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王继祖
春秋中叶，东迁于成周洛邑的周天子，春风不在，威严无存，五霸轮流坐庄，挟天子而令诸侯。众多中小诸侯国，见风使舵，谁的拳头硬，便认谁做盟主。当此之际，礼崩乐坏，何以忠意识流溢于晋国？何以忠文化率先发祥于晋土？而关于忠文化最早的史载，最有影响的史事，又何以发之于太原大戎狐氏之狐突？
这个有些冗长的连连设问，要求我们围绕忠文化产生的历史原因、时代背景，梳理出一个比较客观的、较为准确的答案。
追根溯源，忠文化虽然滥觞于春秋中叶，但其早在西周创建之初，便埋下伏笔。周初之“大分封”，是自上而下的新王朝政治御国体制，是建立在血亲基础上的宗族制度。所谓分封，实际上包含着“天子有天下”“诸侯有国”“大夫有家”的多重内容。姬周之大厦，就是由诸侯、大夫之梁柱支撑起来的。其中，主要的、大的诸侯国，诸如鲁、齐、燕、卫、晋、郑、宋等就是周王朝的肱骨之国。是时，后来的秦、楚大咖，还在爪哇国。
我们以鲁国、卫国、晋国为例，其它不赘。鲁国是大名鼎鼎周公姬旦的封国。姬旦因在朝为相，协助武王治理天下，他的长子伯禽遂首封于鲁。卫国是武王一母同胞的血亲小弟，是“亲亲”国策的最坚实力量。至于晋国，初名唐，是武王之幼子，属姬周二代第一个被封国的诸侯。
鲁国、卫国之封地，都是亡殷的“畿内”之地。周灭商，防商叛，分封鲁、卫两国于殷之故地，实为镇而压之。
晋国之封地毗邻宗周镐京，成周洛邑，地处“表里山河”之间，以为王室东、北之屏障，政治军事地理位置至关重要。
上述这些文字绝非闭门杜撰，与之同时代所著之名著《左传•定公四年》早有明阐：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蕃屏周……命以《伯禽》，而封少皞之虚。分康叔……命以《康诰》，封于殷墟，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
这则史料，是对周初分封诸侯最为详备的一段史载，其他相关载论，难以与之比肩。就是这段史料，明述了三个重要的诸侯之国，分别授受了两项重要的治国之策。鲁、卫两国共用“启以商政，疆以周索”之策；唐国即后来之晋国，独奉“启以夏政，疆以戎索”。
何谓“启以商政，疆以周索”？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康诰》告诫鲁、卫两国，要沿用商的政事，按照周的制度和治国方略治理。
何谓“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唐诰》告诫唐伯叔虞，治唐要沿用夏朝的政事，按照戎狄之族的习俗、制度去治理好自己的国家。
周天子授命鲁、卫两国的“周索”，和授命唐国的“戎索”，有着本质的差异。前者是要用周王朝的治国之策，即“周礼”去治国；后者却是要尊重戎狄的习俗和治理方法，治理自己的封国。从而使唐（晋）国获得了“一国两制”的特权，可以脱开“礼乐治天下”的“周礼”硬杠杠，因“戎”而异，因地制宜去处理国事、政事。得到了相对宽松的自治权力。
就是这个相对宽松的“戎索”之策，使晋国较早地脱开了“周礼”之桎梏，导致了后来晋国“僭越”之乱频发，导致了后来晋国的公族自灭公族，直至私家势力壮大，忠意识率先在晋国滋生、流溢，忠文化率先在晋国萌生、滥觞。
请看晋国从初封到称霸的数百年间出现的异变传奇之事。
《周礼》是书名，去掉书名号，则专指姬周“礼乐治国”的礼制。诚如《礼记•曲礼上》而言：“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诚如《左传•隐公十一年》而述：“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从中可鉴，所谓“礼”中，饱含着“法”的因素，礼与法是“王之大也”，是以礼治为主，礼法兼用的治国方略。是姬周维护森严等级，维护宗族秩序，治理国家的一种精神武器，是安邦定国的文化软实力。
然而“叔虞封唐”，便有失“周礼”之尊严。儿天子用“剪桐封弟”的游戏，便封了个儿诸侯。明明是一派戏说，却载入严肃的正史，传承数千年，真是奇哉怪也，这是为何？
