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年春天,林建明回到上海的第二个月,收到了一封信。信封上没贴邮票,是直接塞进他厂宿舍门缝里的。牛皮纸信封,里面只有一张对折的信笺,没有抬头也没有落款,只有一行钢笔字,笔迹娟秀工整,像刻在石头上的。
"你走那天我在槐树底下站了一夜。"
林建明攥着那张纸在宿舍里坐了很久。窗外的梧桐开始发芽了,嫩绿的叶子在风里翻着面,哗啦啦地响。他把信笺翻过来又翻过去,背面什么都没有,正面的字迹他看了十几遍。那个槐树底下,他想起来是谁了。
知青下乡第四年,他从淮北的杨庄大队被调到了更偏远的柳树岗。说是调,其实就是得罪了大队书记,被发配到连路都不通的穷山沟去。柳树岗一共三十来户人家,窝在皖北平原上一处低洼地里,四周种着成片的杨树和槐树,春天槐花开的时候,整个村子都泡在甜腻腻的香气里。
他是那年清明过后到的。生产队派了一辆牛车去接,赶车的是个瘸腿的老汉,一路上不言不语,只偶尔用鞭杆敲敲牛屁股。牛车颠颠簸簸走了大半日,林建明坐在车尾看着两边的麦田往后退,麦苗青绿青绿的,像铺了一地的绒毯。越往前走村子越稀疏,后来连麦田都少了,变成一片片荒草地,长满了齐腰的野蒿子。
柳树岗到了。村口那棵老槐树得有三四人合抱那么粗,树冠遮了大半个打谷场,枝干虬结着伸向天空,像一把撑开了不知道多少年的巨伞。槐树底下坐着几个女人在纳鞋底,看见牛车过来都抬起头张望。林建明从车上跳下来,腿有点麻,踉跄了一下。女人们低低笑了起来,又赶紧低头假装纳鞋底。
领他去住处的是生产队长,姓赵,四十多岁,瘦得腮帮子都陷进去了。赵队长把他带到村东头一间土坯房前,指了指门:"就住这儿。以前是大队仓库,腾出来了。你自个儿收拾收拾。"
土坯房不大,一间半,外间砌了个土灶,里间一张木板床,墙上糊的报纸发了黄,边角翘起来能看见里面黄泥胚子。屋顶有几处漏光,地上的泥地踩得油光发亮。林建明把铺盖卷放在床上,站在门口往外看。院子里光秃秃的,只有墙角长了一丛野枸杞,枝子上还挂着去年冬天没掉干净的红果子。
那天晚上他借着灶台的火煮了碗稀粥,就着从杨庄带来的咸菜吃完了,躺在木板床上听外面的风声。柳树岗的风跟别处不一样,呜呜地穿过槐树林子,像有人在哭。他翻了个身,木板床吱呀响了一声,屋顶漏下来一缕月光,照在对面的墙上,白花花的。
第二天赵队长带着他上工,分派的活是跟着村里几个妇女去地里拔草。林建明蹲在田垄上跟在一群女人后面,弯腰拔那些野稗子,太阳晒在后背上火辣辣的,汗珠子顺着下巴滴进土里。旁边一个包着蓝头巾的女人看了他一眼,把水壶递过来:"喝口水吧。"
那是苏晚秋。林建明第一次听见她说话,声音不高不低,像溪水淌过石头。他抬起头接过水壶,看见她口罩上面的眼睛,睫毛很长,瞳仁是浅褐色的,在太阳底下像两颗琥珀珠子。她大概三十出头,头发在头巾下面挽了个髻,露出光洁的额头,皮肤白得不像是常年下地的人。
"谢谢。"林建明喝了一口水,水是凉的,还带着点井水的甜味。他把水壶递回去,苏晚秋接过来没说什么,转身又弯腰拔草了。她的背影很单薄,蓝布衫的肩胛处有一块补丁,针脚细密,像一朵小梅花。
旁边一个叫翠芬的女人凑过来小声说:"你别跟她多说话。"
"为什么?"
