巾盒推了过去。

“睡吧，”他说，明知道她听不懂，还是说了，“明天，我带你去书店。”

第二天一早，老陈被灶间的响动吵醒。他走出去，看见阿珍已经起来了，正笨拙地对着煤气灶打火，一下，两下，三下，火苗窜起来的时候她吓了一跳，往后缩了缩，又鼓起勇气凑上去，把锅放好。

锅里是米，水放多了，煮出来稀得能照见人影。灶台上还摆着一碟子腌萝卜，切得大小不一，有几块厚得像砖头。

阿珍看见老陈出来了，有些局促地搓了搓手，指了指锅，又指了指自己，意思是她做的早饭。

老陈舀了一碗，米粥稀得能数出米粒，但他喝了两碗。腌萝卜咸得发苦，他也嚼了半碟子。阿珍在旁边看着他吃，嘴角抿着，想笑又不敢笑的样子。

吃完早饭，老陈从柜子里翻出一件没穿过的新衬衫换上，又刮了胡子。阿珍还是穿着那件碎花衬衫，他把衣柜门打开，让她自己挑。阿珍看了一圈，最终只是摇了摇头，把碎花衬衫的衣角抻了抻。

镇上的新华书店在十字路口，开了十几年了，店面不大，书架挤得满满当当，空气里一股子纸墨混合着灰尘的味道。老陈上一次进来还是十多年前，买过一本《钳工基础》。

阿珍站在门口就不动了，眼睛睁得大大的，嘴唇无声地动了动。书店里有个女人带着孩子在看童话书，有老头在翻阅什么养生指南，柜台后的老板戴着一副断了腿用胶带缠着的眼镜，正低头算账。

老陈拉了拉阿珍的袖子：“进去啊。”

阿珍迈进去，每一步都走得很慢。她走到离门口最近的那个书架前面，伸出手，手指头悬在一排书脊上方，颤着，像是怕烫似的。最后她轻轻碰了碰一本蓝色封面的书，又缩回手，回头看老陈。

老陈走过去把那本书抽出来。是本《现代汉语词典》，砖头一样厚，封面上落了灰，他吹了吹，灰扑了他一脸。

阿珍把词典接过去，抱在怀里，像抱着什么了不得的宝贝。

老陈又给她挑了几本带拼音的儿童读物，一本《三字经》，一本《唐诗三百首》，想了想，又拿了本《新华字典》。阿珍看着那摞书，嘴唇又开始抖了，眼圈发红，这回眼泪含在眼眶里，转了转，没掉下来。

结账的时候老板打着哈欠：“给孩子买的？你家孩子几岁了？”

老陈没吭声，扫码付了钱。出门的时候太阳已经升高了，阿珍抱着那摞书走在他旁边，阳光照在词典的蓝色封面上，反射出一小片亮光。她低头看着那片光，忽然说了句什么，是老挝话。

老陈没听懂，但他看见阿珍笑了。嘴角弯起来，眼睛也弯起来，那笑很浅，但跟之前那种紧绷的表情不一样了，像冻了一个冬天的土里，忽然冒出一点点绿芽。

回家之后，阿珍就把那本现代汉语词典摆在饭桌上，每天翻。她从第一页开始看，一个字一个字地认，旁边摊着老陈给她买的拼音读物。老陈白天去菜市场守摊子，中午回来给她带饭，就看见她趴在桌上，铅笔头咬得坑坑洼洼，在本子上歪歪扭扭地写汉字。

她最先学会写的是自己的名字。那天老陈回来，看见本子上写了满满一页“阿珍”，有的写得大，有的写得小，有的左右结构分了家，“阿”字和“珍”字隔了老远。但每一个她都描了又描，笔画深深浅浅的，像刚学走路的小孩留下的脚印。

阿珍指指自己，又指指那行字，用生硬的普通话说：“我……阿珍。”

老陈点点头：“对，你是阿珍。”

阿珍又指指他：“你……老陈。”

