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已经站在好人一边，适法者更应站好自己的立场，让制度跑在舆论之前，让人道主义真正发自内心、出于自愿，没有胁迫的阴影，更无耗竭的疲惫。
文/顾左右（法律学者）
近日，一名老人身体不适进牌馆休息，约四分钟后晕倒。店主帮扶送医后，老人仍不幸离世。这本是暖心之举，但后面发生的老人家属向店主索赔10万元，却让此事偏离了善意。
据红网消息，有关部门对此进行了调解，确认店主没有过错，不承担法律责任。最后，店主支付了“人道主义补偿”1.9万元。此事引发热议后，当地司法部门介入调查、相关部门提出愿意给他们补贴、事件完整监控视频曝光、当地企业向店主送上2万元慰问金。
目前，此事仍在发酵，但其中有一个重要追问不能忽略：一个无过错无责任的好心人，何以在“调解”后，还付出了一笔“人道主义补偿”？现实中，还有多少类似补偿，是被“人道主义”逼出来的“自愿”？
“好人法”的制度功能，不该被架空
当一方用扬言“把遗体搬门口”等行为施压，另一方在压力下同意给予补偿，所谓“自愿”已名存实亡。店主儿子表示，母亲因此事失眠、头晕、吃不下饭，父亲便给对方转了钱。如果出现身心俱疲、担心被纠缠甚至店铺经营难以为继，便是陷入了一种“危困状态”。店主若在这种状态下签署了“人道主义补偿协议”，其意思表示的真实性存疑。
民法典第184条明确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这条被称为“好人法”的条款，立法目的正是为善意撑腰。其实在编纂过程中，该条款一度保留“除有重大过失外”的情形，但最终版本完全删除了“重大过失”的相关限制。这为见义勇为者解除了后顾之忧，给善意的救助人吃下了一颗定心丸，让善行善意得到尊重。
这是法律为善意施救者给出的制度保障。如果连并无不当且未造成损害的救助，都逃不过“被自愿”的补偿，“好人法”的制度功能非但不能充分发挥，还会被彻底架空。
至于“补偿”制度，民法典中确有规定——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也就是说，有权获得补偿的应是好心人、帮扶人的角色，需要给予补偿的则是受益人。
此事中，老人去世，帮扶他的店主并非侵权人，而是实施紧急救助的一方。如果店主因救助老人受影响而产生营业损失，在没有侵权人的情形下，其实有权请求受益人适当补偿。至于店主支付的1.9万元“人道主义补偿款”，即便视为自愿给付，在法律性质上也更接近单方赠与。如果赠与人能证明是受胁迫作出非真实意思表示，店主有权请求撤销。
“人道主义补偿”，不是息事宁人的工具
细看这起事件，最令人不安的不是索赔本身，而是一闹就可得利的荒诞过程。对主动帮扶的好心人而言，摊上会闹的人，就得走程序上自愿、实质上被迫的“人道主义补偿”。那人道主义变成了什么？
人道主义，本该是对同类苦难的悲悯，是守望相助的温情，是出于不忍而自愿付出的道德自觉。
然而，在一些案例中，人道主义会跟“被自愿”关联在一起。患者或家属对治疗效果不满，到医院吵闹、拉横幅、围堵诊室，有的医院即便无过错也最终以“人道主义补偿”了事；消费纠纷中，“不赔就曝光”“不解决就举报”的暗示，更是司空见惯。
这些场景有一个共同特征：补偿方即使无过错，仍被要求给予经济补偿。当“被自愿”的补偿还披上了一张调解协议的外衣，那就是用看似合法的形式，掩盖内在不合理的实质。
如果“人道主义补偿”被异化为息事宁人的工具，危害便远不止于个案。一旦“补偿”的金额是通过胁迫谈出来的，人道就不见了。所谓补偿也仅是花钱了事，而非善意的表达。让无辜的人为本无责任的后果买单，发展下去，“人道主义补偿”还可能被异化为责任转嫁的载体。
要扭转这一局面，需要多方合力。尤其是介入调解的职能部门，必须守住法律底线，无过错即不担责，这是制度约束，而非可以灵活处理的软性条款。调解是定分止争的手段，不是和稀泥的工具。在事实清楚、责任明确的情况下，职能部门、调解组织应理直气壮地支持无过错方。对于以闹为手段胁迫他人的不当行为甚至违法行为，应依法处置，不能因当事人敢闹、会闹就网开一面。
“以后再遇到需要帮助的事或人，还是会站出来，尽自己一份力去帮一把。”即便经历了不必要的纠纷，店主还是保持了一颗善心。应当说，此事引发的围观者共情与鼓励，正在持续传递，赋予了店主继续向善的勇气。但如此曲折地讨回公道，对好心人来说可遇而不可求。
这件事之所以被广泛讨论，也是因为人们不想再看到“被自愿”的“人道主义补偿”。法律已经站在好人一边，适法者更应站好自己的立场，让制度跑在舆论之前，让人道主义真正发自内心、出于自愿，没有胁迫的阴影，更无耗竭的疲惫。
编辑 赵瑜 审核 任志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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