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我22岁, 偷番薯被大队妇女主任逮住, 她：去派出所还是跟我回家|刘主任|支书|李家沟|生产队|番薯|跟我回家

内容核心句子

1980年，我22岁，偷了生产队三个番薯，被大队妇女主任当场逮住。她盯着我看了半天，说出那句改变我一生的话：“你是去派出所，还是跟我回家？”

第1章

1980年深秋的傍晚，天已经擦黑了。我蹲在李家沟大队第八生产队的地里，手脚麻利地扒开干裂的土坷垃，把三个红皮番薯从地里拽出来，塞进破了一个大洞的蛇皮袋里。肚子饿得咕噜咕噜叫，从早上到现在，我只喝了两碗能照见人影的稀粥，那粥里的米粒用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

“王建军！你往哪里跑！”

一道厉喝从田埂那边传来，我整个人像被点了穴，手里的蛇皮袋“啪嗒”掉在地上，三个番薯滚出来，沾着一层土。我猛地抬头，就看见一个扎着两条大辫子的女人从暮色里大步走过来，胳膊上别着红袖章，上面印着“妇女主任”四个白字。

她是李家沟的刘红英，三十出头，出了名的厉害角色。去年邻村有小伙子偷摸进李家沟的玉米地，让她当场逮住，直接扭送到公社，判了三个月的劳改。我这回落在她手里，怕是也跑不了。

“刘、刘主任……”我的嗓子干得像砂纸磨过，腿肚子直打哆嗦。

刘红英走到我跟前，低头看了看地上那三个可怜巴巴的番薯，又抬头看了看我。暮色里她的脸看不太清楚，但那双眼睛亮得吓人，像是要把我的五脏六腑都看透。我一米七五的个子，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身上的蓝布褂子洗得发了白，袖口磨出了毛边，裤腿短了一截，露出黑瘦的脚踝。

“王建军，”她开口了，声音倒是没有我想象中的怒气冲冲，“我记得你是高中毕业的吧？”

我愣了一下，点点头。去年高考刚恢复没两年，我报名考了，差三分没考上。家里穷得叮当响，爹妈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要吃饭，我没那个脸再复读一年，就回了家帮衬地里。

“高中毕业，”刘红英重复了一遍，语气里带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高中毕业的年轻后生，跑来偷三个番薯？”

我的脸臊得通红，火辣辣地烧。说出去真的丢人，堂堂高中毕业生，饿到偷生产队的番薯。

“刘主任，我……”我张了张嘴，想解释，可又觉得没什么好解释的。偷了就是偷了，什么理由都站不住脚。爹妈要是知道了，非得打断我的腿不可。

刘红英弯腰捡起那三个番薯，拍了拍上面的土，放进了她的挎包里。她直起身，又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我心里七上八下，等着她说那句“去派出所”的话。

“王建军，”她终于开口了，声音不高不低，“你是去派出所，还是跟我回家？”

这句话像一颗石子扔进了平静的湖面，把我脑子里所有想好的求饶话全部打碎了。去派出所？跟我回家？我抬起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刘主任……”我愣愣地看着她。

“别在这儿杵着了，”刘红英转身就往田埂上走，“赶紧的，天要黑了，我家灶上还炖着萝卜呢。”

我的两条腿像被什么东西驱使着，不由自主地跟了上去。心里一百个问号在翻腾，她这是什么意思？不送我去派出所？不报告大队？就这么算了？

刘红英家在李家沟西头，三间土坯房，院子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墙角堆着劈好的柴火，一只芦花老母鸡带着一群小鸡仔在屋檐下咕咕叫。她推开木门，一股热腾腾的白气涌出来，带着萝卜炖咸菜的香味。我站在门口，肚子不争气地叫了一声，声音大得连我自己都觉得丢人。

“进来吧，”刘红英回头看了我一眼，“把门关上。”

我抬脚跨过门槛，屋里陈设简单，一张八仙桌，几条长凳，靠墙摆着一排深棕色的柜子，柜门上还贴着“农业学大寨”的标语纸。灶台在屋角，铁锅里的萝卜汤咕嘟咕嘟冒着泡。刘红英走过去，从橱柜里拿出一只豁了口的粗瓷碗，舀了满满一碗汤，又掰了半个玉米面饼子放在碗沿上，端到桌子上。

“坐，先吃点东西。”

我站在那儿没动。她瞪了我一眼：“咋的，还要我喂你？”

我赶紧坐到长凳上，端起碗来喝了一口汤，咸咸的，暖暖的，萝卜已经炖得烂糊了，一口下去，从嗓子眼一直暖到胃里。玉米面饼子虽然粗粝，但嚼在嘴里香得很。我埋头狼吞虎咽，一个饼子一碗汤，片刻间就见了底。

刘红英坐在对面，也不说话，就那么看着我吃。等我把碗放下，她才开口：“吃饱了？”

我点头，又觉得不好意思：“谢、谢谢刘主任。”

“别叫我刘主任了，”她摆摆手，“叫红英姐吧。”

我更懵了。刘红英在李家沟出了名的不好惹，谁家婆娘吵架她要去管，谁家男人喝酒打老婆她要去管，谁家姑娘跟外村的小伙子说两句话她都要盘问半天。李家沟的老老少少背地里都叫她“刘铁面”，意思是不讲情面铁板一块。可现在她坐在我对面，给我端汤拿饼子，还让我叫她红英姐。

“你是不是心里犯嘀咕，”刘红英端起她自己的茶缸子喝了口水，那茶缸子上面印着“劳动最光荣”的红字，“我咋不送你去派出所？”

我没说话，但脸上的表情肯定什么都写出来了。

刘红英叹了口气，把茶缸子放下，看着我说：“王建军，你爹王老栓去年冬天摔断了腿，到现在还在床上躺着。你妈一个人操持家里，下面还有三个小的。你家那点工分，连口粮都换不够。今天要是把你送去派出所，你这辈子就完了。档案上记一笔，以后招工、考学、当兵，什么都别想了。”

我的眼眶一热，差点掉下泪来。她连我家的情况都一清二楚。

“可我也不能就这么算了，”刘红英话锋一转，“偷东西就是偷东西，这毛病不能惯。你要想让我不报上去，就得答应我一件事情。”

我猛地抬头：“什么事？”

刘红英站起身，走到柜子前面，打开柜门从里面拿出一沓纸来。她把那沓纸放到我面前，我低头一看，是一份手写的教案，字迹工整清秀，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数学题和解题步骤。

“公社开了个扫盲班，”刘红英说，“让每个大队自己物色教员。你高中毕业，文化水平在咱们李家沟数一数二。从明天开始，你来扫盲班当老师。干满三个月，今天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我盯着那份教案，心里翻江倒海。去扫盲班当老师？那我就是拿公家工分的了？一个月虽然不多，但好歹能添补家里的口粮。可转念一想，我又犹豫了：“红英姐，我……我去年高考差三分，我怕我教不好……”

“差三分也是高中毕业生，”刘红英一挥手打断我，“李家沟除了你，就只剩一个初中毕业的赵会计，他能教什么？他那点水平，加减乘除都算不明白。就这么定了，明天早上八点，大队部东边的空屋子，你准时到。”

她说完，又从兜里掏出那三个番薯，放在桌上：“这仨番薯你拿回去，给你爹妈熬锅汤喝。记住了，往后想吃啥，凭自己的本事挣，别再动那些歪心思。”

我站在刘红英家的院子里，手里攥着那三个番薯，夜风吹过来凉飕飕的，可我的心里却烧着一团火。抬头看了一眼黑沉沉的天空，几点星子已经亮起来了。

那天晚上，我拎着三个番薯回家，爹妈问从哪儿来的，我说是妇女主任刘红英给的，让我拿回来熬汤。我妈将信将疑地看着我，我爸在床上哼了两声，没说话。我把番薯洗干净切了块，倒进锅里加上水，灶膛里的火苗映着我的脸，忽明忽暗。

我王建军活了二十二年，头一回觉得，日子好像还有点盼头。

第2章

第二天早上天刚蒙蒙亮我就醒了，躺在土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妈在灶间忙活，锅碗瓢盆的声响传过来，还有她压低了声音咳嗽。去年冬天我爸摔断腿之后，家里所有的重担都压在她一个人肩上，五十岁不到的人，头发白了一大半。

我爬起来，穿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又把裤腿往上卷了卷，用冷水抹了把脸。我妈端着碗稀粥进来，看了我一眼：“这么早起来干啥去？”

“大队部那边有点事。”我没敢跟她说实话，怕她操心。

我妈也没多问，把粥碗递给我：“喝了再走。”

粥还是稀得能照人影，但今天喝起来好像比往日多了点味道。我三口两口喝完，把碗往灶台上一放，抬脚就出了门。

李家沟大队部在村子正中间，三间砖瓦房，房顶上的瓦片还是前年公社统一拨钱翻新的，远远看去比周围那些土坯房气派不少。大队部东边确实有一间空屋子，以前是个仓库，堆着些农具和化肥袋子，现在被人收拾出来了，地上扫得干干净净，摆着十几条长凳，前面一块黑板靠在墙上，黑板上还残留着没擦干净的粉笔字。

我推门进去的时候，屋里已经坐了七八个人了。男女老少都有，最年轻的看起来比我大不了两岁，最大的那个脸上褶子一层叠一层，怕是有五十多了。他们看见我进来，齐刷刷抬起头，眼神里有好奇也有打量。

“这就是新来的教员？”

“听说是高中毕业的。”

“王老栓家的大小子？”

“长得还挺精神的嘛。”

我耳根子发烫，站在门口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这时候身后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都挤在这儿嘀咕啥呢？赶紧坐好！”

刘红英从后面走进来，还是那条大辫子，还是那个红袖章，板着脸扫了一圈屋里的人。她往旁边一站，朝我努了努嘴：“王建军，你站到黑板那边去。”

我深吸一口气，走到黑板前面，转过身来面对屋里这七八个“学生”。长这么大，头一回站在这么多人面前说话，嗓子眼儿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大、大家好，”我清了清嗓子，声音还是有点抖，“我叫王建军，以后负责给大家上扫盲课。”

底下安安静静的，所有人都在看着我。我的后背开始冒汗，脑子里提前想好的那些话全忘光了。刘红英站在门口，抱臂看着我，脸上没什么表情。

“咱们今天……先学几个字吧，”我从裤兜里掏出一截粉笔，在黑板上工工整整写了两个字，“这是‘李家沟’的‘李’字。上面一个‘木’，下面一个‘子’，咱们村大多数人都姓李，这个字得会认会写。”

底下的人开始跟着念：“李——”

声音稀稀拉拉的，但好歹有了动静。我的胆子稍微大了点，又在下面写了个“沟”字：“三点水加一个‘勾’，‘沟’。”

屋里的人跟着念：“沟——”

“李家沟，”我转过身来看着他们，“三个字连起来，就是咱们村的名字。大家回去以后，可以在自家的门板上、墙上写一写，每天看几遍，慢慢就记住了。”