翠芬朝苏晚秋的方向努了努嘴:"她是寡妇。她男人三年前死了,坊间传是被她克死的。村里人都躲着她走。"
林建明看了看苏晚秋的背影,她蹲在田垄另一头,锄头起落很稳当,一下一下把土松开了。太阳照在她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上,整个人像一株长在田埂上的野菊花。
晚上收工回来,林建明在灶台前生火,柴禾受了潮,烟大得呛人。他蹲在灶膛前面吹火,眼睛熏得直流泪。忽然听见院门口有人喊:"林同志在吗?"
他出去一看,苏晚秋站在栅栏外面,手里端着个粗瓷碗,碗里卧着两个黄澄澄的窝窝头。
"我看你那灶一直没冒烟,估摸你没吃上饭。"苏晚秋把碗递过来,"窝头我蒸多了。"
林建明接过碗,窝头还烫手,玉米面的香气扑鼻而来。他想说句谢谢,但喉咙里像堵着东西,只点了点头。苏晚秋也没多留,转身就走了,脚步很轻,踩在泥地上几乎没声。她的背影在暮色里越走越远,最后拐过村口那棵老槐树,看不见了。
那天晚上林建明就着灶火啃窝头,玉米面粗拉拉的,但蒸得蓬松,咬一口掉渣。他嚼着嚼着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一个人在这荒村野岭里待了三年多了,头一回有人给他送吃的。
日子一天天过去,林建明渐渐跟村里人熟了。柳树岗的知青就他一个,原先下放在这里的几个,有的返城了,有的调走了,最后剩下他这根独苗。村里人对他倒还客气,虽说他是从杨庄"发配"来的,但好歹是个文化人,能帮着记工分、写信、读报纸。赵队长有时候晚上来找他,让他把大队的账目理一理,完了递根烟给他,也不多说什么。
林建明跟苏晚秋的交集也多起来。两个人分的地挨着,干活的时候经常碰面。起初只是递个工具、搭把手,后来话也多了。苏晚秋不像村里别的女人那样爱说笑,话不多,但说出话来句句都在点上。林建明有次跟她聊起庄稼,说起书上写的"深耕细作",她竟然接话说了几句农谚,什么"麦要浇芽菜要浇花",说得头头是道。
"你还懂这些?"林建明有些意外。
苏晚秋笑了笑,低头用锄头把土块敲碎:"种了三年地,谁都会了。"
那年夏天,林建明在工地上扭了脚踝。脚脖子肿得像馒头,走路一瘸一拐的。他一个人在土坯房里躺着,灶台上的冷锅冷灶,连着两天没生火。第三天傍晚苏晚秋来了,端着个小砂锅,里面炖着萝卜汤,还放了把晒干的山菇。
"你怎么来了?"林建明靠在床头问她。
"翠芬说你两天没下地了,我寻思着来看看。"苏晚秋把砂锅放在灶台上,转身看了看屋里的光景。墙上糊的报纸又掉了几块,屋顶漏光的地方用破布塞着,床上就一床薄被子,枕头是几件叠起来的衣裳。
她什么也没说,从怀里掏出个小布包,打开来是一把干薄荷叶。"泡水喝,消肿的。"她把薄荷叶搁在灶台上,又看了看砂锅,"汤趁热喝,我回去了。"
那天晚上林建明喝着萝卜汤,汤里放了姜片和山菇,鲜得很。他喝完汤把薄荷叶泡了水,捧着粗瓷碗坐在门口看院子里的月亮。苏晚秋来的时候提的马灯还放在门槛边,灯油烧了一半,火苗在玻璃罩里跳着,把他的影子投在土墙上。
后来脚好了,林建明隔三差五去苏晚秋家坐坐。她家在村西头,比他的土坯房还要破,三间土房塌了一间半,剩下一间住人一间堆放农具。院子倒是收拾得干净,墙角种着几棵向日葵,秋天的时候头垂得低低的,露出黑黢黢的籽盘。屋檐下挂着几串红辣椒和干豆角,风一吹晃晃悠悠的。