老陈愣了愣，笑了：“对，我是老陈。”

阿珍低下头，在那一页“阿珍”底下又加了一行字，写得极慢，一笔一划像是用刀刻的：老陈，好人。

老陈看见了，没说什么，转身去厨房热饭。油烟机轰隆隆响起来，他背对着客厅，用力眨了眨眼。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老陈教阿珍认字，从“水火土木”开始，教到“春夏秋冬”。阿珍学得极快，像块干透了的海绵扔进水里，拼命地吸。她把所有的空余时间都用来认字，老陈半夜起来上厕所，还能看见客厅的灯亮着，阿珍趴在桌上，对着那本词典翻来翻去。

她开始试着跟老陈说话，词是蹦出来的，一个字两个字，连不成句子，但老陈听得懂。

“水，”她指着水壶，“热。”

“菜，”她指着灶台上的青菜，“多。”

老陈给她买了一部旧智能手机，装了翻译软件，但阿珍很少用。她更愿意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挤，哪怕说错了，脸涨得通红，也要自己说出来。老陈有时候觉得她像小孩子刚学走路，摇摇晃晃的，摔了也不让人扶，自己爬起来接着走。

慢慢地，老陈知道了阿珍的事。她的村子叫班纳，在万象乡下，家里确实有五个孩子，她排行老二，上面一个哥哥已经分家出去，下面三个弟弟。她上过五年学，成绩很好，老师说她聪明，但家里实在供不起了。十五岁那年她就下地干活了，后来母亲托人找到阿蓬，说有个中国男人要找媳妇，问她愿不愿意。

“我爹说，”阿珍用她慢吞吞的中文讲，“去，弟弟们，有老婆钱。”

她说到“老婆钱”三个字的时候，皱了一下眉头，像是那三个字烫嘴。

老陈沉默着听完，把她碗里的肉夹了一块到自己碗里，又夹了一块红烧肉放回她碗里。

“以后，”老陈说，“想吃肉就吃肉。”

秋天的时候，阿珍已经能磕磕绊绊地跟人对话了。她去菜市场帮老陈看摊，街坊们惊奇地发现这老挝媳妇会说中国话了，虽然调子怪怪的，卷舌音分不清，但总算能交流了。张屠户的老婆又来了，这回是来买红枣的，一边挑一边问：“阿珍啊，你老陈对你好不好？”

阿珍想了想，点头：“好。他，不坏人。”

“什么叫不坏人，就是好人嘛！”张屠户老婆哈哈大笑，又压低声音，“那你俩……那个……圆房了没？”

阿珍没听懂“圆房”是什么意思，眨着眼看她。老陈正好从后面仓库搬货出来，听见这句，脸沉了沉：“张嫂，枣子称好了，三块五。”

张屠户老婆讪讪地走了。老陈看见阿珍还在琢磨“圆房”那两个字，嘴唇无声地动了动，像在拆解什么难懂的汉字。他走过去，把一袋新到的核桃倒进筐里，佯装不经意地说：“别瞎琢磨，不是什么好词。”

阿珍看着他，忽然说：“老陈，你，好人。”

老陈手里的核桃哗啦啦掉了一地。

那天晚上收了摊，老陈在灶间做饭，阿珍在客厅写她每天的练字作业。作业是老陈给她布置的，每天写一页，什么内容都行，日记也好，抄书也好。老陈偶尔会去翻翻她的本子，看她写了什么。

这天他端着菜出来的时候，看见阿珍的本子摊开在桌上，新写了一段话，字迹比以前工整多了，虽然还是有些歪歪扭扭，但好歹横是横竖是竖了。他凑过去看了一眼，身子就顿住了。

阿珍写的是：

“今天张嫂来买枣，问我圆房。我不懂。后来老陈说不让我琢磨。老陈是好人，他每天给我做饭，教我写字，不凶我。我坐在他电动车后面去市场，风很大，他挡在前面，我就看不见风了。我会好好学中文，我想在这里活成一个人，不是一个老婆。老陈，谢谢你。”