坐在第一排的那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抬起头来，皱着眉头说：“王老师，我这一辈子没上过学，手粗得像树皮，能写得来字？”

我低头看了看他的手，果然指节粗大，皮肤糙得像砂纸。我说：“叔，写字不讲究手好不好看，只要能拿得住粉笔就成。您先试试。”

我从讲台上捡了半截粉笔递给他。他犹豫了一下接过去，趴在自己的本子上——那其实就是一张糊窗户剩下的麻纸——哆哆嗦嗦写了个“李”字。歪歪扭扭的，像一只站不稳的鸭子，但好歹能认出来是个“李”。

“叔，这不写得挺好嘛！”我由衷地说，“比我想象的强多了。”

那男人一听，咧嘴笑了，露出一口黄牙：“真的假的？”

“真的。”我点点头，“大家起步都一样，谁也别笑话谁。往后每天学几个字，三个月下来，至少能把自个儿的名字写出来。”

屋里的人开始交头接耳，气氛不像一开始那么僵了。我趁机又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字：“人”“口”“大”“小”，都是最简单最基础的，一个一个领着他们念。

正教着，屋外头传来一阵脚步声，门帘一掀，走进来一个年轻姑娘。我抬眼一看，大概二十岁左右的样子，圆圆的脸盘，一双黑亮的眼睛，扎着两条小辫子，穿一件碎花对襟棉袄，虽然打了两个补丁但洗得干干净净。她手里还攥着一本磨破了角的旧课本。

“对不住对不住，”她有点不好意思地站在门口，“刘主任让我来听听课，我来晚了。”

刘红英在后面说：“这是李巧巧，去年高中毕业的，跟你一届。她家里条件比你好点，好歹供她读完了高中。公社说了，扫盲班不能只有男教员，得有个女的一起教，这样那些大嫂大婶才愿意来。往后你跟巧巧一人带半天，上午你教认字写字，下午她教算术和唱歌。”

我心里咯噔一下。李巧巧这个名字我听说过，李家沟本家的闺女，去年高考也参加了，成绩据说比我好，但也差了几分没考上。她家条件在村里算中上，她爹是大队的保管员，有点小权力，家境比我家强了不是一星半点。

“你好，”李巧巧朝我点点头，笑得大方自然，“往后搭档了，多多关照。”

我“嗯”了一声，又转回黑板前面继续讲课，但那半天课我讲得有点心不在焉。李巧巧就坐在最后一排的长凳上，安安静静地听，时不时低头在本子上记着什么。

中午散课的时候，屋里的人陆陆续续走了。我收拾粉笔头的时候，李巧巧走到讲台前面来，把那本旧课本放在桌上：“王建军，你教得挺好的。”

“哪儿啊，”我有点不好意思，“头一回上讲台，腿都在抖。”

“头一回都这样，”李巧巧说，“我下午头一回上课，估计比你还紧张。对了，这本课本是我以前用的，上面有些笔记，你看看有没有用得上的。”她说完，朝我笑了笑，转身走了。

我拿起那本课本翻了翻，纸张已经泛黄了，但里面的笔记写得密密麻麻，字迹工整秀气。数学题的解法步骤写得很清楚，有些地方还用红笔做了标注。我心里暗自佩服，这姑娘是真的用功。

那天下午我没走，坐在空屋子里把那本课本从头翻了一遍。李巧巧的笔记做得确实好，比我强多了。我一边看一边琢磨，下午的算术课她打算怎么讲，学生们听不听得懂。

傍晚回到家，我妈已经做好了晚饭，还是稀粥，但今天晚上多加了一把红薯叶子，绿莹莹地浮在碗里，看着比光喝白粥强。我爸斜靠在炕头，腿上还打着夹板，看见我进来，难得开口说了句话：“建军，听说你今天去扫盲班当先生了？”

我愣了一下，不知道消息怎么传得这么快。我妈端着碗过来说：“全村都传遍了，说妇女主任刘红英请你去教书，一个月给二十个工分。是真的？”

我点点头：“嗯。”

我爸沉默了半晌，长长叹了口气：“好好干。咱家穷是穷，但老王家不出孬种。”

我端着粥碗坐在门槛上，看着院子里那棵歪脖子枣树，叶子已经落了大半，剩下几片干巴巴地挂在枝头。晚风吹过来，凉飕飕的，但我的心里热乎乎的。二十个工分虽然不多，但加上我妈的工分，一家六口人总算能勉强糊口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一会儿是黑板上的粉笔字，一会儿是李巧巧那双黑亮的眼睛，一会儿又是刘红英那句“去派出所还是跟我回家”。我翻了翻身，把被子裹紧了一点，在心里默默跟自己说：王建军，日子会好起来的。

第3章

扫盲班开了半个月，来上课的人从最初的七八个慢慢增加到了十几个。上午我教认字，下午李巧巧教算术，村里的风气也悄悄起了变化。以前下了工大伙儿蹲在墙根底下抽烟聊天扯闲篇，现在有些人散了工就拎着小板凳往大队部东边的空屋子跑，尤其是那些上了年纪没念过书的婶子大娘，学得比谁都上心。

这天上午我刚讲完“生产队”三个字，底下的人正在埋头练写，我背着手在屋里转悠着看他们的进度，忽然听见屋外头传来一阵嘈杂。接着门帘“呼啦”一声被掀开，一个黑脸膛的中年男人大步跨了进来，身后还跟着两个戴红袖章的年轻人。

“哪个是王建军？”那中年男人扫了屋里一眼，声音大得震耳朵。

我心里咯噔一下，但还是定了定神走上前去：“我是王建军，您是？”

“我是第三生产队的队长李大奎，”那男人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眼神里带着明显的不屑，“你就是那个偷番薯的高中生？”

屋里一下子安静了，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我的脸腾地红了，那些天早上番薯地里的事儿我以为刘红英帮我瞒住了，没想到还是传了出去。

“李队长，”我尽量让自己站稳，“那事儿已经处理过了，刘主任让我来扫盲班当教员……”

“处理过了？”李大奎哼了一声，“她刘红英是妇女主任，管的是婆娘们的事儿，我们第三生产队的地里丢了东西，该由我来处理。你偷的是我们队的番薯，三个番薯是不值几个钱，但这事儿在性质上不能就这么算了！”

屋里的人开始小声嘀咕起来。坐在前排的那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站起来打圆场：“大奎，建军这孩子也不容易，家里情况你也知道……”

“王老栓家的情况我知道，”李大奎打断他，“但这跟偷东西是两码事。今天他偷三个番薯你不管，明天他就敢偷三斤粮食。现在正好大家伙儿都在，咱把这事儿说道说道。”

我站在那儿，后背冒出一层冷汗。屋里十几个学生都看着我，眼神里有同情也有怀疑。特别是那些刚来上了几天课的大婶，看我的目光已经变了，交头接耳的声音越来越大。

“我就说嘛，一个偷番薯的能教出什么好来？”

“刘主任咋想的，让这样的人当教员……”

“高中毕业了不起？高中毕业就能偷东西了？”

那些话像针一样扎在我耳朵里。我的手攥成了拳头，指甲掐进掌心里，疼得发麻。我想辩解，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偷了就是偷了，再辩解也是偷了。

正在僵持的时候，门外传来一个清亮的声音：“李队长，你这话说得可就不对了。”

门帘掀开，李巧巧走了进来，她手里还拿着下午要用的算术课本，脸上没什么表情，但那双黑亮的眼睛直直地看着李大奎：“王建军偷番薯这事儿，是刘主任处理的。刘主任代表的是大队，你李队长再大，能大得过大队的决定？”

李大奎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噎了一下：“巧巧，你怎么帮着外人说话？你爹可是我们队上的保管员……”

“我爹是我爹，我是我，”李巧巧往前走了一步，站在我旁边，“李队长你说王建军偷东西不能算了，那你知不知道那天晚上刘主任把他带回家，给他端了萝卜汤玉米饼子，最后还把那三个番薯让他拿回去给家里人熬汤？这事儿刘主任自己跟我说的。她既然这么处理，说明在她看来，王建军值得给个机会。”

屋里安静下来。李大奎的脸色变了几变，最后“哼”了一声：“刘红英就爱搞这些花架子，一个偷东西的到她嘴里倒成了好人。行，你们护着他，那我问一句——偷东西的事儿不追究了也行，但扫盲班是我们大队办的，凭什么让他一个偷东西的人来当教员？”

这话又把我打进了泥里。屋里又开始有人附和：“对啊，教员是教人的，自己先犯了错，往后还怎么服众？”

“要不还是让赵会计来教吧……”

“对，赵会计虽然文化不高，至少人家清清白白。”

我的脸色一阵白一阵红，站在讲台前面，感觉这间屋子里的空气都压得我喘不上气来。李巧巧扭头看了我一眼，压低声音说：“别慌，我去找刘主任。”

她刚要往外走，门帘又被人掀开了。这一次进来的是刘红英本人。

“都不用找了，”刘红英走进来，目光从屋里每个人脸上扫过，最后落在李大奎身上，“李队长，今天不去队上忙活，跑扫盲班来干啥？”

李大奎梗着脖子：“我队上的番薯被人偷了，我来讨个说法。”

“那事儿我处理了，”刘红英说，“王建军偷了你们队三个番薯，这事不假。但他家里什么情况你也清楚，王老栓腿断了半年，他妈一个人挣工分养一家六口。我让他来扫盲班当教员，三个月二十个工分，你算算这账划不划算？”

李大奎皱眉：“你这是拿大队的公家工分做人情。”

“我这叫物尽其用，”刘红英毫不客气地顶了回去，“整个李家沟，除了王建军，还有哪个高中毕业生愿意来教这些大叔大婶认字？赵会计初中毕业，那点底子他能教什么？你要是不服气，你来教？”

李大奎被堵得没话说，脸色铁青。刘红英又扫了一圈屋里的人：“大伙儿听我说一句。王建军偷东西是错了，这个错他认了，我也罚了。但他来扫盲班这半个月，你们自己摸摸良心，他教得好不好？你们学没学到东西？”

屋里沉默了一会儿，那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最先开口：“刘主任说的是，王老师教的确实好。我活了五十多年，头一回能把自己名字写出来了。”

又有人跟着说：“是啊，我以前连‘李家沟’三个字都不认识，现在到外村去，看见牌子都能念出来。”

“王老师讲课有耐心，比那些初中毕业的强多了……”

声音一个接一个，越来越多。李大奎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最后他一甩手：“行行行，你们说得都有理。我不管了行了吧！但丑话说在前头，王建军你给我记住了，以后离第三队的地远点儿！”

他带着那两个年轻人气冲冲地走了。屋里安静了片刻，然后有人鼓起掌来，接着掌声稀稀拉拉地响成了一片。我站在讲台前面，鼻子酸得厉害，眼眶里热辣辣的，拼命忍着没让眼泪掉下来。

刘红英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好好教你的课，别的事儿有我在。”

我使劲点了点头，嗓子眼堵得说不出话来。等屋里的人都散了，李巧巧还没走，她站在窗边低头翻着课本，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给她侧脸镀了一层暖融融的光。