苏晚秋有时候会给他补衣服。林建明的衣裳都是在供销社扯的蓝布做的,自己胡乱缝两针就穿,袖子开线了也懒得管。有一回他去苏晚秋家借锄头,她把锄头递过来的时候看见他袖口豁了个口子,说"脱下来我给你缝缝"。林建明有些不好意思,但苏晚秋已经拿起了针线筐,针是别在头巾上的,穿着白线,她在袖口上补了个工整的补丁,针脚密得像蚂蚁排着队。
"你手艺真好。"林建明把袖子翻来覆去看了看。
苏晚秋垂着眼把针线筐收起来,说了一句:"以前在家里跟娘学的。"她说"家里"两个字的时候声音轻了一下,像薄冰底下淌过的水。
林建明没问她以前的事。柳树岗的人都说她是外乡来的,嫁到这儿不过五年,男人就死了,娘家在哪里没人知道,她也不提。林建明只知道她姓苏,晚秋大概是名字。别的,她不说,他就不问。
那年秋天收完稻子,村里办了一场酒席。赵队长家里杀了一口猪,请全村人吃杀猪菜。林建明坐在男人那桌,喝了两碗米酒,头有点晕。散席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他拎着马灯往回走,路过村口那棵老槐树,看见树底下蹲着个人影。
他走过去一看是苏晚秋。她抱着膝盖坐在树根上,头埋在臂弯里,肩膀一耸一耸的。马灯的光照过去,她抬起脸来,脸上全是泪。
"你怎么了?"林建明蹲下来。
苏晚秋摇了摇头,把脸上的泪抹了抹,站起来要往家走。但她可能是喝了酒,脚步有点虚,晃了一下。林建明伸手扶住了她的胳膊。隔着薄薄的布衫,能感觉到她手臂冰凉。
"我送你回去。"
苏晚秋没挣开,由他扶着慢慢往村西走。月亮升起来了,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长长的,交叠在一起。她一路上没说话,到了院门口才站住,低着头说:"林同志,你回去吧。"
林建明松了手。她推开院门走了进去,门在身后关上了。他站在外面听见屋里传来一声极轻的呜咽,又被风吹散了。
那晚回去之后林建明翻来覆去睡不着。木板床吱呀吱呀响着,他盯着屋顶漏下来的月光想了很久。那个女人身上有太多他看不懂的东西。她明明是被全村人避着的"克夫寡妇",却活得比谁都干净整齐。她的眼睛里偶尔会掠过一丝不属于庄稼人的神情,像书里写的那种"温婉",林建明在城里见过,在那些读过书的女人身上。
但这里是柳树岗。方圆三十里连个中学都没有的柳树岗。
秋天过完就是冬天。皖北的冬天干冷干冷的,北风刮在脸上像砂纸。林建明的土坯房里四处漏风,灶台烧再多的柴都暖不热屋子。他裹着棉被坐在床上看书,手指冻得翻不动书页。
有天半夜他听见院子里有动静,披衣服起来一看,苏晚秋站在门口,怀里抱着一个瓦罐。她脸冻得发白,鼻尖通红,说话时呵出的白气像烟。
"我煮了姜汤,给你送一碗。"
林建明赶紧把她让进屋里。苏晚秋把瓦罐放在灶台上,打开盖子,姜汤的热气腾起来,满屋子都是生姜和红糖的甜香味。她舀了一碗递给他,碗壁烫手,林建明捧着暖手。
"这么晚了你一个人过来,路上不怕?"林建明问她。
苏晚秋站在灶台边搓着手指,没接话。灯影里她的轮廓有些模糊,侧脸的线条柔和得像水墨画里的远山。过了一会儿她轻轻说:"怕什么,这条路我走了三年了。"
林建明端着碗的手顿了一下。他抬头看她,她正望着墙上糊的报纸出神,不知道在看什么。
"苏姐,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苏晚秋的目光从报纸上收回来,落在他脸上。那目光很平静,像一汪深不见底的潭水。她沉默了片刻,嘴角弯了一下:"种地的呗。不然还能做什么?"