最后四个字写得尤其大，占了半行。

老陈把菜盘子放在桌上，转过身去盛饭。电饭煲打开，白腾腾的蒸汽扑了他一脸，又热又湿。他站在那团蒸汽里，听见阿珍走过来，坐下的声音，筷子碰到碗沿的声音。

“吃饭，”老陈说，声音有点哑，“今天做了你爱吃的番茄炒蛋。”

阿珍“嗯”了一声，夹了一筷子鸡蛋放进嘴里，含含糊糊地说：“好吃。”

冬天的时候，阿珍的签证要续了。老陈带她去市里办手续，路过一所小学，正是放学时间，孩子们一窝蜂涌出来，叽叽喳喳的。阿珍趴在车窗上看，眼睛跟着那些背书包的小孩子走。

“你想上学？”老陈问。

阿珍摇摇头：“我，大了。”又想了想，说，“我想，考试。”

“考什么试？”

阿珍用她那本翻烂了的词典查过，知道中国有个考试叫“成人高考”。她把这个词写在纸条上递给老陈的时候，老陈沉默了老半天。

“那玩意儿难着呢，”老陈说，“你才学了大半年中文。”

阿珍把纸条又往前递了递。

老陈看着她的眼睛。那眼睛跟他在老挝第一次见到的时候一样，直直地看着他，没躲，没闪。目光里有种老陈熟悉的东西，跟他年轻时在五金厂学钳工一样，盯着图纸上的线条，一遍遍看，一遍遍琢磨，不服输。

“行，”老陈接过纸条，“我给你买教材。”

第二年开春的时候，阿珍的练字本已经换了三本了。她的中文说得越来越流利，虽然还带着口音，但已经能跟菜市场的阿姨们聊家常了。老陈的干货摊生意也好了些，阿珍记性好，每种干货的价格、产地、泡发时间都记得清清楚楚，顾客问什么都答得上来。镇上有几个小饭店开始固定从他们这儿进货，老陈算了算，收入比以前翻了一番。

那天傍晚收了摊，老陈骑电动车带阿珍回家。三月的风已经不冷了，带着点泥土翻新的味道，路边的油菜花开了，黄灿灿的一片。阿珍坐在后座，手扶着老陈的腰，说了句什么，被风吹散了。

老陈没听清：“你说啥？”

阿珍凑近了些，贴着他耳朵：“我说，我想去给爹妈寄钱。”

老陈把车停在一棵老槐树下面，回头看她。夕阳从西边照过来，把阿珍的脸映得金红金红的，连睫毛都镶了边。

“寄多少？”

阿珍犹豫了一下：“我，在摊子上帮忙，有工钱吗？”

老陈看着她，看了好一会儿。然后他笑了，是这大半年里笑得最舒展的一次，眼角的纹路都跟着扬起来了。

“有，”他说，“你想寄多少寄多少。”

阿珍也笑了，这回笑得露出了一排白牙，笑得鼻梁皱起来，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她坐在电动车后座上，一手扶着老陈的肩膀，一手去擦眼睛，擦了半天还是笑得直抖。

老陈等她笑够了，重新发动车子。电动车继续在乡间小路上颠簸着往前，油菜花的味道一阵一阵扑过来。阿珍的手又放回到他腰上，这回没放那么客气了，实实在在地搭着。

“老陈，”她在后面说，“你，是我第一个自己选的。”

老陈没回头，车龙头晃了一下，又稳住了。他想起老周头的价目表，想起越南八万老挝六万，想起那间木楼上阿珍直直看过来的目光。有些东西是钱买不来的，有些东西又偏偏是从钱开始的。

