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纸调令下来，三十岁的人了，终于要离开这片高天厚土。心里头空荡荡的，想起四年前往这儿走的时候，那股子新鲜劲儿早就没了，剩下的全是对那个藏族姑娘的愧疚。有人说在高原谈感情，除非只是生理冲动，否则千万别碰当地姑娘，这话听着刺耳，细琢磨全是血淋淋的道理。

那时候刚下飞机，贡嘎机场的大太阳毒得睁不开眼，柏油路都被晒得冒油。我在日喀则修路架桥，一干就是三年，头一年待在拉萨。也就是在那时候，撞见了桑吉。那天闲逛到八廓街，钻进一家甜茶馆，门帘子一掀，昏暗灯光里，她端着高高一摞杯子晃晃悠悠。眼瞅着要摔，我顺手扶了一把，她就那么笑了笑，露出一口白牙，脸蛋上的红晕透着淳朴。

一来二去，熟络了。她汉语不利索，手指头在桌上比划半天我也未必全懂，大伙儿就那么看着乐。藏面摊前，两碗面分着吃，她烫着舌头吐舌头的俏皮样，现在想起来都扎心。那时候只顾着享受当下，工地累点算啥，晚上有她陪着，日子过得跟蜜似的。

可日子哪能一直是蜜糖？第三年春天，她母亲拦住了我们的去路。那位老人家用藏语低声说了几句，眼神里全是审视，那种冷，比冬天的风还要刺骨。桑吉低着头，不言语。那一瞬间我就明白，这道坎儿过不去。老人家的顾虑没错，我是外地人，是个过客，项目一结束，拍拍屁股走人，留下的烂摊子谁收拾？

尼玛出现了，这是个地道的本地后生，年轻，踏实，哪儿也不去。他找到我，话不多，句句在理。他说他知道我迟早要走，他不争，就等着我走。这话听着让人窝火，可人家占着理，硬是让人无话可说。桑吉问我以后怎么办，我支支吾吾，答不上来。能怎么办？父母在老家盼着，内里的生活才是归宿，这里再好，终究不是家。

这就是现实，哪怕心里有一万个舍不得，身体却很诚实，必须回到那个氧气充足的世界里去。走的时候特意换了号码，没敢道别。桑吉那个按在肩膀上的手，沉甸甸的，像是要把什么责任压给我，我却接不住。那个靠窗的位置，以后大概属于尼玛了吧。

今年成都的朋友聚会，有人提起八廓街的那家甜茶馆，说老板娘嫁给了本地小伙，日子过得安稳。听到这话，端着酒杯的手抖了一下。有些人，注定只能用来回忆，不能用来生活。那个曾递给我半杯水的姑娘，那个笑着说水很甜的笑脸，都留在了那个回不去的夏天。这便是成长的代价，也是异乡人必须懂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