可她笑的时候眼睛里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太快了,快得像流星划过夜空。林建明看见了,但他没再追问。
那年冬天特别长。腊月里下了三场大雪,把整个柳树岗都埋在了白茫茫一片底下。林建明的土坯房有一次差点被雪压塌了屋顶,他爬上去扫雪的时候苏晚秋在底下扶着梯子,仰着头喊"你小心点"。雪落在她的头巾上,睫毛上,融化了变成细小的水珠,在日头底下闪闪发亮。
有一天傍晚雪停了,林建明去苏晚秋家还一把铁锹。走到院门口看见她在扫院子里的雪,穿着一件藏蓝色的棉袄,腰间系着一条灰布腰带,整个人裹得严严实实的,只露出一张脸。那天的夕阳照在雪地上,金红色的光折射起来,把她整个人镀上了一层暖融融的颜色。
林建明站在栅栏外面看了几秒。苏晚秋抬头看见他,笑了笑:"进来吧,锅里熬着红薯粥。"
那天的红薯粥很甜,放了红枣,是苏晚秋夏天晒的干枣。两个人坐在灶台旁边一人捧一碗粥,外面的风刮得窗户纸呼呼响,屋里却暖洋洋的。灶膛里的火光映在苏晚秋脸上,把她的眼睛照得像两粒琥珀珠子。
"林同志,"苏晚秋忽然开口,"你会一直在这儿待下去吗?"
林建明愣了愣,低头搅着碗里的粥:"不知道。政策的事谁说得准。"
苏晚秋没再说什么,起身去盛第二碗粥。她的背影在灶火的光里晃了一下,林建明忽然觉得那背影很孤单,像荒原上唯一一棵站着的树。
那天晚上他回去的时候苏晚秋在院门口递给他一盏马灯。灯油是满的,灯罩擦得锃亮。她说路上黑,你拿着照路。林建明接过来走了几步,回头看她还站在门框里,棉袄的扣子没系,风把衣摆吹得飘起来。
他忽然想说点什么,但喉咙动了动,只说了句"回去吧,风大"。苏晚秋点了点头,把门关上了。门缝里漏出最后一线昏黄的光,然后灭了。
春天来得迟,三月了地还没化冻。但槐树毕竟是最早知春的,清明刚过就冒了满树的嫩芽,再过些天就能开出白花来。那年春天林建明开始跟着苏晚秋学种菜。她在他院子里开了两垄地,撒了小白菜和萝卜的种子,又移了几棵茄子苗过来。林建明笨手笨脚地浇水施肥,苏晚秋在旁边看着,有时候笑出声来。
"你们城里人种地就是不行。"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带着笑意。
"我可不是城里人,"林建明直起腰擦了把汗,"我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
"那你学得可不够好。"
两个人对视了一下,都笑了。春天的风吹过来,把槐树花的香气送得满院子都是。
那个春天林建明发现苏晚秋偶尔会坐在院子里的石头上发呆。她手里总拿着什么东西在翻,有时候是一本烂了封皮的旧书,有时候是一沓发黄的纸。看见林建明来了她就赶紧收起来,但他有一次瞥见了书脊上的字——《唐诗三百首》。那本薄薄的书被翻得卷了边,好几页用浆糊粘过,但上面的字还清清楚楚的。
林建明什么也没说。他只是回去以后把自己箱底压着的一本《古文观止》翻出来,揣着去了苏晚秋家。
"苏姐,我这儿有本书,你要不要看?"
苏晚秋接过去翻了翻,手指在纸页上轻轻摩挲着。她看了很久才抬起头来,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她张了张嘴想说话,又咽回去了,最后只是点了点头说了句"好"。
从此他们之间多了一种默契。林建明隔几天就带一本书过去,有时候是他自己的,有时候是他从赵队长那儿借的报纸。苏晚秋看得很快,看完了他就拿回去换下一本。两个人有时候会就书里的内容聊几句,苏晚秋说话的时候偶尔会用上几个文绉绉的词,像"踌躇"、"怅然"、"须臾"——这些词在柳树岗的土话里是没有的。
林建明越来越确信,苏晚秋不是普通的乡下女人。
但他依然没问。在柳树岗待久了,他学会了一件事——不该问的别问。这地方每个人的过去都是一口井,井口盖着盖子,你非要掀开来看,底下可能是水,也可能是蛇。
夏天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那天傍晚林建明从地里回来,路过村口听见有人吵架。走近了看见是赵队长的老婆翠芬叉着腰站在苏晚秋家院门口,嚷嚷着什么"扫把星"、"克夫命"、"别把晦气传给我们全队"。周围围了一圈看热闹的,有劝的也有起哄的。
苏晚秋站在门里,一只手扶着门框,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她没回嘴,就那么站着等翠芬骂完了,轻轻把门关上了。
林建明拨开人群走过去,对翠芬说:"赵婶子,别这样。"
翠芬看见是他,声音小了些,但嘴上还不饶人:"林同志你不知道,她邪性着呢!嫁过来五年克死老公,现在又黏着你不放,你小心点!"
