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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管癌患者迎来从“姑息”转向“根治”的关键契机！
FGFR2融合/重排是肝内胆管癌的重要致癌驱动因素，约见于10%–16%的患者[1]。佩米替尼作为一种口服、高选择性FGFR1-3酪氨酸激酶抑制剂，此前凭借Ⅱ期FIGHT-202研究已确立其在FGFR2融合/重排晚期胆管癌二线及后线治疗中的临床地位。
在此基础上，Ⅲ期FIGHT-302研究首次将佩米替尼前移至一线战场，头对头比较了与标准方案吉西他滨联合顺铂（GC方案）的疗效与安全性。在2026年ASCO年会上[2]，FIGHT-302研究结果以口头报告形式重磅公布。研究显示，佩米替尼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达8.34个月，显著优于化疗组的6.80个月，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降低41.6%（HR=0.584，P=0.0078）。在肿瘤缓解方面，佩米替尼组客观缓解率（ORR）高达47.0%，较化疗组（15.5%）提升超3倍（OR=5.57；P<0.0001）。
值此契机，医学界肿瘤频道特邀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匡铭教授，结合临床实践，围绕FIGHT-302研究的最新结果展开深度解读。从FGFR2融合/重排患者的精准识别，到佩米替尼一线治疗策略的确立，再到靶向治疗前移后对临床治疗决策及外科治疗时机的潜在影响，深入探讨精准靶向治疗为晚期胆管癌治疗带来的新变化，为临床进一步优化患者全程治疗策略提供思考。
从“无药可用”到“精准破局”——FIGHT-302研究的里程碑意义
“胆管癌一直缺乏非常有效的治疗手段。”匡铭教授开门见山地指出了这一瘤种长期以来的治疗困境。既往，对于不可手术切除的胆管癌患者，系统治疗主要以GC方案为代表的化疗为基础，但总体疗效有限，且治疗相关毒性也给患者带来较大负担。
FIGHT-302研究的出现，正是对这一困境的正面回应。该研究聚焦FGFR2融合/重排晚期胆管癌患者，头对头比较了佩米替尼与GC方案用于一线治疗的疗效与安全性。结果显示，在意向治疗（ITT）人群中，佩米替尼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达到8.3个月（95% CI：6.51–12.22），较GC组的6.8个月显著延长，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降低42%（HR=0.58，P=0.0078）。除PFS获益外，佩米替尼在肿瘤缓解方面同样展现出较为突出的表现。佩米替尼组客观缓解率（ORR）达到47.0%，为GC组15.5%的3倍；中位缓解持续时间（DoR）达到14.2个月，较GC组的6.3个月延长一倍以上，提示佩米替尼不仅能够提高肿瘤缓解的可能性，也有望带来更加持久的疾病控制。
在匡铭教授看来，FIGHT-302的意义不仅在于取得了PFS方面的统计学获益，更重要的是，它进一步验证了针对FGFR2融合/重排这一明确分子驱动因素进行精准干预的临床价值，为这一特定分子亚型患者的一线治疗提供了新的循证依据。此外，47%的ORR以及更持久的缓解，则让治疗目标有了进一步延伸的空间——对于部分初始不可切除的患者而言，获得足够的肿瘤退缩可能意味着重新争取外科治疗机会。
从“一刀切化疗”到精准分层：FGFR2阳性胆管癌迎来治疗新格局
FIGHT-302研究的价值，也进一步引出了临床实践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当精准靶向治疗进入一线后，临床究竟应如何进行初始治疗决策？
对此，匡铭教授强调，精准医学时代的价值，并不在于简单地以一种新的治疗手段取代传统治疗，而在于从肿瘤的生物学特征出发，再结合患者的疾病状态制定更具针对性的治疗策略。例如对于肿瘤负荷较高的患者，GC方案仍具有降低肿瘤负荷的重要作用；而当患者明确存在FGFR2融合/重排时，引入佩米替尼进行精准干预，则可以进一步针对驱动肿瘤生长的分子异常进行控制。二者在治疗目标上的侧重点不同，也因此具有一定的互补性。
这一思路体现的并不是简单的“替代”，而是从过去相对单一的治疗模式转向基于肿瘤负荷与分子特征进行综合决策。正如匡铭教授所指出的，胆管癌具有较高的异质性，未来治疗策略也需要围绕不同患者的生物学特征和临床特征进行更加精细的组合与优化。