“今天谢谢你，”我走过去，声音还有点哑，“要不是你帮我说话……”

“咱俩是搭档嘛，”李巧巧抬起头笑了笑，“往后别这么生分。对了，下午的算术课我打算教乘法口诀，你觉得能不能行？那些大叔大婶年纪大了，背东西费劲不？”

我被她带回了正题上：“费劲是费劲，但慢慢来总能记住。要不这样，我把乘法口诀编成顺口溜，配上咱们村常见的东西，比如一头牛两只角、三亩地四担粮，他们记起来容易些。”

李巧巧眼睛一亮：“这个主意好！你脑子真活泛。”

我被她夸得有点不好意思，挠了挠后脑勺：“跟你比差远了，你那本课本上的笔记我看了好几遍，比我做的好十倍。”

“那以后我教你数学，你教我编顺口溜，”李巧巧歪着头看我，“咱们互相学习。”

那天傍晚散课之后，我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深秋的风吹过来，路两边的杨树叶子哗啦啦地往下掉，踩在脚下沙沙作响。我走过第三生产队那块番薯地的时候，脚步顿了一下，地里已经收得差不多了，只剩下几根枯黄的藤蔓趴在地上。

我站在原地看了好一会儿，然后继续往前走。心里有个声音在跟自己说：王建军，这事儿还没完呢。你欠刘红英一个交代，欠李巧巧一份人情，更欠自己一个堂堂正正站起来的活法。

晚饭桌上，我妈端上来一盘炒青菜，里面居然放了几片腊肉。我愣住了：“妈，哪儿来的腊肉？”

我妈看了我爸一眼，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今天刘主任托人送来的，说你当教员辛苦，让给你补补身子。我寻思着大家一起吃，就把腊肉切了几片炒在菜里头。”

我看着那盘青菜里星星点点的腊肉，拿起筷子夹了一片放进嘴里，咸香的味道在舌尖上化开。我爸躺在炕上，冲着我说：“建军，人家刘主任对咱家不薄，你可得争气。”

“嗯。”我闷闷地应了一声，扒了一大口饭。

那天晚上睡觉之前，我点着煤油灯，坐在炕沿上翻李巧巧那本课本。灯光昏黄，把我的影子拉得老长。我翻到一页她写的笔记，上面是一段她抄录的话，字迹娟秀：“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旁边还画了一朵小花。

我把课本合上，吹熄了灯，躺下去望着黑漆漆的屋顶。窗外的风声呼呼地响，冬天快要来了，李家沟的日子还在继续过，但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第4章

入冬之后，扫盲班的规模又扩大了一些。公社下了文件，要求各大队的扫盲率年底前要达到百分之六十，李家沟还差着一截。刘红英急得嘴上燎了两个泡，天天往大队部跑，跟支书商量对策。

“扩大招生，白天干活晚上上课，把村里的知青也动员起来。”支书抽着旱烟，皱着眉头说。

刘红英拍桌子：“晚上上课谁给点灯？煤油不要钱？”

支书被她怼得没话说，磕了磕烟袋：“那你说咋整？”

“把教室搬到我那儿去，”刘红英说，“我家灶膛的火映着亮，能省几盏灯。再让各家各户凑一凑，有煤油的出煤油，有蜡烛的出蜡烛。”

就这样，扫盲班的夜课开了起来。每天晚饭后，刘红英家那三间土坯房就挤满了人，灶膛里的火烧得旺旺的，火光照着墙上贴的大字报，上面写着“识字光荣”“扫盲致富”之类的标语。我站在灶台旁边，借着火光给大家讲课，李巧巧坐在桌子那一头，手里拿着粉笔在木板上写算术题。

人多了，问题也多了。来的人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有的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利索，有的已经能看简单的报纸了。我跟李巧巧商量了一下，决定分两个组教，基础差的归我，基础好的归她。每天晚上忙活到九点多，散课之后还要收拾屋子、擦黑板，等回到家都十点过了。

我妈心疼我，每天晚上给我留一个热红薯在灶台上，我回来就着凉水啃了，倒头就睡。日子虽然苦，但心里踏实。

这天晚上散课之后，人都走得差不多了。我把长凳一张一张码好，又拿扫帚扫了扫地上的粉笔灰。李巧巧在收拾她的算术本，忽然抬头问我：“王建军，你明年还考大学吗？”

我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考大学？这三个字我已经很久没有想过了。去年差三分落榜之后，我就把所有跟考试有关的东西都收起来了，放到柜子最底下，不想看见也不敢看见。

“不考了吧，”我低下头继续扫地，“家里这个情况，我走了谁帮我妈？”

李巧巧沉默了一会儿，声音低低的：“我爹也让我别考了，说女孩子念那么多书没用，趁年轻找个好人家嫁了才是正经。”

我抬头看她：“你甘心？”

她没回答，但那双黑亮的眼睛里有东西在闪。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说：“我复习资料都还在，每天晚上回去翻几页，心里能好受点。”

那天晚上回家，我把柜子底下的书翻了出来，拂去上面的灰，摊在炕上。薄薄几本复习资料，封面都卷了边，里面密密麻麻的笔记是我去年一页一页熬出来的。我坐在炕沿上看了一会儿，又把它们收起来放回柜子里。心里有两个声音在打架，一个说考吧，这是你唯一翻身的机会；另一个说别想了，你走了家里怎么办。

第二天中午散课之后，我正往家走，刘红英从后面追上来：“建军，等会儿。”

我停下来等她。刘红英走到我面前，递给我一个布包：“你爸的药，我托人从公社卫生院买的，你拿回去。”

我接过布包，心里一热：“红英姐，这怎么好意思，钱……”

“钱的事儿你别管，”刘红英摆摆手，“你好好上课就行。对了，昨晚上我听巧巧说你在翻复习资料，明年是不是还想考？”

我愣了一下，没想到李巧巧跟她说了这个。我低下头：“还没想好。”

“有啥没想好的，”刘红英看着我，“想考就考，别瞻前顾后的。你家里有我呢，你爹的药我帮着买，你妈的地我让队上多派两个帮手。你要是考上了，就是咱们李家沟头一个大学生，到时候全村的脸上都有光。”

我张了张嘴，嗓子眼又堵住了。刘红英拍了拍我的肩膀：“行了别磨叽了，赶紧回家给你爹熬药去。对了，下午巧巧让你去她家一趟，说有几本数学复习资料给你看。”

我拿着布包往家走，脚步比往日轻快了不少。冬日的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路边的麦田里麦苗已经冒了头，嫩绿嫩绿的一层，在风里轻轻摇晃。

下午我去了李巧巧家。她家住在村东头，三间大瓦房，院子外面围了一圈矮墙，墙头上晒着几排干辣椒，红彤彤的，看着就喜气。我站在院门口喊了一声：“李巧巧！”

她很快从屋里出来，手里抱着几本书：“进来吧，我爹妈都不在家。”

我跟着她进了屋。她家的陈设比我家好多了，桌椅虽然也是旧的但收拾得干净整洁，墙角还有一台缝纫机，上面搭着一块花布。她把书放在八仙桌上，翻开其中一本：“这几本是我托同学从县城买的，数学的复习资料，比去年的版本新，多了不少题型。”

我拿过来翻了翻，果然比我自己那几本厚实多了。题目也更灵活，很多题型我以前没见过。我皱着眉头看了一道函数题，半天没想明白。

“这道题我也不会，”李巧巧凑过来，头发梢扫到我的胳膊上，有点痒，“咱俩一起琢磨琢磨。”

我俩趴在桌子上，头碰着头研究那道题。李巧巧的解题思路比我清晰，她一步步推下来，很快就找到了突破口。我在旁边看着，心里暗暗佩服她的脑子。

“你看，这里设个未知数，然后代入公式，”她用笔尖点着纸面，“就能解出来了。”

“你数学比我强，”我叹了口气，“去年你要是多考几分，肯定能上。”

“别提去年了，”李巧巧笑了笑，但笑容里有点涩，“差两分。我爹说这就是命，让我认命。”

“你爹说的不对，”我脱口而出，“命是自己挣的，不是认的。”

李巧巧抬头看着我，那双黑亮的眼睛里忽然亮起了光：“王建军，你说得对。那咱俩明年一起考，行不行？”

我看着她认真的表情，心里那团火又烧了起来。我说：“行。一起考。”

那天下午我们俩把那本复习资料从头到尾翻了一遍，遇到不会的题就一起讨论，有争执的地方就各自写在纸上对比。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下来，她妈回来的时候看见我俩趴在桌子上，先是一愣，然后笑着打趣：“哟，俩人还学上啦？”

我跟李巧巧同时直起身来，都有点不好意思。她妈倒没说什么，转身进了灶间忙活去了。

从那天开始，我跟李巧巧除了白天上课、晚上夜课，中间空下来的时间就凑在一起复习。有时候在她家，有时候在扫盲班的空屋子里，两个人各占桌子一头，安安静静地看书做题，偶尔抬头讨论几句。李家沟的人开始传闲话，说王建军跟李巧巧好上了，没事就腻在一块儿。我听见了也没往心里去，我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身份，配不上人家。

但有些感情，不知不觉就生了根发了芽。那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雪，地上的积雪没过脚踝。夜课散了我送李巧巧回家，两个人踩在雪地上咯吱咯吱响。月亮挂在天上，把雪地照得亮堂堂的。

“明天早上你别来了，”李巧巧说，“雪这么大，路不好走。”

“没事，我起早点先把路扫了，”我说，“上午还有课呢，不能耽误学生。”

她没再说话，低着头往前走。走到她家门口的时候，她转过身来看着我，月光照在她脸上，眉眼比平时柔和了许多：“王建军，你说咱俩能考上吗？”

“能。”我想都没想就回答。

她笑了一下，推开院门走了进去。我站在雪地里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门后，转身往回走。寒风刮在脸上刀子一样，但我心里却是滚烫的。

那场雪下了三天三夜，整个李家沟都变成了白茫茫一片。扫盲班停了几天课，但我和李巧巧的复习没有停。她把复习资料送到我家来，两个人隔着炕桌，裹着棉被做题。我妈看她的眼神带着笑意，端了红薯汤进来给她暖手。

日子一天天过去，腊月来了。村里开始准备过年，杀猪的杀猪，磨豆腐的磨豆腐，年味儿一天比一天浓。我爸的腿好了不少，已经能拄着拐杖下地走几步了。家里的日子虽然还是紧巴，但比我偷番薯那会儿好了许多。

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刘红英把我叫到大队部，说公社明天要在县城搞个扫盲成果展示会，每个大队派两名教员去参加。她让我和李巧巧去，还说展示会上有比赛，要现场教学、现场答题，评出优秀教员有奖励。

“奖励是啥？”我问。

“第一名给五十块钱外加一张奖状，”刘红英说，“这事儿不光是你俩的事，关系到李家沟的荣誉。你给我好好准备，把咱们扫盲班这几个月教的内容整理一遍，到时候上台别怯场。”