"赵婶子,"林建明的脸冷下来,"她帮我补衣服送吃的照顾我,这是我欠她的人情。您要是觉得晦气,往后我少去您家就是了。"
翠芬脸上挂不住,嘟囔了几句被旁边人拉走了。人群散了以后林建明站在苏晚秋院门口,看着那扇关上的木门。里面安安静静的,一点声音都没有。
他站了一会儿没进去,转身走了。第二天上工的时候苏晚秋也在田里,跟往常一样蹲着拔草,头巾包得严严实实的。林建明走过去蹲在她旁边的垄上,两个人沉默着干了一上午活。
中午歇晌的时候苏晚秋忽然说:"谢谢你昨天解围。"
"应该的。"
苏晚秋把额前的碎发拢了拢,看着远处麦田里起伏的麦浪,声音很轻:"她说的也没全错。我那口子确实走了,走得不明不白的。村里人说是被我克死的,我也认了。"
林建明扭头看她。她的侧面在正午的阳光下白得近乎透明,颧骨那里有一小块晒斑,鼻梁很高,唇线很淡。她说完那句话就把头巾往下拉了拉,遮住了半边脸。
"苏姐,你信那些?"林建明问她。
苏晚秋沉默了好一会儿,最后说:"不信。但别人信,那就跟真的一样了。"
那天晚上林建明躺在床上想她这句话。他忽然明白了什么——苏晚秋在柳树岗待了五年,被全村人避了五年,可她没有走。以她的力气和头脑,去别处寻个活路不是不可能。她为什么不走?
他想不出答案。但他觉得那个答案藏在那些被她翻烂的旧书里,藏在她说"踌躇"和"怅然"时的口音里,藏在她每一次欲言又止的沉默里。
那年秋天林建明生了场大病。疟疾,忽冷忽热,烧起来能把被子燎着了,冷起来又缩成一团直打摆子。赵队长找了赤脚医生来看,开了几副奎宁,但吃了不见好。林建明躺在土坯房里烧了三天,第三天晚上他迷迷糊糊听见院门响了,有人进来了。
是苏晚秋。她端着个药碗坐到床边,一手托着他的后脑勺一手喂药。药是苦的,他皱着眉咽下去,感觉到她的手指凉凉地贴在他后颈上。
"别怕,喝了药就好了。"苏晚秋的声音很轻,像哄小孩一样。
他又昏昏沉沉地睡过去。半梦半醒之间觉得有人用湿毛巾敷他的额头,一遍又一遍地换水。那双手很轻,动作很稳,像在侍弄一盆花。
不知道过了多久,他清醒过来的时候外面天已经亮了。苏晚秋趴在床沿上睡着了,一只胳膊还搭在被子上,手指攥着半块湿毛巾。她脸上有熬出来的倦色,黑眼圈很重,嘴唇干得起皮。
林建明躺着没敢动。他就那么看着苏晚秋的睡脸,看着她微微蹙着的眉心,看着她鬓角不知什么时候冒出来的白发。窗外有鸟在叫,槐树的影子投在墙上,被晨风吹得晃来晃去。
苏晚秋动了一下醒了。她睁开眼看见林建明在看她,先是一愣,然后赶紧坐直了,把湿毛巾拿过去。"你醒了?还烧不烧?"她伸手探了探他额头,"嗯,退了。"
"苏姐,"林建明的嗓子沙哑得很,"你守了一夜?"
苏晚秋没回答,端起药碗站起来:"我去给你熬点粥。"她走到灶台前生火,背对着他,腰间的灰布腰带松松垮垮地系着。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把她单薄的轮廓描了一圈金边。
那天早上喝粥的时候林建明看着她,忽然说:"苏姐,你别一个人扛了。"
苏晚秋盛粥的手停在半空。粥勺悬在碗沿上方,滴下来一滴米汤。
"什么?"