管他呢。

电动车拐过那片油菜花田，镇上的灯光远远亮起来了。阿珍在后座哼起了歌，调子弯弯绕绕的，是老挝的调子。老陈听不懂歌词，但觉得好听。

他加了一把油门。

风大起来，阿珍的声音被吹散在风里，只剩些尾音在耳朵边旋着，像那些她还没完全学会的汉字，一笔一划，歪歪扭扭，但终究是在纸上生了根。

后面怎么样了呢。阿珍在当年秋天参加了成人高考，报的是会计专业。老陈把干货摊扩了一倍，雇了个人看摊子，自己腾出手来跑跑配送。阿珍考上了市里的夜大，每天傍晚坐一个小时的公交车去上课，老陈有时候去接她，两个人再骑电动车回来，路过那片油菜花田的时候，花已经谢了，但田里种了新一季的稻子。

阿珍还是每两个月给老挝家里寄一次钱，不多，但固定。她跟三个弟弟视频通话的时候，弟弟们已经会用中文喊“姐姐”了，虽然喊得跟“谢谢”差不多。

她再没提过“商品”那两个字。

那年冬天特别冷，老陈买了件新羽绒服给阿珍，红色的，阿珍穿上像团火。他们走在镇上的街上，张屠户老婆远远看见了，又在跟旁边人嘀咕什么，但老陈没在意，阿珍也没在意。

阿珍挽着老陈的胳膊，羽绒服塞得鼓鼓囊囊的，老陈被她挽着走，觉着整条胳膊都暖烘烘的。走过新华书店的时候，阿珍停下来，指着那扇玻璃门。

“老陈，”她说，“你还记得吗？第一天。”

老陈看着书店橱窗里新摆出来的畅销书，想起那本落了灰的现代汉语词典，想起阿珍抱着词典站在门口的阳光里，嘴角那个刚刚化冻的笑。

“记得。”

阿珍把他的手又挽紧了些：“那两个字，第一个，你现在做到了。”

“第二个呢？”老陈问。

阿珍笑了，她笑起来的时候鼻梁还是会皱起来，跟一年前在油菜花田里一样。她伸手拍了拍自己背着的书包，里面装着夜大的课本和笔记。

“第二个，”她说，“我在做。”

风从街上灌过来，把书店门口挂的风铃吹得叮当作响。老陈把围巾解下来，绕在阿珍脖子上，一圈，两圈，绕得厚厚的，只露出她的眼睛。

那双眼睛看着他，亮晶晶的，像种子终于发出了芽。

夜大的课在冬天最吃劲。会计学基础期末考要考一整本，阿珍啃了两周，把那些借贷分录背得滚瓜烂熟，眼睛熬出红血丝来。老陈每天去菜市场之前给她把早饭做好，蒸个包子温着，旁边放一盒眼药水，玻璃瓶底下压张纸条，上面就两个字：慢点。

阿珍把那纸条收起来，夹在词典里当书签。

考试那天是腊月十六，天冷得滴水成冰。老陈下午收了摊，骑电动车去学校门口等。等了快两个钟头，冷得脚指头都没知觉了，才看见阿珍裹着那件红羽绒服从校门出来，脸色不大好看。老陈心里咯噔一下，想着大概是没考好，也不敢多问，只把怀里焐着的暖手宝递过去：“先回家，锅里炖了排骨。”

阿珍坐在后座，手没搭他腰上，那暖手宝也不握，隔了一会儿忽然闷闷地说：“老陈，成本核算那章，我算漏了一个数据。”

老陈没回头：“漏就漏了，几分的事儿。”

“十分。”阿珍的声音闷得跟从被子里传出来似的，“一道大题，十分。”

老陈不吭声了，电动车吱呀吱呀碾过路面上碎冰，冷风从领口灌进来，他下意识挺了挺背，把后面的风挡严实些。到家之后阿珍一声不响进了卧室，门半掩着，老陈隔着门缝看见她趴在床上，羽绒服也没脱，脸埋在枕头里。

他做了个决定。

第二天一早，老陈没去菜市场，他骑电动车去了市里的新华书店——不是镇上那家，是大书店，三层楼那种。他在会计专区里蹲了半个多钟头，比对着翻了四五本习题集，挑了一本最厚最全的，封面上写着“历年真题详解”六个大字。结账的时候收银员多看了他一眼，大概少见这样上了年纪的男人来买会计教材。老陈把书往怀里一揣，又拐去文具区买了支荧光笔，挑了半天，选了个嫩绿色，觉得阿珍大概会喜欢。