我回去把这个消息跟李巧巧说了。她眼睛一亮：“五十块钱？那够买一年的复习资料了！”

“还有奖状呢，”我说，“贴在大队部的墙上，往后谁来了都能看见。”

那天晚上我俩在扫盲班的空屋子里准备到很晚，把教过的内容一条一条列出来，设计了几套教学方案，还模拟了好几遍上台展示的流程。窗外的北风呼呼地刮，屋里就着一盏煤油灯，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墙上，靠得越来越近。

我说：“巧巧，要是咱俩真拿到了奖，年三十晚上我去你家给你爹妈拜年。”

她低着头写字，耳朵尖红红的：“谁稀罕你来拜年。”

但我看见她嘴角翘起来了。

展示会定在腊月二十五。那天一大早，我跟李巧巧就坐上了去县城的拖拉机，突突突地颠了一个多小时才到。县城比李家沟热闹多了，街上的铺子都挂着红灯笼，有人推着自行车来来往往，供销社门口排着长长的队。

展示会在县文化馆的大厅里举行，摆了十几排椅子，前面一个主席台，台上拉了一条横幅，写着“全县扫盲成果展示暨优秀教员评比大会”。到场的除了各大队的教员，还有县里的领导和公社的干部。我和李巧巧坐在靠后的位置，看着前面的人一个一个上台展示，有的紧张得声音发抖，有的倒是大方自然，讲得头头是道。

轮到李家沟的时候，我和李巧巧一起上了台。台下坐了上百号人，黑压压的一片，我的心扑通扑通跳得厉害。李巧巧悄悄捏了一下我的手指，我深吸一口气，开了口。

那天的展示分成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教学示范，第二个环节是现场答题。我负责识字教学部分，用顺口溜的方式讲了一个“田”字——“一块四方田，四边都是线，中间种粮食，分给耕田人。”底下有人笑了，但笑完之后都鼓了掌。李巧巧讲算术更绝，用村子里的实例编应用题，什么“一头牛一天吃二十斤草，三头牛五天吃多少斤”，把枯燥的数学题讲得生动有趣。

现场答题环节，我和李巧巧配合默契，一个答题一个补充，把台上的评委都看呆了。最后宣布结果的时候，我和李巧巧的名字紧挨着出现在第一名后面——李家沟大队，王建军、李巧巧，并列一等奖。

下台之后李巧巧眼眶都红了：“王建军，咱俩真的做到了！”

我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知道一个劲儿点头。手里攥着那五十块钱的奖金和两张奖状，感觉像做梦一样。

那天晚上回到李家沟，刘红英带着全村的男女老少在村口等着我们，敲锣打鼓地迎接。我爹拄着拐杖站在人群最前面，我妈站在他旁边，脸上全是泪。李巧巧她爹也在，虽然脸上没什么表情，但我看见他偷偷用手背擦了一下眼角。

人群散后，我跟李巧巧站在村口的大槐树底下。冬夜的星子密密麻麻地铺满天空，冷得人哈出一团团白气。

“王建军，”李巧巧看着我，“年三十你还来不来我家？”

我笑了：“来。说好了的，雷打不动。”

她低下头，脸藏在围巾后面，但我看见她笑了。

那个冬天的夜格外冷，但我的心比哪一年都暖和。我知道前面还有更长的路要走，但至少这一刻，脚下的每一步都踩得实实在在。

第5章

年三十那天，我换上了我爹年轻时候穿过的一件中山装，虽然袖子短了一截，领口也磨得发亮，但好歹没有补丁。我妈给我梳了梳头发，又把我那破鞋头用黑墨水染了一遍，嘴里念叨着：“去人家家里拜年，得拾掇利索了，别让人看了笑话。”

我拎着一包红糖和两瓶罐头往李巧巧家走。那包红糖是刘红英给的，罐头是用展示会的奖金买的，虽然只有两瓶桃罐头，但在李家沟已经是拿得出手的礼了。

李巧巧家院子里挂着红灯笼，门框上贴了新写的春联，墨迹还新鲜。我站在院门口正要喊，门先开了，李巧巧探出半个身子来，看见我手里的东西先是一愣，然后笑了：“你还真买了罐头？我跟你开玩笑的。”

“那不行，头一回上门拜年，空着手像什么话。”我跟着她往里走，屋里的八仙桌上已经摆了一桌子菜，比她家平时吃的丰盛多了。她爹李长林坐在正位上，手里端着一杯热酒，看见我进来，脸上的表情不冷不热。

“叔，过年好。”我把红糖和罐头放在桌上。

李长林“嗯”了一声，指了指对面的凳子：“坐吧。”

李巧巧她妈从灶间端着一盆热腾腾的炖鸡出来，看见我就笑：“建军来了？赶紧坐下，别客气。”

这顿饭吃得我手心全是汗。李长林不怎么说话，就闷头喝酒吃菜，偶尔抬头看我一眼，那眼神让我心里发毛。李巧巧在旁边给我夹菜，被她爹瞪了一眼才消停。我低着头扒饭，一个字都不敢多说。

吃完饭，李巧巧拉着我去院子里看烟花。村里的孩子们在巷子里跑来跑去，放着小鞭炮，“噼里啪啦”的响声此起彼伏。远处的天边时不时窜起一朵烟花，把夜空照亮一瞬。

“我爹其实不讨厌你，”李巧巧说，“他就是那个脾气，嘴上不饶人。”

“我知道，”我说，“换我是当爹的，我也不乐意闺女跟一个偷过番薯的小子走得太近。”

李巧巧扭头看我：“你还记着那事儿？”

“忘不了。”我吐出一口白气，“那事儿就跟烙铁烫的一样，烙在我心里了。往后我王建军要是再干一件丢人的事，我就自个儿去派出所报到。”

“行了行了，大过年的说这些干啥。”李巧巧用胳膊肘碰了碰我，“你看天上，那是‘天女散花’！”

我抬头看天，一朵巨大的烟花在天上炸开，红的绿的紫的，像洒了一把碎金子在夜幕上。我偷偷看了她一眼，她的侧脸在烟花的光亮里忽明忽暗，嘴角翘着，眼睛亮得跟天上的星星一样。

那天晚上回家的时候，李长林送我到院门口，忽然叫住我：“王建军。”

我转过身：“叔，您说。”

李长林抽了一口旱烟，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你跟巧巧的事，我不管。但你要是想娶我闺女，起码得有个正经出身。考大学也好，进工厂也好，你得先立住自己的脚。我李长林的闺女，不能嫁给一个窝囊废。”

他的话像锤子砸在我心上，又疼又清醒。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叔，您放心。我王建军说话算话，不混出个人样来，我绝不提半个‘娶’字。”

李长林没再说话，转身回了屋，把院门关上了。我站在寒冷的夜风里，攥紧了拳头。旁边巷子里还有人放鞭炮，噼里啪啦地响个不停，像是在给我打气。

春节过完，扫盲班继续开课。开春之后地里的活多了起来，来上课的人少了一些，但留下来的都是真正想学的。李巧巧跟我商量着把课程缩短，每天只上一个小时，提高效率。我们又新增了一些实用的内容，比如教大家怎么记工分、怎么算粮食产量、怎么写简单的借条和收据。

三月份的时候，公社来了通知，说县教育局要组织一次成人文化考试，成绩合格的发给扫盲结业证书。刘红英让扫盲班的所有学员都报名，一来检验这几个月的教学成果，二来拿了证书往后招工招干也有用。

消息一出，班上的人都紧张起来。那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叫李老栓（跟我爹同名但不同人），跑来找我：“王老师，我这么大岁数了去考试，丢人不？”

“叔，有什么丢人的？”我说，“您现在能写自己的名字，能算一百以内的加减法，这就比去年强了不知多少倍。考试就是走个过场，把您会的东西写出来就行。”

李老栓挠了挠后脑勺：“那……那考试的时候能带小抄不？”

我哭笑不得：“叔，不能带。但我每天晚上给你开小灶，咱把重点再过一遍。”

考试那天，扫盲班的学员一共去了十三个，坐在公社小学的教室里，每人面前一张课桌一份试卷。我跟李巧巧站在教室外面等着，比他们自己还紧张。考了两个小时，出来的人表情各异，有的愁眉苦脸，有的眉开眼笑。

成绩出来那天，刘红英拿着名单在大队部的广播里念了足足三遍：“李家沟扫盲班十三名学员，全部通过考试，获得成人扫盲结业证书！其中李老栓同志数学满分，李翠花同志语文九十八……”

那天晚上刘红英自掏腰包买了二斤猪肉，在扫盲班的空屋子里摆了一桌，犒劳全班学员。大伙儿围着桌子吃猪肉炖粉条，喝高粱酒，又笑又闹。李老栓喝得脸红脖子粗，拉着我的手不放：“王老师，要不是你，我李老栓这辈子就是个睁眼瞎。你是我的恩人！”

“叔，您言重了，”我说，“是您自个儿肯学。”

李巧巧坐在我旁边，偷偷往我碗里夹了一块肉。我低头咬了一口，肥瘦相间，香得差点把舌头吞下去。这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香的一块猪肉。

日子像地里的麦子一样，一天天往上蹿。五月份麦收的时候，李家沟的男女老少齐上阵，地里一片热火朝天。我也去帮忙割麦子，跟队上的壮劳力一起从早干到晚，脊背晒脱了一层皮。晚上还要去扫盲班上课，嗓子哑得说不出话来，就靠着黑板打手势。

刘红英看不过去，硬是给我放了三天假，让我在家歇着。我躺在我爹旁边，听他絮絮叨叨地说话。他的腿已经能走了，虽然还有点瘸，但下地干活不成问题了。

“建军，”我爹靠在炕头，“我听人说你跟巧巧那闺女走得近，你是不是对人家有意思？”

我脸一热：“爹，您别瞎打听。”

“打听打听怎么了？”我爹哼了一声，“你都二十三了，村里像你这么大的，孩子都会打酱油了。你要是真喜欢人家，就好好跟人家处，别让人家爹妈挑出毛病来。”

我没说话，但心里记着我跟李长林说的那句承诺。

六月份高考报名开始了。我跟李巧巧一起去公社招生办填了表，报了名。拿到准考证那天，我俩站在公社门口的大街上，一人攥着一张纸片，互相看了一眼，都笑了。

“王建军，这回你打算考哪个学校？”李巧巧问。

“师范吧，”我说，“教了这几个月，我觉得当老师挺好。你呢？”

“我也想考师范，”李巧巧说，“咱俩考同一所，行不？”

“行。”

那两个字我说得轻描淡写，但心里知道这承诺有多重。同考一所学校，一起上大学，然后呢？我不敢往下想，但嘴角已经忍不住翘了起来。

高考在七月，正是李家沟最热的时候。地里蝉声聒噪，热浪扑面，我跟李巧巧在扫盲班的空屋子里复习，一人一个蒲扇，扇出来的风都是烫的。李巧巧怕热，头发总是湿漉漉地贴在额头上，我用课本给她扇风，她抬头冲我笑一下，那笑容比冰镇酸梅汤还解暑。