"我说,你那些事,"林建明接过粥碗,"你不说,我不问。但你别一个人扛。"
苏晚秋愣了好一会儿,然后低低地笑了一声。那笑声跟以前不一样,带着一点鼻音,像快哭出来的人憋回去的。
"林同志,"她说,"你这个人,心太软。"
日子就这么过着,秋天过了是冬天,冬天过了又是春天。转眼间林建明在柳树岗待了快三年了。三年里他学会了一件事——有些人走近了就走不开了。苏晚秋就是那个人。
她给他补衣服、熬药、送吃食,在他生病的时候守一整夜。他替她挑水劈柴、掩好屋顶漏雨的窟窿、秋天帮她收完地里的庄稼。两个人像两根缠在一起的藤,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分不开了。
可谁都没有说破。那些话像含在嘴里的糖,化了也不舍得咽下去。
一九七六年的秋天,村里开始有人议论知青返城的事。赵队长有天晚上来找林建明,说听上面传下来的消息,政策要变了,像他这样的知青,可能马上就要有回城的名额了。
林建明听完没说什么。赵队长走后他一个人在院子里站了很久。那丛野枸杞今年结的果子特别多,红艳艳的挂满了枝头。他摘了一颗放进嘴里,甜的,带一点点涩。
第二天他去苏晚秋家挑水。她正在院子里晒被子,白底蓝花的棉布被面在风里鼓起来,像个涨满的帆。林建明把水缸挑满了,放下扁担站在院中央。
"苏姐,"他开口,声音有些发紧,"赵队长说,可能要有回城的名额了。"
苏晚秋拍打被面的手停住了。被面鼓了一下又落下,盖住了她半边身子。她站在白布后面,只露出一截蓝布衫的下摆,过了好一会儿才从被面后面探出头来。
"好事啊。"她说,嘴角弯着,"你该回去的。"
林建明看着她。她还是那个样子,头巾包着头发,脸上带着常年日晒的淡褐色,眼角已经开始有细纹了。她说完那句话就低下头继续拍打被面,一下一下,拍得棉絮在阳光里飞舞起来,像漫天的蒲公英。
"那你呢?"林建明问。
苏晚秋停下手里的活,把被面拽平了搭在晾衣绳上。她背对着他说:"我就在这儿。这儿是我的家。"
那天晚上林建明一夜没睡。他在土坯房里来回踱步,把那张木板床踩得吱呀乱响。月光从屋顶的缝隙漏下来,一条一条的,像银白色的栅栏。
凌晨的时候他推开门去了村西头。苏晚秋家的灯还亮着,昏黄的煤油灯光从窗户纸透出来,暖融融的一小团。他站在院门外,隔着栅栏看见她在灯下坐着,手里拿着那本《唐诗三百首》,一页一页地翻着。
他没有敲门。就那么站着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回去了。
第二天早上他去上工,路过村口那棵老槐树,看见苏晚秋已经在地里了。她蹲在田垄上拔草,听见脚步声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去,跟往常一模一样。
林建明走过去蹲在她旁边的垄上,伸手拔草。太阳还没升起来,露水把两人的裤腿都打湿了。他拔了几根草扔在垄沟里,终于开口说:"苏姐,要是我能留下来……"
"别说这话。"苏晚秋打断了他,手上拔草的动作没停,"你该回城里的。你跟我们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的?"
