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日，皮某某驾驶小客车行驶时，与骑自行车的袁某发生碰撞，造成袁某受伤。交警认定皮某某负全部责任，袁某无责任。袁某被诊断为颈椎病、颈椎间盘突出症、颈椎管狭窄症、脊髓损伤、四肢不全瘫等，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鉴定意见同时指出：在颈脊髓及神经根受压需手术治疗的损害结果中，袁某原有疾病为主要因素（原因力占75%），外伤为次要因素（原因力占25%）。袁某起诉肇事方索赔，一审法院依据鉴定意见酌定侵权人承担50%的伤残赔偿金，二审法院维持该比例。袁某不服，经检察机关抗诉后由高级人民法院再审。

【裁判观点】再审法院认为：袁某对交通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产生均无过错，其自身颈椎基础疾病仅是与事故后果存在客观上的介入因素，并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以受害人自身疾病对伤残结果的参与度作为减轻侵权人责任的理由，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按照疾病参与度比例扣减伤残赔偿金，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袁某的伤残赔偿金应全额支持。

本案的争议焦点极具典型性：受害人自身原有疾病对损害后果有影响时，侵权人能否据此减轻赔偿责任？这个问题在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分歧，一审、二审、再审给出了三种不同的答案。

一审法院试图区分"自身体质"与"原有伤病"，认为自身体质不能减轻侵权人责任，但原有伤病对损害结果的扩大具有叠加作用，侵权人难以预见，故不应承担该部分赔偿责任，据此酌定侵权人承担50%。二审法院进一步论述：虽然自身疾病不属于袁某的过错，但由于损害后果超出正常情况下的预期范围，依据可预见原则，50%的赔偿比例并无不当。二审法院仅在医疗费等住院治疗费用上纠正了一审，认为不应考虑疾病参与度，但对伤残赔偿金仍维持了50%的扣减。

再审法院作出了根本性逆转。再审法院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原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七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指出该条规定的减轻责任事由仅限于"被侵权人过错"，而受害人自身疾病不属于过错。医学鉴定中的"因果关系参与度"是从医学角度判断疾病与外伤在损害结果中的作用力大小，不能等同于法律上的责任划分。交通事故是导致袁某伤残的直接原因，若无此次事故，袁某的颈椎基础疾病并无手术必要。因此，侵权人应对全部损害后果承担责任，不应因受害人自身疾病而扣减赔偿金。再审法院最终撤销一审、二审判决，改判袁某获赔313055.89元，较二审多支持44187.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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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意见】上海融孚（连云港）律师事务所王伟国律师认为，本案再审裁判与最高人民法院第24号指导性案例精神一脉相承，对统一此类案件裁判尺度意义重大，特提示以下法律要点：

一、医学参与度≠法律责任比例。司法鉴定中"原因力""参与度"是对损害后果形成机制的医学评价，反映的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因果关联强度。而法律责任的认定需依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核心判断标准是"过错"。受害人自身疾病是客观状态，不是行为，更不是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只有受害人存在过错时才能减轻侵权人责任，将医学参与度直接套用为法律上的赔偿比例，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二、可预见原则不能成为减轻侵权责任的法定事由。二审法院以损害后果超出预期范围为由扣减赔偿，但我国侵权责任法领域并未将"可预见"作为减轻责任的法定事由。侵权人应对其侵权行为造成的全部损害后果承担责任，即便受害人因自身疾病导致损害后果较常人更为严重，这也不构成减免责任的理由。正如法谚所言："侵权人必须接受受害人本来的状态。"

三、交通事故受害人应注意举证策略。当对方提出疾病参与度抗辩时，受害人可从以下角度反驳：一是强调自身疾病并非过错；二是证明若无交通事故，原有疾病无需手术治疗；三是援引最高人民法院第24号指导性案例及本再审案例作为裁判参照。

四、侵权人应充分认识全责的法律后果。交通事故负全责一方不得以"对方身体不好"为由减轻赔偿，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是分散风险的最佳途径。本案肇事车辆未投保交强险，所有赔偿均由个人承担，教训深刻。

注：本文已做完整脱敏处理，仅是个案分析，文中观点仅系律师个人理解，不代表法院立场，不构成个案及类案法律意见，仅用于法律科普。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可以联系上海融孚（连云港）律师事务所王伟国律师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