考前三天，刘红英给我们放了假，让我俩全心全意准备考试。她还从自己家里拿了一篮子鸡蛋，分给两家，说是补身子。我妈把鸡蛋一个个小心翼翼地收起来，每天给我煮一个吃。李巧巧她妈也一样，变着法儿给她做好吃的。

七月七号早上，我穿上那件中山装，兜里揣着我妈连夜烙的葱花饼，坐上了去县城的班车。李巧巧坐在我旁边，翻着复习资料看最后一眼。班车颠颠簸簸地开了将近两个小时，窗外的田野在晨光里铺展开来，绿油油的一片。

县城中学的考点门口挤满了人，黑压压的一片脑袋。我挤在人群里找到自己的考场，回头看了一眼李巧巧，她也正看着我，远远地冲我比了个拳头的手势。

三天考试，像做梦一样过去。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一门一门考下来，手都写酸了。最后一门考完出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了，我站在考场门口，看着天边被晚霞染红的云彩，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李巧巧从隔壁考场跑过来，脸通红通红的：“王建军，你考得怎么样？”

“还行，”我说，“跟去年比感觉好一些。你呢？”

“数学有道大题我没把握，”她皱着脸，“但其他几门还行。”

“那就行了，”我安慰她，“能考上的。”

我俩并肩走出考点大门，班车还没来。我们在路边找了一棵大槐树坐下来，喝着二分钱一杯的凉茶，谁都没说话。晚风把槐树的叶子吹得沙沙响，远处有知了在叫，一声接一声。

“王建军，”过了好久李巧巧才开口，“要是考不上怎么办？”

“那就再考一年。”我说，“考不上就一直考，考到考上为止。”

她转过头看着我，眼睛在暮色里亮晶晶的：“你说话算话？”

“算话。”

班车来了，突突突地停在我们面前。我俩上了车，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窗外的田野在飞速后退，夕阳把一切都镀成了金色。我的手和李巧巧的手并排放在座位中间，隔着一小段距离，谁都没有去碰谁。

但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在心里扎了根。就像去年秋天那个傍晚，刘红英蹲下身捡起那三个番薯的时候说的那句“你是去派出所还是跟我回家”，改变的不只是我偷东西这件事，而是我整个人生。

那个盛夏的晚上，我躺在自家院子里的竹席上乘凉，满天星子铺下来，亮得晃眼。我爹坐在旁边抽旱烟，烟头的红光一明一灭。我妈在屋里缝补衣服，缝纫机的声音哒哒哒地响。远处传来几声狗叫，村庄在夜色里沉沉地呼吸着。

我闭上眼，心里跟自己说：王建军，快了。你马上就二十三岁了，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第6章

等待成绩的日子最难熬。每天吃过早饭我就往大队部跑，看邮递员有没有送信来。邮递员老张骑着他那辆二八大杠，摇着铃铛从村口进来，我就站在路口踮着脚望，望了半个多月，信没等到，倒是把脖子望长了一截。

李家沟的人比我还着急，见着我就问：“建军，成绩出来了没？考上了没？”我笑着摇头说还没呢，他们比我还失望，叹着气走了。

李巧巧表面上看着比我沉得住气，其实也好不到哪儿去。有一天我去她家送复习资料，她妈悄悄跟我说：“这丫头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把枕头都滚扁了。”

八月中旬的一天，我正在地里帮我妈锄草，远远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我抬头一看，是李巧巧，她从田埂那头跑过来，气喘吁吁地挥着手里的东西：“王建军！录取通知书到了！”

我手里的锄头“咣当”一声掉在地上，整个人像被点了穴一样定在原地。李巧巧跑到我面前，把一张纸塞到我手里：“你的！师范学校！中文系！”

我把那张纸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上面白纸黑字印着我的名字、录取学校和专业，还有大红公章戳在上面。我的手在发抖，嗓子眼堵得说不出话来，眼眶一热，眼泪就掉下来了。

“你哭啥呀！”李巧巧也红了眼眶，“考上了该高兴啊！”

“那你呢？”我使劲擦了一把脸，“你拿到了吗？”

李巧巧从另一只手里也拿出一张纸：“我也拿到了！同一所学校！数学系！”

我看着她手里那张录取通知书，又看看自己手里这张，两个人站在田埂上，又哭又笑，跟两个傻子一样。我妈从地里跑过来，看见我俩这模样吓了一跳：“咋了咋了？出啥事了？”

我把通知书递给我妈看。她接过去看了半天，虽然她不认识几个字，但那个大红公章她是认得的。她手一抖，通知书差点掉在地上，然后一把抱住我，嚎啕大哭：“我儿子考上大学了！我儿子考上大学了！”

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李家沟。那天傍晚，刘红英在大队部的广播里反复播了三遍：“恭喜我村王建军、李巧巧两名同志考取省师范学校，这是李家沟的光荣！”全村人都出来看热闹，把我家围了个水泄不通。

李长林也来了，站在人群外围，脸上的表情说不清是高兴还是什么。我穿过人群走到他面前，叫了一声：“叔。”

李长林看着我，抽了一口旱烟，半晌才说：“说话算话，有点出息。”

我点点头。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转身走了。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子口，心里明白，这关算是过了。

临开学前几天，村里给我凑了学费。刘红英牵头，一家一块两块地凑，硬是凑了八十多块钱。李老栓拿出他攒了半年的私房钱，塞在我手里说：“王老师，拿着，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将来出息了，别忘了李家沟。”

我攥着那叠毛票和硬币，鼻子酸得厉害。这些钱是李家沟的老老小小一张张攒出来的，是他们的汗水，也是他们的期盼。

李巧巧那边的学费是她爹出的，李长林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还是为自己闺女骄傲。开学前一天，李巧巧来找我，两个人坐在村口的大槐树底下，看着天边的晚霞渐渐暗下去。

“王建军，明天咱俩就坐车去省城了，”李巧巧轻声说，“你紧不紧张？”

“有点，”我老实承认，“从小到大没出过远门，省城那么大，怕走丢了。”

“那我带着你走，”李巧巧笑了，“我方向感比你好。”

晚风吹过来，带着秋天田野里庄稼成熟的气息。大槐树的叶子开始泛黄了，一片两片飘下来落在我们肩上。我扭头看着李巧巧，她的睫毛在暮色里轻轻颤动，嘴角微微上翘。

“巧巧，”我说，“等毕业了，我回来教书。”

“回来？”她转过头看我，“你不想留在城里？”

“城里有啥好的，”我说，“连个认识的人都没有。李家沟才是我的家，这里有红英姐，有李老栓叔，有你爹你妈，有我妈我爸，还有那一屋子扫盲班的学生。我学了本事不回来教给他们，那学来干啥？”

李巧巧看着我，眼睛在暮色里闪着光：“那我也回来。咱俩一起回来教书。”

“说好了？”

“说好了。”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妈正在灯下给我缝书包。那只书包是她用旧衣裳改的，蓝布面子，里面衬了一层白棉布，针脚密密麻麻的，结实得很。她把书包递给我的时候，我看见她手指上全是被针扎破的口子。

“妈，”我接过书包，“您别缝了，够用了。”

“多缝几针结实，”我妈擦了擦手，“到了省城要好好读书，别想家。家里有我跟你爹呢，你别操心。”

我爹坐在炕头，抽着旱烟不说话。等我妈出去了，他才开口：“建军，你爹没本事，一辈子没让你过上好日子。现在你能考上大学，是你自己有出息。往后你走多远，爹都不拦你，但有一条——别忘了自己是从哪儿出来的。”

“爹，我记得。”我蹲在他面前，握着他的手。他的手又粗又糙，全是老茧和裂口，但握着我的时候稳稳当当的。

九月一号，开学的日子。一大早刘红英就带着人来了我家门口，敲锣打鼓地送我。我背上我妈缝的那个蓝布书包，手里拎着一网兜换洗衣服和咸菜疙瘩，站在家门口回头看了一眼。

院子里的枣树结满了果子，压得枝头弯弯的。我爹拄着拐杖站在屋檐底下，我妈站在他旁边，两个人都没说话，就那么看着我。我冲他们挥了挥手，转身走了。

李巧巧在村口等着我，她背着一个碎花布包，扎着两条小辫子，穿着那件干干净净的碎花棉袄。看见我来了，她笑了：“走吧。”

我俩上了去县城的班车。车子发动的时候，我从车窗探出头去，看见刘红英带着全村人站在村口，朝我们挥手。李老栓站在最前面，咧着嘴笑得满脸褶子。李长林站在人群后面，破天荒地举了举手。

班车颠颠簸簸地开远了，李家沟的轮廓越来越小，最后变成天边一个模糊的黑点。我缩回座位上，把手里的录取通知书又看了一遍。窗外是秋天的田野，金黄色的稻田一块接一块，收割机在远处突突突地响。

李巧巧靠在我肩膀上，轻声说：“王建军，你说咱们四年之后回来，李家沟会变成什么样？”

“肯定比现在好，”我说，“到时候路修好了，电通了，家家户户都能看上电视，再也不用点煤油灯了。”

“那咱们的扫盲班呢？”

“还在。不过不叫扫盲班了，叫夜校。教初中数学、高中语文，让咱们李家沟的孩子个个都能考上大学。”

李巧巧笑了：“你野心还挺大。”

“不算大，”我说，“就这点本事，都用在李家沟了。”

班车在公路上一直往前开，两边是连绵的田野和村庄。阳光从车窗照进来，暖洋洋的，我眯起眼睛看着前方，路还很长，但心里有底。

那一刻我想起去年秋天蹲在番薯地里偷番薯的那个傍晚，想起刘红英那句“你是去派出所还是跟我回家”，想起扫盲班第一节课上那个颤颤巍巍写“李”字的李老栓，想起李巧巧在雪地里那双亮晶晶的眼睛。

所有的苦都过去了，所有的路都踩实了。车窗外是崭新的日子，铺天盖地地涌过来，我没有一点害怕。

因为我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

班车在金色的秋天里向前飞驰，李巧巧的手不知道什么时候握住了我的手，紧紧的，暖暖的。我侧过头看她，她闭着眼睡着了，嘴角挂着浅浅的笑。

我也闭上眼，任由阳光在眼皮上映出一片暖红。耳边的引擎声和风声混在一起，像是这个时代滚滚向前的脚步。23岁的我坐在去往省城的班车上，怀里揣着录取通知书，手上握着一个人的手，心里装着整个李家沟。

前面的路还长，但我一点都不着急。

第7章

省城师范学校比我想象的还要大。那天班车停在长途汽车站，我和李巧巧拎着大包小包站在路边，看着满街的自行车和偶尔驶过的公共汽车，整个人都傻了。街上的楼房一栋接一栋，最高的有六层，仰头望上去帽子都要掉下来。商店的橱窗里摆着我没见过的东西，录放机、电风扇、雪花膏，花花绿绿地堆在那里，看得人眼花缭乱。

李巧巧拽了拽我的袖子：“王建军，咱俩别在这儿杵着了，问路去学校吧。”

