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笕茶的恢复③：毛国雄先生访谈录（上）|名茶|毛国雄|石笕茶|茶叶|茶山|诸暨|龙门

石笕茶的恢复③

1982起，我负责石笕茶试制

——毛国雄先生访谈录（上）

时间：2026年5月25日下午

地点：暨阳街道孔雀城“龙门顶西施石笕旗舰店”

访谈对象：毛国雄（原农业局茶叶技术推广站高级农艺师）

记录整理：周解荣、徐金兵

先说说我的主要经历。我于1944年11月出生，大唐街道龙珠里村人。1964年，我从诸暨中学毕业后，考入浙江农业大学茶叶系。全班30人，男女各半，我担任劳动委员。1966年“文革”开始，我们系同学远离运动，被称作“保守系”，跟着老师到杭州茶叶试验场做茶叶去了。1968年大学毕业分配到舟山林场（定海），那边没有茶叶的。三年多后，调到普陀山林场，那里有100多亩茶山。

1976年3月12日，我调回诸暨，到林特局报到当天，局里马上叫我到连湖公社参加全县茶桑工作会议。记得这次会议，县里很重视，县委书记亲自主持的，规模也非常大。我从城关乘火车到红门站下车，县茶树病虫测报站陈元良同志来接我，两人首次相识，一起去了连湖。当时局里负责茶叶工作的李才聪股长被抽调到县委工作组，去了栎江公社，周菲菲同志因身体不适在杭州看病，局领导让我留在局里工作。我调回诸暨，原先是准备安排到和济曲谭那边浣纱农技站的，这样一来，就去不成了，弄得站里同志有想法。我初到诸暨，工作要开展，钢材、煤炭、机器都有分配指标的，要分下去，但我情况不熟悉，而且管的范围也不同，舟山100多亩茶山，诸暨10.75万亩。我就去请教李才聪股长，并与下面农技站商量，再在会上听取意见，然后定方案，将物资分配下去。后来，李才聪同志工作组结束，周菲菲同志身体恢复回来，我离开局里，到设在西山东方红茶场的县茶树病虫测报站工作。期间我曾作为县级基层代表到南京培训三个月，那时诸暨的测报工作在全省都是领先的。1982年1月李才聪同志向领导推荐，我调到局里，此后一直在这一岗位搞茶叶工作。

我是1982年起牵头负责石笕茶名茶试制的。此前即1979年，我们局里负责茶叶工作的李才聪、周菲菲、土产公司赵水章等同志，已根据省农业厅关于开发名茶的文件精神，成立了专门小组，着手搞走访调查、搞石笕茶恢复试制。1980年、1981年两年，每年都送茶样到省里参评，分别评上省二级、一级名茶。尽管评上了这些奖项，但我注意到，当时的茶样外形比较大，仍属“一般炒青”，离真正“名茶”还是有一定差距。所谓“名茶”，我的理解为：有独特的生态环境条件、优良的茶树品种和采摘技术、精湛的制作工艺和贮藏方法。我喜欢做实验，大学里我曾跟老师做过实验，用两只铁锅，以“隔层”受热方式炒制茶叶。

我开始动“石笕名茶”的脑筋，先是查阅历史资料，县志上有“瀑布岭，亦东白山支峰，在县东九十里，属孝义乡，旁列花尖，殿口溪之源出焉也……其地产茶最佳”等记载，因此，原料和试制还是定在东白山，这个不变；同时，我对我们局里柜台里存放的各种茶样，进行反复比较，再参照省内各地名茶的经验。我思考从原料和工艺两方面入手改进“名茶”试制。

当时到东白山做茶样，交通很不便，从县城乘公共汽车到陈蔡汽车站下车，改骑自行车，那时陈蔡水库还在修建，路况不好。到了廖宅，登上石笕岭，一路上坡路到龙门顶。参与试制的除了我之外，还有陈蔡区农技站茶叶干部钟性培和茶叶技术辅导员斯均国（林特局刚招聘），我们三个人吃住都在徐金兵家里，炒茶在他们的三眼灶上。山上的条件相对艰苦，也没有试制经费。幸亏廖宅第七生产队（毛岭）的大力支持，张金云（队长）、周培千、吴维明等同志一直协助我们。当时龙门顶茶园面积为30多亩，属于生产队集体的，队里专门安排采茶妇女配合我们的工作。当天采摘下来的青叶，必须当天完成试制，我们一般要炒制到半夜十二点。第二天一早五点多，就要起来教妇女采摘，因为采摘的青叶达不到“一芽一叶初展”的标准，就无法进行下一步试验。到茶园里去，一不小心就会被山蚂蟥叮上，因此裤脚要扎得紧一点。那时徐金兵年纪不大，为了锻炼脚力，小腿上绑上沙袋上山下山。下雨天，我们闲一点，也下下象棋。

毛国雄（左三）和同事们在龙门顶调研茶叶生产

（1984年4月8日摄）

在龙门顶蹲点，我们还惊奇地发现，有个叫“摊布岩下”的地方，那里的茶叶特别好，我们做了茶样。1982年5月石笕茶送样参评，第二次被评为省一类名茶。1983年省里没有开评。1984年我们再次送样，第三次被评为省一类名茶。按照评选规则，连续三届被评为省一类名茶的，省农业厅授予《名茶证书》。我们诸暨石笕茶获得了此证，首次进入“浙江省十四大名茶”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