初封之唐国，不过“百里之国”，却因地处戎狄间，享有了不受“周礼”约束，“疆以戎索”的一国两制。周天子的镐京也地处戎狄间，怎无此说？
唐叔虞死后，燮父袭爵，就因境有晋水，便能自改国号为晋，成为整个姬周独一无二的“今古奇观”。唐侯、唐国是周天子封的，燮父何德何能，竟敢自改侯名、国号？
上述三事，均发生于西周之初，哪一件不是有悖于“周礼”之举！这些载之于史，传之于世的非常规之事，发生在西周创建之初，国力鼎盛，或许无碍大局。但是，从长远的观点看，常有特殊之事发生，需要特殊对待，对宗主周天子未必是好事！对国家的长久长安，未必是好事！因为它在潜移默化中，破坏了西周王朝的制度化管理，影响了规范化执政，必然会引出意想不到的非常后果，甚至生出什么幺蛾子来！
晋国的这些事关国体的异化之事，终于导致西周日衰的周宣王四十四年（前785），首次出现了庶出小宗殇叔，乘其兄晋穆侯之卒，僭夺晋侯之位的悖逆之行，这是晋国又一次目无宗法，犯上作乱，挑战嫡宗，挑战天下共主周天子的倒行逆施，本应天下共诛之。
然而，所谓姬周的中兴之主周宣王，对此大逆之罪，置若罔闻。晋太子姬仇无奈，只好用四年时间，自筹力量，组织家臣、死士，袭杀殇叔，把一个堂堂正正的正义之行，用鸡鸣狗盗的手段完成。
在这种西周行将灭亡，周礼崩坏，宗主地位、宗法制度，摇摇欲坠的时代背景下，周以来倡行的“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见《左传•桓公六年》）“五名”：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见《同上》）“六顺”：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见《左传•隐公三年》）等，约束人们道德观念的行为准则，已成纸上文章，不再适合社会发展的需求，不能维护行将寂灭的宗主国家、奴隶社会。一个大动荡的时代“春秋”，悄然却迅速地到来。
在这个大动荡当中，又是在晋国，小宗“桓庄之族”，坚持67年打击晋侯，杀五侯，逐一侯，终于在武公三十八年（前678），以小宗灭大宗，晋国国号不变，却江山易主。
是时，忠意识已在晋国公然流溢。这就是“忠意识”流行晋国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原因。此时，其他诸侯国似乎还不存在晋国的这种国情。
晋武公之子晋献公姬诡，从小在晋国大宗与小宗的公族倾轧中濡染，尔虞我诈的阴谋中熏陶。实践告诉他，国之存亡，族之祸福，上不在周天子，下不在卿大夫，就在国之公室（公族）的萧墙之内。他登基之后，自除公族，灭桓庄之后，放逐公族子弟，重用私家大夫，改变国家与公族之关系，大肆培养官僚阶层与士阶层。公室与卿大夫的关系，已经不再依托血缘关系和孝悌精神，维系国君公族与卿大夫私家的忠意识，迅速向忠文化迈进，君信臣忠的忠文化顺应历史的需求，应晋国之运而生。
生活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太原大戎狐氏，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晋献公娶狐突二女为妃，狐突举家赴晋国为臣，在如此纷争险恶的环境中生存，真是势单力薄，危机四伏。大戎狐氏取信于献公，以及后来之文公重耳，靠血缘关系不靠谱！靠孝悌精神也不靠谱！靠什么？靠流溢于晋土的“忠意识”，靠为晋侯献身，忠贞不二的“忠文化”才是家族生存、发展的唯一途径。
就这样，久久流溢晋国的忠意识，以及嬗变为人文精神的忠文化，成为新入晋国不久的大戎狐氏代表人物狐突，为了生存，为了发展的必然首选。他顺应历史潮流，应时应运，用忠文化做武器，唱响了中国忠文化的第一首悲壮之歌！
责编 宋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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