我俩一路打听着到了师范学校的大门口。校门是铁栅栏的，上面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写着“省师范学校”五个大字。门口已经挤满了新生和家长，人声鼎沸，热闹得像赶集一样。我攥着录取通知书挤到报到处，把那张已经快被汗水浸软的纸递给负责登记的老师。老师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头看了看我的录取通知书，笑着说：“王建军是吧？中文系的。宿舍在东区三号楼，你去那边找宿管阿姨安排床位。”

李巧巧被分到了女生宿舍楼，在校园的另一头。报到那天我俩都忙得脚不沾地，一直到晚上才有空碰头。她换了新发的校服，蓝白条纹的，扎着马尾辫，站在女生宿舍楼门口冲我笑。月光照着她，跟我们在李家沟的时候不太一样了，多了点城里姑娘的味道。

“宿舍怎么样？”我问她。

“八个人一间，上下铺，挺挤的，”她说，“但比家里热闹。你呢？”

“一样，八人间。隔壁床是个从乡下考上来的，他爹赶了一百多里路送他，现在还在宿舍里坐着不肯走呢。”

我俩在校园里走了一圈。师范学校的校园很大，种了一排排的梧桐树，路灯把树影投在地上，斑斑驳驳的。操场上有几个男生在打篮球，球砸在地上的声音在夜里传得很远。教学楼里亮着灯，窗户上影影绰绰地有人影晃动。

“王建军，”李巧巧走着走着忽然说，“我有点想家了。”

“我也是，”我老实承认，“今天晚上吃饭的时候，食堂的大白馒头我吃了两个，但老觉得没有我妈蒸的好吃。”

“我想李老栓叔他们了，”李巧巧的声音低下去，“不知道扫盲班现在谁在教。”

“放心，”我说，“红英姐肯定会想办法的。说不定让赵会计接着教呢。”

回到宿舍已经快十点了，同屋的几个人都躺在铺上聊天。睡我上铺的叫马胜利，是个从沂蒙山考来的小伙子，瘦高个儿，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他探头下来跟我说：“建军，刚才你干啥去了？班长来登记花名册，找不着你的人。”

“出去转了转，”我爬到自己铺上，“班长是谁？”

“一个城里的姑娘，叫孙小梅，长得挺好看，”马胜利说，“听说她爸是教育局的科长，家里条件好得很。不过人倒是不摆架子，刚才还给我们分苹果吃。”

那天晚上我躺在陌生的床上，听着窗外陌生的声响，翻来覆去很久才睡着。梦里全是李家沟的麦田和那条通往村口的土路，刘红英在路边站着，冲我招手：“建军，回来上课了。”

大学生活很快就上了正轨。每天早上六点起来跑操，然后去教室上课，中午在食堂吃大锅饭，下午接着上课或者去图书馆自习。刚开始的时候我什么都觉得新鲜，但新鲜劲儿一过，更多的是一种紧迫感。我知道自己能坐在这里读书，是李家沟的老老少少一块钱一块钱凑出来的，我没有资格浪费任何一个学期。

中文系的课我学得很认真。古代汉语、现代文学、写作理论，每门课我都坐在第一排，笔记记得比谁都详细。教写作课的是个姓周的老教授，五十多岁了，戴着厚眼镜，讲课慢条斯理但内容扎实。他看了我的第一篇作文之后把我叫到办公室去，说：“王建军，你这篇写得有生活气息，但语言太口语化了，要多读名家作品，把文笔练起来。”

从那以后我把图书馆当成第二个宿舍，没课的时候就泡在里面，从鲁迅读到巴金，从老舍读到沈从文。有时候李巧巧也来，两个人占一张桌子，她看她的数学书，我翻我的文学书，偶尔抬头交换一个眼神，又低下头继续。

李巧巧在数学系也适应得很快。她的基础本来就好，加上在扫盲班教了大半年书，讲起课来条理清楚思路缜密，数学系的老师都夸她有天赋。有一次我去她们系蹭课（师范学校的课可以旁听），正赶上她上讲台演示一道微积分的解法，下面的同学听得鸦雀无声，连老师都在点头。

下课之后她跑出来找我，脸还红扑扑的：“你咋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

“来听听我未来媳妇讲课，”我笑着说，“看看水平够不够教我。”

她一巴掌拍在我胳膊上：“谁是你未来媳妇！再瞎说我不理你了。”

虽然嘴上这么说，但那天晚上她破天荒地请我去学校门口的小面馆吃了一碗肉丝面，还把她碗里的肉都夹给了我。

日子一天天过，秋天过去了，冬天又来了。省城的冬天比李家沟还冷，北风刮起来像刀子一样往骨头缝里钻。我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棉袄过了整整一个冬天，袖口磨破了，李巧巧趁着周末偷偷买了毛线，给我织了一条围巾。深蓝色的，针脚有点歪，但绕在脖子上暖和得很。

寒假回家的时候，我背着行囊从班车上跳下来，第一眼就看见了村口大槐树底下的刘红英。她还是那条大辫子，还是那个红袖章，但人看着比去年精神了不少。看见我她三步并作两步走过来，上下打量了一番：“啧，大学生就是不一样了，看着白净了，也壮实了。”

“红英姐，”我把特意从省城带回来的点心递给她，“学校发的，您拿回去给家里尝尝。”

刘红英接过点心，眼眶有点红：“你还惦记着我。”

“那肯定惦记，”我说，“没有您就没有我今天。”

她摆摆手：“行了别煽情了，你爹你妈在家等你呢，赶紧回去。”

我跑回家的时候，我妈正蹲在院子里择菜，看见我站在门口，手里的菜“哗啦”掉了一地。她站起来，两只湿漉漉的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嘴唇哆嗦了半天才喊出一声：“建军回来了！”

我爸从屋里拄着拐杖走出来，腿上已经好利索了，虽然走路还有点一瘸一拐，但下地干活没问题了。他看了我一眼，什么话都没说，但嘴角的弧度压都压不住。

那天晚上我妈做了满满一桌子菜，有炖鸡、炒鸡蛋、炸面丸子，把过年才舍得吃的东西全拿出来了。我爹坐在桌边，破天荒地倒了一杯酒递给我：“来，陪你爹喝一杯。”

那杯酒是村里自己酿的高粱酒，辣得呛嗓子，但喝下去浑身暖烘烘的。我一杯接一杯，喝得脸通红，把我爹给吓着了：“行了行了，别喝了。”

“爹，”我放下酒杯，眼眶热热的，“这半年我过得特别好。学校里的老师特别好，同学也特别好。我下学期的学费学校给免了，还给我申请了助学金，每个月有十五块钱的生活费。以后家里不用再给我寄钱了。”

我妈又开始抹眼泪：“好好好，都好就好。”

那天晚上我躺在自己家的土炕上，闻着熟悉的灶台烟火气，听着窗外北风的呼啸声，睡得比在省城任何一个晚上都香。

寒假里我又去了扫盲班。现在的扫盲班已经搬到大队部的会议室里了，有电灯，有黑板，条件好了不少。赵会计接了我和李巧巧的班，虽然讲得不怎么好，但至少有人在坚持教。我去的那天正好赶上他们上课，赵会计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家”字，底下一群大叔大婶跟着念。

李老栓看见我来了，激动得差点从凳子上站起来：“王老师！你回来了！”

“李叔，您坐您坐，”我走过去按住他的肩膀，“我回来看看大家伙儿。”

那堂课我接过来讲了一个小时，底下的老学生新学生听得津津有味。李巧巧也来了，站在门口看着，嘴角带着笑。下课之后大家围着我们俩问这问那，问到省城是什么样子的、大学生活好不好、将来毕业了还回不回来。

“回，”我笑着说，“毕业了就回来教书。到时候把咱们李家沟的娃娃都教成大学生。”

大家伙儿鼓掌叫好。李老栓挤到前面来，从兜里掏出一包花生塞给我：“王老师，自家地里种的，你带着回学校吃。”

那包花生我带回省城吃了整整一个月，每一颗嚼在嘴里都是李家沟的味道。

春天开学之后课业更重了。大一下学期开始学教育学和心理学，周教授说这是师范生的基本功，将来当老师能不能教好书，全看这两门课学得扎实不扎实。我把课本翻来覆去地背，笔记整理了三大本，每天晚上熄了灯还在被窝里打着小手电看。

李巧巧的课业也不轻，数学系的课程本来就难，她又要强，每次考试都要拿第一。有一回她连着熬了三个通宵复习，结果考试的时候发了高烧，还没交卷就晕在桌子上了。我接到消息跑去校医院，看见她躺在病床上，脸烧得通红，嘴唇干裂起皮，心疼得不行。

“你疯了，”我坐在床边给她擦额头上的汗，“命都不要了？”

“我就想考第一，”她虚弱地说，“我爹说女孩子学数学难，我偏要证明给他看。”

“你爹现在最骄傲的就是你，”我说，“你不需要证明给他看，你已经做到了。”

她闭着眼不说话，但我看见她眼角有泪光。

李巧巧病好之后我逼着她每天按时吃饭按时睡觉，不许再熬夜。她抗议了几次没效果，也就认了。周末的时候我经常拉着她去操场跑步，说要把身体练好，以后回李家沟教书才扛得住。她跑两圈就喘得不行，蹲在跑道边上不肯起来，我就站在旁边等着，等她喘匀了再拉着她继续跑。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大一下学期的期末考试我跟李巧巧都考得不错。我的写作课拿了全班第一，周教授在课堂上当着所有人的面念了我的期末作文，题目叫《我的家乡》。那篇作文写了李家沟的麦田、大槐树、刘红英的萝卜汤、扫盲班的煤油灯，还写了那三个被我偷过的番薯。周教授念完之后摘了眼镜擦了擦，说了一句：“同学们，好文章就是从生活里长出来的。”

暑假回家，我跟我爸、我弟把家里的三亩地重新翻了翻，种上了秋玉米。我爸的腿彻底好了，虽然使不上大力气，但干些轻省活没问题。我弟今年十六岁了，个子长得比我高半头，干活比我能干多了。我看着他在太阳底下挥汗如雨的样子，心里想等毕业挣了钱，先送弟弟去县里的技校学门手艺。

李巧巧暑假也没闲着，她主动揽下了扫盲班暑假班的全部课程，一个人教认字、算术、唱歌，忙得脚不沾地。我去帮她打下手，两个人每天下午在会议室里上课，晚上一起备课、刻蜡版、印讲义。

有一天晚上备课的时候李巧巧忽然跟我说：“王建军，我报名参加明年的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了。”

我手里的粉笔顿了一下：“啥时候报的？”

“上个学期末，”她说，“一直没跟你说。系里选了三个人参加省里的选拔赛，我是其中之一。”

我心里为她高兴，但又有点担心：“那你暑假不复习吗？每天上扫盲班还有时间？”

“白天上课，晚上复习，”她说，“时间挤一挤总是有的。”

那天晚上我看着她在煤油灯下做题的侧影，心里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滋味。这个姑娘比我还要拼，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就拼了命地去够。

