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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机》

光绪三十二年,腊月初八,高阳城冷得邪乎。

城隍庙街口那个卖糖瓜的老汉手缩在袖筒里,哈气刚出来就白了。他斜对面,"蚨丰号"的门板还没卸完,一个穿灰布棉袍的中年人正蹲在门槛上搓手,指甲缝里全是账页磨出来的黑线。

他是杨木森,三十一岁,安新南边吴村人。

学徒时候他跑过天津卫,见过洋行里那叫"布"的东西——宽,平,一匹能顶咱土布两匹使,价钱还贱。回来那趟他在火车上三天没睡着,不是冻的,是心里烧。

"咱这窄布,一尺二,织户起早贪黑织一匹,卖出去不够买半斤洋纱。"

旁边李条庵递给他一壶烫酒:"老杨,你又琢磨呢。"

"我琢磨个屁,"杨木森仰脖子灌了一口,"再这么下去,高阳织户明年开春得有一半拆机子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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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九,商会第一次议事,在城隍庙后殿。

殿里供着城隍爷,香火没断过,底下坐了七八个布庄掌柜,有穿狐皮领的,有穿补丁棉袄的——后者是杨木森特意请来的,叫"织户代表",别人笑他"掌柜桌上摆穷汉",他没理。

"天津的日本洋行,卖一种田村铁轮机,"他在地上拿炭笔画了个草图,"脚踏的,铁轮,一人一天出布四五十尺,幅宽能到二尺二。咱木机一天十二尺,窄得跟裤腰带似的。"

"仿?"有人问。

"仿。"他说,"一台四十块大洋,请天津的师傅来教。钱我出一半,商会凑一半。"

底下安静了半天。四十块大洋什么概念?一个织户全家一年也就赚十五块。

杨木森把炭笔一撅:"我蚨丰号出三千吊底子,不存柜上,全买铁件。但有个章程——"

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

"机器不锁柜上。谁家想用,交半价抬走。没钱的交保人。纱我发你,布你织好交回来,我按件算工钱,欠的机款从工钱里扣。你织一天,就是一天的主,不是我柜上的长工。"

后殿里没人说话。城隍爷在供台上眯着眼看他们。

李条庵先开口:"这叫……啥?"

"我管它叫撒机。"杨木森说,"机器撒出去,布就撒出去了。一家发财是死水,百家发财是活河。"

头一年,高阳城外抬出去七台铁轮机。

第二年,四十七台。

第三年,过了三百。

到宣统二年,白洋淀边上、潴龙河两岸,几乎每个村口都能听见"咔嗒——咔嗒——"的铁轮声,跟早年间织木机那种闷闷的"唧唧"不一样,铁机响起来利落,像马蹄。

南边吴村有个叫二混的,原先穷得连媳妇都跟人跑了,抬了一台蚨丰的机子,头三个月交布扣完机款还落了四块大洋,第四个月托媒人把媳妇接回来了。后来他跟人喝多了说:"杨掌柜那机子,是俺家的活祖宗。"

这话传到杨木森耳朵里,他没笑,只说了一句:"机器是死的,人肯干,机器才活。"

那几年高阳布杀回天津码头,幅宽、密度、价钱三样压过日本田村布,大阪的商人写信来问"高阳何人主事",杨木森回了个名片,背面写了四个字:货真价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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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五年,蚨丰号翻了新门脸,青砖到顶,铜钉黑漆大门。

杨木森也变了。长袍换成宁绸马褂,手上有了一枚寿山石扳指,说话慢了,笑少了。南边吴村老宅扩建,要占村西八十来户的地基,管事来问怎么处置,他正在拨算盘,头没抬:"按市价补,不搬的,再补三成。"

管事说:"三成他们也不搬,那几户说祖坟在那边。"

算盘声停了。

"祖坟……"杨木森顿了一下,"迁坟费另算。再不搬,就别怪我不讲乡谊。"

那八十户,最后还是搬了。有户姓魏的老汉蹲在拆了一半的院墙根哭,说:"杨掌柜救了高阳的织户,可没救俺们这几家。"

这话没人敢传给杨木森。

民国十六年,杨木森上了中华全国总商会副会长的位子,跟虞洽卿、冯少山这些人坐在一张桌上。保定府送匾,安新县送匾,高阳商会门口那块"热心向学"是师范讲习所师生亲手写的。

那年白洋淀大水,四门堤决了口子,他跟潘龄皋踩着泥到堤上,鞋陷进去拔不出来,光脚走了一天。回来后开仓放粮,设粥场,捐了三千块修堤。冬天慈母医院门口排着队领药,他让伙计记账,穷人不收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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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也是那几年,地下党在安新一带活动,高蠡暴动前后,有人找他"借"钱,他没借,转头给县保安团捐了枪。

两笔账,一笔写在功德簿上,一笔刻在人心里。

民国二十六年秋,日本人过了保定。

高阳城乱了。杨木森把柜上能转的账转去北平,带着家眷走的头天晚上,一个人站在蚨丰号后院,听见远处还有铁轮机在响——不知道谁家夜里还在赶活。

"咔嗒,咔嗒。"

他听了很久。

长子来催:"爹,该走了。"

他嗯了一声,没动。风从门缝钻进来,吹得廊下那盏气死风灯晃了两晃。

后来村里老人说,杨掌柜走的时候没回头。也有人说回了一次头。到底回没回,没人说得准。

他死在北平,民国二十八年,七十五岁。灵柩运回南边吴村那天,白洋淀落了那年头一场大雪。

送殡的队伍很长,有穿长衫的,有光脚扛铁机梭子的。两边的人,都没跟对方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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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继续第二部《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