苏晚秋停了一下,直起身来,手上攥着一把刚拔的野草。她侧过头看他,晨光在她瞳孔里闪了一下:"你还有家。我没了。"
林建明看着她,忽然觉得喉头发紧。他想说你有家,你在这儿就是家。但那些话堵在嗓子眼里,怎么都出不来。
那天收工的时候苏晚秋走在前面,他走在后面。她的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投在田埂上,他踩着她的影子一步步走着。走到那棵槐树底下,她忽然停下来转过身。
"林同志,"她说,声音被晚风吹得有些散,"你回城以后,好好过日子。找个好姑娘,生几个孩子。别惦记这儿了。"
林建明站在离她三步远的地方。槐树的叶子在头顶哗啦啦响着,漏下碎金子似的阳光。他看着她被斜阳染成暖色的脸庞,看着她手里那把野草还在滴着露水,看着她身后那片广阔的麦田在风里翻滚着绿色的波浪。
"我记着了。"他说。
苏晚秋点了点头,转身走了。她的背影在暮色里越来越小,最后拐过那片高粱地,看不见了。
一个月后,返城名额真的下来了。林建明排在第一批,手续办得很快,半个月就能走。临走的头几天他把土坯房里里外外收拾了一遍,该还的工具还了,该留的东西留了。他又去了一趟苏晚秋家,把几本书放在她院门口的石头台上。
最后一本是《古文观止》,他翻到折角的那一页,里面夹了一张纸条。上面只写了一句话:"苏姐,谢谢你。"
他站在院门口看了很久。门关着,里面安安静静的,不知道她在不在家。他把书放在石头台上用瓦片压好,转身走了。
走的那天是个大晴天,赵队长赶着牛车送他去镇上搭长途汽车。车从村口过的时候,林建明往那棵老槐树底下看了一眼。树底下空荡荡的,打谷场上几个孩子在追跑,木锨靠在麦垛旁边,几只鸡在刨食。
没有苏晚秋。
牛车颠颠簸簸地走了。柳树岗的房屋在身后越来越小,那片槐树林也越来越远。林建明回头看着,直到村子变成地平线上一个模糊的轮廓,才把脸转回来。
他到了镇上,坐了六个小时的汽车到县城,又挤了一夜的绿皮火车到省城,最后转车回了上海。一路上他把那棵树、那片田、那些夜晚的煤油灯、那些缝着补丁的蓝布衫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又一遍。上海越来越近,那些画面就越来越远,像水面的倒影被船桨搅散了。
回了上海,他进了父亲托关系找的纺织厂做统计员。日子重新变得匆忙起来,车间里的机器声、弄堂里的叫卖声、父母催他相亲的念叨声,把他淹没了。柳树岗的日子像一场梦,只有偶尔夜里醒来盯着天花板的时候,那些槐花香气、那些晒干的红辣椒、那些窝窝头的玉米面香,才会从记忆深处浮上来。
直到这封信的出现。
林建明攥着那张信笺从上午坐到下午。窗外梧桐叶的影子在天花板上移动了好几个格,他才慢慢站起来,把信笺折好放进衬衫口袋里,贴着胸口。
他去了邮局,翻出三年前离开柳树岗时赵队长给他写的地址,查了半天才想起苏晚秋的娘家他从来没问过。她在信上也没留任何联系方式,那个信封是空白的,只有一个"苏"字用钢笔写在封口处,不仔细看发现不了。
他在邮局门口站了很久。来来往往的人从他身边走过,有人骑自行车经过,车铃叮铃铃响。四月的上海已经有了初夏的意思,梧桐飞絮飘在空气里,沾在他肩膀上。
林建明掏出那张信笺又看了一遍。"你走那天我在槐树底下站了一夜。"她的字写得那么稳,像刻在石头上。可他想象不出她站在那棵槐树底下的样子。那个村口的大树,白天有孩子在底下玩,晚上就黑黢黢的,只有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她一个人站在那儿站了一夜,等什么?等一个不会再回来的方向?等一辆已经走远的牛车?还是等他回一下头?
他想起那天坐在牛车上,出村的时候他往车尾看了一眼。槐树底下空荡荡的。但如果她站在树后面呢?如果她躲在树干后面,看着他走了,等他消失在土路的尽头才出来呢?
林建明把信笺收回口袋,转身往回走。春天的风把梧桐飞絮吹得满街都是,白茫茫的一片,像谁把棉絮扯碎了撒在天上。
纺织厂二楼办公室的窗帘半拉着,透进来的光在灰尘中形成一道暖黄色的斜柱。林建明又站在窗前往下看。梧桐树的叶子已经展开了,嫩绿嫩绿的,枝头还挂着一簇簇淡黄色的花,不那么显眼,但凑近了能闻见淡淡的香气。他忽然想起柳树岗的槐花,比这个香多了,甜丝丝的,整个村子泡在里面,像泡在蜜罐里。
苏晚秋信上的字在他脑子里转来转去。她为什么要现在写这封信?三年了,她一直没联系过他。他回城以后也没给她写过信——不是不想写,是不知道怎么写。柳树岗没有门牌号,寄信只能寄到大队部,赵队长转交。他怕给她惹麻烦,一个寡妇收外地男人的信,在那种地方又是一口唾沫星子。他想着等安定下来再说,等找个合适的方式再说。结果一拖就是三年。
三年了,她还是写了。那封信塞进他的厂宿舍门缝里,说明她知道他住哪儿。这三年她一直在某个地方看着他?还是她辗转打听到了他的地址?她是怎么做到的?一个连镇上都很少去的乡下女人,要找到上海一个纺织厂工人的确切地址,得费多少周折。
林建明忽然想起她那些被翻烂的书。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还有那些他带过去的小说和报纸。她看那些东西的时候眼神是不一样的,那不是一个只上过扫盲班的人会有的眼神。她认得那些字,懂得那些词,那些"踌躇"、"怅然"、"须臾"她张口就来。
她到底是谁?