八月末的一天，省城来了封信，李巧巧的数学竞赛选拔赛通过了，她将代表省师范学校参加明年春天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的决赛。消息传到李家沟的时候，李长林正蹲在自家院子里劈柴，听见之后手里的斧头“咣当”掉在地上，站起来半天没说话，然后转身进了屋，把门关上了。李巧巧她妈说他爹关着门哭了半个钟头。

回省城之前的那个晚上，我跟李巧巧又坐在村口的大槐树底下。夏天的风吹过来，带着玉米地里甜丝丝的气味。蝉还在叫，一声比一声高。

“王建军，”李巧巧靠在我肩膀上，“你说咱们这两年过得是不是太顺了？”

“咋了？”

“我老觉得心里不踏实，”她轻声说，“怕什么东西忽然就没了。”

我握住她的手：“不会的。咱俩是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每一脚都踩实了。往后也是一样，一步一步往前走，什么都不会没的。”

她没再说话，就那么靠着我坐了很久。月光透过槐树叶子洒下来，细细碎碎的，落在我们俩身上像一层银霜。

大二开学之后，李巧巧更忙了。她每天除了正常上课之外还要参加数学竞赛的集训，周末也不得休息。我见她的时候少了，但每天晚上她都会在我宿舍楼下的门卫室给我打一个电话，电话很短，就一两分钟，问问我吃了没，有没有好好上课。

我也没闲着。周教授推荐我参加学校的学生刊物编辑工作，还给省城的几家报纸副刊写稿。一开始稿件寄出去石沉大海，后来渐渐有了回音，两篇写农村生活的散文分别在一家青年报纸和一家省城的晚报上发表了。稿费不多，一篇五块钱，但拿到样报的那天我高兴得在宿舍里来回走了二十圈。

马胜利从上铺探出头来：“建军，你踩得我头晕。”

“胜利，”我把报纸举起来给他看，“我上报纸了！”

马胜利爬起来一看，惊呼一声：“行啊建军！这是省级的报纸！你这比我拿奖学金还厉害！”

我把那两份报纸小心翼翼地叠好，放在枕头底下，打算寒假带回家给我爹我妈看。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琢磨着周教授的话，他说我写东西有生活，但还需要打磨技巧，要多观察多思考多动笔。我把他的话记在心里，开始随身带个小本子，走到哪儿记到哪儿，看见什么想什么就往上写。

冬天又来了。那年冬天特别冷，省城下了好几场大雪，操场上积了厚厚一层，踩上去咯吱咯吱响。期末考试之前的一个周末，李巧巧忽然来找我，说集训完了，今天休息一天，让我陪她去书店。

我俩踩着雪走到学校后街的一家旧书店，门面小小的，里面堆满了书，过道窄得只能侧身走。李巧巧在里面翻了一个多小时，挑了好几本数学竞赛的辅导书，我也挑了两本小说集。结账的时候她抢着付了钱，说这是她竞赛选拔赛的奖金，请我当庆祝。

走出书店的时候天又下起雪来，大片大片的雪花从灰蒙蒙的天空里飘下来，落在我们头上、肩上。李巧巧仰起头张开嘴接了一片雪花，然后打了个喷嚏，红着鼻头冲我笑。

“王建军，你说咱俩毕业以后回来，要不要把扫盲班改成夜校？”

“改，”我把围巾解下来给她围上，“到时候白天在学校里教正式班，晚上在夜校教补习班，一天排得满满的。”

“那我教数学你教语文，”她裹着那条深蓝色的围巾，只露出一双眼睛，“咱俩把李家沟的娃娃从小学一直送到高考。”

“好。”我说。

雪越下越大了，路上没什么人。我走在前面挡着风，她跟在我后面踩着我踩出来的脚印。我们俩都没说话，但我知道她在我身后，她也知道我在她前面，这个冬天就不会太冷。

大二下学期刚开学没几天，李巧巧就去参加了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的决赛。比赛在省城的理工大学举行，全省各个高校选出来的高手全在那儿。我跟马胜利翘了一下午课去给她加油，坐在考场外面等了三个多小时。

她出来的时候脸色有点白，但眼睛亮得吓人。看见我就跑过来，一把抓住我的胳膊：“王建军，我觉得我考得还行！”

“有多行？”我问。

“不知道，”她摇头，“反正会做的都做了，不会做的也蒙了一部分。”

成绩出来是一周之后的事。那天我正在图书馆里写文章，马胜利从外面冲进来，站在门口大喊：“建军！你媳妇拿奖了！全国二等奖！”

图书馆里的人全抬起头来看我们。我手里的笔掉在桌子上，脑子空白了三秒，然后站起来连椅子都顾不上推，拔腿就往外跑。跑到数学系楼下的时候，李巧巧正被一群人围着，她站在中间手里攥着一张奖状，脸通红通红的。看见我来了，她挤出来走到我面前，把奖状递给我看。

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二等奖，盖着红彤彤的章。

“巧巧，”我嗓子又堵了，“你太厉害了。”

“比你差远了，”她说，“你写的文章都上报纸了，我这是算个数学题，谁都能算。”

“谁都能算那你咋不算个一等奖？”我逗她。

她瞪了我一眼，然后自己忍不住笑了，笑得跟春天的花一样。

那天晚上我俩去学校门口的小饭馆吃了顿好的，点了两个肉菜一个汤，还要了一瓶汽水。李巧巧喝着汽水跟我说她将来想当高中老师，专门带高三毕业班，把学生送进大学的校门。我说那我当语文老师，咱们俩在一个学校，我带文科班你带理科班。

“行，”她说，“到时候谁带的学生考上大学多，谁请客吃饭。”

“那我肯定输，”我笑，“你数学教的肯定比我语文教得好。”

“那可不一定，”她歪着头看我，“你作文写得好，教出来的学生作文肯定也好，到时候语文分数高，考上大学的一样多。”

那顿饭吃了将近两个小时，一直吃到小饭馆老板开始擦桌子准备打烊。我俩走在回学校的路上，春天的夜风暖融融的，路边的玉兰花开得满树雪白，香味飘了一整条街。

日子像流水一样淌过去，大二结束的时候我的学习成绩全系排名第三，拿到了二等奖学金。周教授私下跟我说再努把力，大三争取拿一等奖。暑假回李家沟的时候，我把这一年攒下来的三十多块钱全给了我妈，她攥着那叠票子半天没说话，最后只说了一句：“我儿子长大了。”

大三的课业更重了，开始实习了。我被分到省城的一所中学实习，教初二的语文。头一回站上真正的讲台，底下坐着五十多个半大孩子，我紧张得手心全是汗。但教了几天之后渐渐找到感觉了，毕竟在扫盲班练了大半年，怎么把课讲得生动有趣，我心里有数。

实习结束的时候，那所中学的语文教研组长找我谈话，说想留我毕业之后直接去他们学校任教。我客气地谢过，但心里早就有了打算。李巧巧那边的实习也很顺利，她在另一所中学教数学，带班的班主任专门给学校写了表扬信，说她是这些年见过的最好的数学实习生。

大三那年寒假，我回李家沟的时候发现村子变了。村口那条土路铺上了碎石，走起来没那么泥泞了。几户人家盖了新房子，红砖青瓦的，比以前那些土坯房气派多了。大队部的会议室里安上了电话，墙上贴着“改革开放”的大红标语。

刘红英还是那么精神，两条大辫子变成了短发，但红袖章一直没摘。她拉着我去看村里新办的养鸡场和蘑菇大棚，说是公社扶持的项目，今年已经见效益了。“建军，你看着吧，”她拍着鸡笼子说，“再过几年咱们李家沟就是全公社最富的村。”

我站在养鸡场门口，看着里面成百上千只鸡在吃食，心里感慨万千。三年前我偷三个番薯差点进了派出所，三年后我站在自己家乡的养鸡场里，手攥着大学录取通知书、发表过的散文样报和几本写得满满当当的教案本。这一路走过来像做梦一样。

“红英姐，”我说，“等我毕业回来，我想把咱们村的夜校好好办起来。不光教认字，还教初中高中的课，让村里的孩子不用跑远路也能补习。”

刘红英看着我，眼眶有点红：“建军，你出息了，没忘了李家沟。”

“忘了啥也不能忘了李家沟，”我说，“我是从这里走出去的，这里是我的根。”

那天晚上我跟李巧巧在她家吃饭。李长林比以前和气多了，主动给我倒酒夹菜，还问我在省城习不习惯、将来有什么打算。我说毕业了就回来，教书育人。李长林喝了口酒，沉默了半天说了句：“行，回来好。根在这儿，走再远也得回来。”

李巧巧在桌子底下悄悄握住我的手，大拇指在我手心里画了个圈。

大三下学期，我开始写毕业论文了。周教授给我的题目是《乡土题材在当代文学中的价值与局限》，让我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和阅读积累来写。我把自己关在图书馆里整整两个月，翻阅了几十本相关的书籍和期刊，每天写到半夜才回宿舍。马胜利说我写论文写得跟疯了一样，做梦都在念“乡土叙事”。

李巧巧也在写她的毕业论文，她选的方向是中学数学教学中应用题设计的创新方法，把在扫盲班和在实习中学里积累的经验全部整理了出来。我们俩每天晚上在图书馆碰头，各自霸占一张桌子，埋头写到闭馆铃声响起才收拾东西离开。

五月份的时候我的毕业论文初稿完成了，周教授看完之后给了很高的评价，说可以直接定稿。李巧巧的论文也顺利通过了答辩，数学系的导师当着全系师生的面表扬了她，说她的论文不仅有理论价值，更有实践意义。

毕业的日子一天天近了。六月中旬，学校发了毕业分配通知。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原则上要服从国家分配，去往全省各地的中小学任教。我跟李巧巧提前打了申请，要求回原籍所在地的县里工作。学校同意了，把我们都分配到了我们县的一中。

拿到分配通知的那天，我跟李巧巧在教学楼的天台上站了很久。六月的晚风吹过来，带着毕业季特有的离愁别绪。楼下有学生在唱歌，吉他声断断续续地传上来。

“王建军，”李巧巧靠着栏杆看着远处，“咱俩真的毕业了。”

“嗯，”我说，“四年了。”

“说快也快，说慢也慢，”她转过脸看着我，“你还记得咱俩头一天来学校报到的时候吗？你穿着那件中山装，袖子短了一截，我穿着我妈做的碎花棉袄，跟个乡下土妞似的。”

“现在也还是乡下土妞。”我笑着说。

她捶了我一拳：“你再说一遍。”

“现在也还是，”我握住她的拳头，“但我就是喜欢乡下土妞。”

她挣了一下没挣开，脸红了。天台上风很大，把她的头发吹起来拂到我的脸上，痒痒的。我看着她，四年的时光在她脸上留下了一些东西——比刚认识的时候成熟了，稳重了，但那双眼里的亮光一点都没变，还是跟那年冬天雪地里一样清澈。

“巧巧，”我忽然说，“毕业回去，我上你家提亲。”

她愣住了，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你认真的？”