回到家，阿珍正坐在饭桌前翻词典，就是最早那本蓝色封面的，已经翻得书脊裂了道口子。她看见老陈进来，张了张嘴想说什么，老陈先开口了：“明年六月还有一次补考，你从现在开始准备，这道十分，咱追回来。”

他把那本真题详解放在阿珍面前。阿珍低头看封面，手指头顺着那个“真题”两个字描过去，描了两遍，忽然扑哧笑了出来。

“老陈，”她说，“你还学会，鼓励人了。”

老陈被她笑得有点挂不住，转身去厨房烧水：“鼓励什么鼓励，你是我雇的会计，将来算账算错了亏的是我的钱。”阿珍在后面笑得更大声了，笑着笑着跑过来，从背后抱了他一下，又跑回去翻书了。那一抱又短又轻，像只麻雀沾了沾枝头，但老陈站在灶台前面，握着水壶的手半天没动，壶嘴里的热水都浇到台面上去了。

年关那几天，镇上热闹起来了，菜市场比平时人多三倍。阿珍白天帮着守摊，晚上回来接着做题，老陈把客厅的取暖器搬到她脚边，自己坐在沙发上看手机，看得直打瞌睡。有时候半夜醒了，看见阿珍还在那儿趴着，荧光笔在真题集上画得花花绿绿，嘴里念念有词：“借主营业务成本，贷库存商品……”老陈听不懂，但听着那调儿怪安心的，翻个身又睡了。

年夜饭是老陈做的，阿珍打下手。两个人做了八个菜，阿珍还照着手机上的菜谱试着包了顿饺子，面皮擀得厚薄不匀，煮出来有几个破了皮，馅儿漏了一锅。老陈照样全吃了，阿珍自己都嫌不好，老陈说：“头一回包就这样不错了，比我头一回强。我头一回包的，煮出来是一锅面片汤。”

年夜饭吃到一半，阿珍的手机响了，是她母亲从老挝打来的视频。阿珍接起来，叽里咕噜说了一大串老挝话，说着说着眼泪就下来了。老陈坐在对面，安静地把菜往她碗里夹，夹了一筷子又夹一筷子，直到碗里堆成小山。阿珍挂了视频，擦了擦眼睛，鼻尖红红的。

“我妈说，弟弟们今年都盖了新瓦房，”阿珍吸了吸鼻子，“她说，让我谢谢你。”

老陈摆摆手：“谢什么，你挣的钱你寄的，跟我没关系。”

阿珍摇了摇头：“没有你，我挣不到，寄不了。”她低头扒了两口饭，又抬起头来，认认真真地看着老陈，“老陈，我当初那两个要求，第一个你做到了。第二个我也在努力。但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问吧。”

阿珍放下筷子，双手放在膝盖上，那个姿势跟她刚来那天一模一样，但眼神不一样了——那时候是紧绷的，现在松弛了，像绷了很久的弦松下来，反而更稳当了。

“你，”她说，“为什么娶我？”

老陈拿着筷子的手停了停。他在饭桌前坐了半天，看着对面那个穿红色羽绒服的姑娘，屋子里暖气开得足，她鼻尖还红着，脸上有泪痕，但那双眼亮亮的，等着他答话。

“说不上来，”老陈放下了筷子，“我妈走得早，我爸前几年也走了。五金厂垮了之后，我觉着这辈子大概就这样了，一个人凑合着到老。老周头那价目表我看了，你猜我当时想什么？”

阿珍摇头。

“我想的是，不管多少钱，来的那个人，得愿意拿我当人看。”老陈低下头看着桌面上那盘破了皮的饺子，“你那天在楼上看了我好几秒，那眼神我记得清楚，你不是在看钱，你是在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