这个念头像根刺一样扎在心里,让他坐立难安。林建明在办公室里来回走了几步,烟灰缸里的烟蒂已经堆了七八个了。他很少抽烟,但今天他点了一根又一根。
下班的时候他去找了父亲。父亲退休前在区文化馆工作,人脉广,认识的人多。林建明问父亲认不认得档案系统里的人,想查一个知青的下落。
父亲皱着眉看他:"你找谁?"
"一个……在乡下认识的人。"
"男的女的?"
林建明沉默了一下:"女的。"
父亲看了他半天,最后叹了口气说:"你去档案馆问问吧。当年下放的知青都有登记,你报她名字,看能不能查到。"
林建明第二天一早就去了区档案馆。登记处的老阿姨让他填了张表,说要等三天。那三天他度日如年,上班的时候统计报表错了两处,被车间主任说了几句。他道歉,说最近没休息好。
第三天下午他去了档案馆,老阿姨把一张泛黄的登记卡递给他。卡上工整的钢笔字写着:"苏晚秋,一九三八年生,原籍江苏苏州,一九五七年下放至安徽省淮北市杨庄公社柳树岗大队。下放前身份:苏州师范学校教师。"
林建明盯着"苏州师范学校教师"那几个字看了很久。教师。她是教师。难怪她认得那么多字,难怪她说那些词跟别人不一样。
他把登记卡翻过来,背面还有一行备注:"下放原因:家庭成分问题(父为前清秀才,解放后划为地主)。"
父亲是前清秀才。地主成分。一九五七年下放。那个年代,这些标签叠在一个人身上,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她从老师变成了"寡妇"?意味着她那个"死了的男人"是谁?是真实存在的,还是为了掩盖什么编出来的身份?
林建明把登记卡上的信息抄在纸上,道了谢出了档案馆。外面阳光白花花的,晃得人眼睛疼。他站在台阶上把那张纸看了一遍又一遍,苏州师范学校教师,一九三八年生,算起来她今年三十九了。比他大六岁。下放那年她才十九,刚出校门的姑娘。
十九岁的苏晚秋,穿着干净的白衬衫,站在苏州师范学校的讲台上面对着她的学生。那画面跟他在柳树岗见到的蓝布衫裹头巾的女人完全不一样,但眉眼一定是相同的。那双琥珀色的眼睛,那些藏在沉默里的文气,那些她翻书时轻轻摩挲纸页的手指。
林建明把纸折好放进兜里,站在档案馆门口发了会儿呆。四月的太阳晒得他后脖子发烫,梧桐树的影子落在脚跟前,被风吹得晃来晃去。
他忽然很想回柳树岗去。立刻,马上。坐夜班火车,转汽车,再走那十里土路,走到那棵老槐树底下。他想象自己站在树底下,看见苏晚秋从那条土路上走过来,蓝布衫还是洗得发白,头巾还是包着头发,手里可能拎着刚从地里拔的萝卜或者一把野葱。
他要跟她说,我知道你是谁了。我知道你以前是教书的,知道你是苏州人,知道你十九岁就来这儿了,知道你在柳树岗待了二十年,知道那棵槐树底下你站了一整夜。
然后呢?然后他要说什么?林建明忽然发现自己不知道。他只知道他要回去。他要把那封信揣在胸口,坐上绿皮火车,穿过江淮平原上一片片正在抽穗的麦田,回到那个被他留在身后的地方。
那个地方,有个人等了他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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