更值得关注的是，随着精准靶向治疗不断前移，其与传统治疗之间的关系也可能进一步发生变化。匡铭教授认为，未来随着FGFR2靶向药物应用经验的不断积累，如何进一步优化不同治疗手段的使用方式，包括治疗强度与治疗时序，都值得持续探索。在提高疗效的同时，如何尽可能降低治疗负担，也将成为临床治疗策略优化的重要方向。
从“不可切除”到争取转化——深度缓解正在打开外科治疗的新窗口
如果说FIGHT-302首先改变了FGFR2融合/重排阳性胆管癌的一线治疗选择，那么其展现出的较高肿瘤缓解率，则进一步拓展了临床对“不可切除”患者治疗目标的认识。既往，一旦胆管癌被判定为不可切除，治疗目标更多是通过系统治疗控制疾病进展、延长患者生存。
FIGHT-302研究则提供了不同的思路，较高ORR和较持久的缓解，有望为部分初始不可切除患者带来重新评估手术可行性的可能。对此，匡铭教授指出：“FIGHT-302研究的重要临床意义之一，就是让胆管癌患者也有望获得争取转化治疗的机会。”这意味着，对于具有潜在转化可能的患者，系统治疗不再只是终点，而可能成为连接“不可切除”与“可切除”的桥梁。治疗过程中，一旦患者获得明确的影像学缓解，临床便需要及时重新评估肿瘤范围、血管及周围重要结构受累情况以及整体可切除性，并由多学科团队综合判断是否具备进一步外科干预的条件。
由此，外科角色也不再局限于治疗流程的最后一个环节，而需要更早参与患者的全程管理。对于初始不可切除但经过系统治疗后出现明显缓解的患者，应及时启动MDT再评估，把握潜在的转化窗口；对于仍未达到手术条件的患者，则根据疾病控制情况继续优化后续治疗。从这一意义上看，FIGHT-302所带来的改变，并非只是增加了一种治疗药物，而是推动胆管癌的治疗思路从相对静态的“分期—治疗”，逐步走向动态的“精准分层—治疗—疗效评估—可切除性再评估—再决策”。
正如匡铭教授所期待的，转化治疗乃至未来的新辅助治疗探索，或许都可以从这一研究中获得启发。对于部分原本只能接受姑息性治疗的胆管癌患者而言，精准靶向治疗所带来的深度缓解，正在为进一步争取根治性治疗机会打开一扇新的窗口。
专家简介
匡铭 教授
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肝胆胰外科中心学科带头人
外科智能器械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国家癌症中心肝癌质控委员会 副主委
国家卫健委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4版）外科组副组长
国家卫生健康委能力建设和继续教育外科学专家委员会 副主委
教育部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工作委员会委员
英格兰皇家外科学院院士（FRCS）
欧洲医学教育联盟（AMEE）Honorary Fellow
国际肝胆胰协会（IHPBA）中国分会副主席
中国医师协会毕业后医学教育委员会培训质量工作委员会 副主委
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常委、肝脏外科工作组副组长
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委会副主委
参考文献
[1] Xin X, Miao R. FGFR2-Rearranged Biliary Tract Cancer: Biology, Resistance Mechanisms, and Emerging Therapeutic Strategies. Cancers (Basel). 2026 Feb 6;18(3):531.
[2] Bekaii-Saab TS, et al. Pemigatinib for unresectable advanced or metastatic cholangiocarcinoma with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receptor-2 (FGFR2) rearrangement: results from the confirmatory Phase 3, FIGHT-302 trial. ASCO 2026: Abstract 4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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