“我像是开玩笑吗？”

她的眼眶慢慢红了，然后别过脸去看着远处的晚霞，轻轻地说了一个字：“好。”

那天晚上我回到宿舍，马胜利正在打包行李，看见我回来就嚷嚷：“建军你跑哪儿去了！毕业照也不去拍！班长找我找了好几趟了！”

我这才想起来今天下午拍毕业照的事，全系的人都在操场集合了，就缺我一个。我拍拍马胜利的肩膀：“没事，我跟我媳妇说正事儿呢，比拍毕业照重要。”

马胜利贼兮兮地笑：“说啥了？是不是求婚了？”

我笑而不语。

“行啊建军，”他一巴掌拍在我背上，“双喜临门！毕业分配到手，媳妇也到手！你这日子过得我眼红！”

宿舍里几个人起哄让我请客。那天晚上我花了半个月的生活费，在食堂小炒部点了六个菜，大伙儿围在一起喝酒吃菜，闹到快熄灯才散。喝到最后马胜利趴在我肩膀上哭，说舍不得大家，舍不得这四年。他这一哭其他人也跟着抹眼泪。

我也喝了不少，但脑子还是清醒的。坐在宿舍的床上看着空荡荡的床板和满地狼藉，心里酸酸胀胀的。四年前我背着蓝布书包迈进这扇门的时候，从来没想过我会在这里遇到这么多值得珍惜的人和事。周教授、马胜利、李巧巧、竞赛二等奖、发表的文章、实习教室里的五十多个孩子，所有这些一点一点攒起来，把我从一个偷番薯的乡下小子变成了一个能站在讲台上教书的准老师。

第二天早上我醒过来的时候，宿舍里已经空了大半。马胜利留了一张条子在我枕头上：“建军，我先走了，车不等人。回头有空来沂蒙山找我玩。别忘了写信。”条子底下压着他从老家带来的一个泥哨子，上面画着红红绿绿的花纹。

我把那个泥哨子攥在手心里，在空荡荡的宿舍里站了很久。

第8章

毕业离校那天是个大晴天。太阳明晃晃地挂在天上，把校园里的梧桐树照得绿得发亮。我背着鼓鼓囊囊的行李袋，里面装着四年攒下来的书本、笔记和奖状，还有那两条深蓝色的围巾——一条是李巧巧织的，一条是后来我自己买了毛线让她又织了一条一模一样的。

李巧巧在女生宿舍楼下等我。她也背着行李，扎着马尾辫，穿着一条洗得干干净净的碎花裙子。四年过去她长高了一点，还是圆润的脸庞和黑亮的眼睛，但身上多了几分干练和沉稳。

“走吧，”她笑着说，“回家。”

我们坐了四个多小时的班车回到县城，又从县城转车回了李家沟。夏天的傍晚天色还亮着，班车在熟悉的土路上颠簸，窗外的田野绿油油的一片，麦子已经抽穗了，风吹过去一层层的波浪翻涌着。

班车在村口停下。我还没下车就看见了大槐树底下站着的人——我妈、我爸、我弟、李巧巧她妈，还有刘红英和李老栓，满满当当站了几十号人，敲锣打鼓地欢迎我们回来。

我跳下车，我妈第一个扑上来抱住我，哭得说不出话。我拍着她的后背说：“妈，我回来了，以后再也不走了。”我爸站在后面，拄着拐杖挺着腰板，冲我点了点头。我走过去叫了一声爹，他的眼眶红了，但没让眼泪掉下来。

李巧巧也被她妈搂着哭了一场。李长林站在远处抽烟，看见我看着他，他把烟从嘴里拿下来，朝我扬了扬下巴。

那天晚上全村在晒谷场上摆了流水席，刘红英张罗的，每家每户都出了菜出了酒。大伙儿围着我们俩问省城的事、问大学的事、问毕业分配的事。我说我们俩都被分到县一中了，九月份就去报到。大家伙儿鼓掌叫好，李老栓喝得又满脸通红，拉着我跟李巧巧的手说：“王老师、李老师，你们出息了，李家沟的脸面让你们俩撑起来了！”

刘红英端起酒杯站起来：“来，我代表李家沟全体父老乡亲，敬咱们村走出去的两位大学生一杯！祝他们在县一中教好书、育好人，往后桃李满天下！”

那天我喝了不少酒，高兴，真的高兴。从去年偷番薯的穷小子到今天大学毕业回乡任教，这条路走得太不容易了，但每一步都走对了，每一步都踩实了。

散席的时候天全黑了，月亮爬上来把晒谷场照得亮堂堂的。李巧巧站在月光底下跟几个小姐妹说话，看见我走过来就跟她们说了声什么，转身迎了上来。

“巧巧，”我借着酒劲开口，“明天我去你家提亲。”

她愣了一下，然后脸腾地红了：“你喝多了吧？说胡话呢？”

“没喝多，”我说，“清醒得很。四年多前你爹跟我说让我立住脚再提这个字，我现在回来了，有正式工作了，能养活自己了，也有能力照顾你了。我明天正式上门提亲，你爹要是答应我就正式定下来，要是不答应我就再多等两年。”

李巧巧看着我，月光照着她的脸，我看见她在笑：“我爹早就不反对了，他现在天天在村里显摆你，说你写文章上报纸了，说我拿数学竞赛奖了，比谁都高兴。”

“那我明天也正式上门，”我说，“不能让你爹觉得我王建军是个不懂规矩的人。”

第二天上午我换上了最体面的一身衣裳——那件中山装早就小了，这次穿的是毕业前特意买的新衬衫。拎着两瓶好酒、一条烟和一大包点心水果，我正式上了李巧巧家的门。

李长林端端正正坐在堂屋正位上，面前摆着茶水点心，像是早就知道我今天要来。李巧巧她妈在灶间忙活，灶膛的火映得满屋亮堂堂的。我把东西放在桌上，在李长林面前站直了，认认真真地叫了一声：“叔。”

李长林抽着烟，看了我半天才开口：“王建军，你是真心想娶我闺女？”

“叔，真心。”我的声音稳稳当当的。

“你拿什么养她？”

“县一中的正式编制，每个月工资四十二块钱。我还能写稿挣点稿费，再加上夜校的补助，日子能过得下去。往后评了职称工资还能涨，不会让巧巧跟着我吃苦。”

李长林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把烟袋磕了磕，从兜里掏出一张红纸来，上面已经写好了八字和生辰。他把红纸放在桌上推到我面前：“你把你那份也写上，找个好日子，把事儿办了。”

我看着那张红纸，鼻子一酸，声音有点抖：“叔，您这是答应了？”

“不答应能咋的，”李长林板着脸，但嘴角翘起来了，“我闺女看上的，我还能拦着？再说了你这小子虽然偷过番薯，但到底有出息了，对巧巧也好，我这个当爹的挑不出毛病。”

那天中午在李巧巧家吃了饭，李长林破天荒地跟我喝了好几杯酒，喝到后来拍着我的肩膀说：“建军，以后好好待巧巧，别让她受委屈。你要是敢让她掉一滴眼泪，我拿扁担打断你的腿。”

“叔，您放心。”我认认真真地说。

婚事定在国庆节。那段时间我跟李巧巧一边筹备婚事一边忙着去县一中报到。学校分配给我们一间单身宿舍，虽然不大但收拾收拾也能住。李巧巧手巧，用布头做了窗帘和桌布，我从旧货市场淘了一张书桌和两把椅子，两个人一点一点把那个小房间布置成了家的样子。

九月份开学，我俩正式站上了县一中的讲台。我带高一的语文，她带高二的数学。县一中的校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教育工作者，听说我们俩是从师范学校毕业回来扎根基层的，高兴得不行，开全校大会的时候专门点了我们的名字：“王建军老师、李巧巧老师是咱们县自己培养出来的人才，两位放弃了省城的机会回到家乡任教，这种精神值得全校师生学习！”

站上讲台的第一天，我看着底下五十多张年轻的面孔，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这些孩子跟四年前的我差不多大，有的穿着打补丁的衣服，有的脚上的鞋露出了脚趾头，但眼睛里的光跟我当年一样亮。他们坐在县城中学的教室里，心里装着的可能是隔壁村的地、家里的猪、地里的庄稼，也可能是更大的世界。

我清了清嗓子，在黑板上写下了第一行字：“欢迎来到语文课堂。我是王建军老师。”

那堂课我讲了朱自清的《背影》，底下安安静静地听着，讲到父亲买橘子的那段，我看见前排一个男生偷偷用袖子擦眼睛。我心里一动，忽然理解了当年刘红英为什么给我端那碗萝卜汤、为什么给我三个月改过自新的机会。教育改变的不只是一个人，是每一个人。

国庆节那天，我跟李巧巧在李家沟举行了婚礼。婚礼办在晒谷场上，刘红英当总管，全村的人几乎都来了。我妈穿上了压箱底的绸褂子，我爸的腿好了之后特意去理了发刮了脸，看起来年轻了十岁。李巧巧穿了一件红色的嫁衣，是县城最好的裁缝做的，头上戴着我妈传下来的银簪子。

我从晒谷场这头走到那头，在所有人的注视下牵起她的手。她的手心有点汗，暖暖的，攥在我的手心里像攥着一整个春天。

刘红英站在台上主持婚礼，声音洪亮中带着哽咽：“今天是李家沟的大喜日子，咱们村的王建军和李巧巧，一个教语文一个教数学，往后要在县一中培养更多的李家沟后生！咱们掌声送给他们！”

掌声雷动，锣鼓喧天，鞭炮噼里啪啦地响。我握着我媳妇的手站在晒谷场中央，阳光照在我们身上，暖洋洋的。我扭头看了她一眼，她也正看着我，红盖头底下露出半张笑脸，弯弯的眼睛里全是光。

那天晚上送走所有客人之后，我牵着李巧巧的手走在回家的路上。夜风凉凉的，月亮又大又圆地挂在天上，把脚下的路照得清清楚楚。她靠在我肩膀上，轻声说：“王建军，咱俩真的在一起了。”

“嗯，”我说，“以后一辈子都在一起。”

“那你的夜校还办不办？”

“办，”我说，“明天就开始张罗。把村里的空屋子收拾出来，贴招生告示，等第一批学生来报名。”

“我跟你一起办，”她说，“我教数学你教语文，就像说好的一样。”

那晚的月亮特别亮，亮得能看见远处的麦田在夜风里轻轻摇晃。我搂着我媳妇的肩膀，一步一步走在这个生我养我的村庄里，心里满满当当的，全是踏实的幸福。

国庆假期刚过，我就开始筹备夜校的事了。县一中的校长听说我要在村里开夜校，专门批了一百块钱的经费让我买教具和教材，还说如果有需要他可以让县一中的其他老师轮流去支援。

李巧巧利用晚上的时间跟我一起布置夜校的教室。我们把大队部旁边一间废弃的仓库重新收拾了出来，刷了墙，安了灯，摆了从各家各户借来的桌椅板凳。黑板是刘红英从公社中学拉回来的，虽然旧了点但还能用。

开业那天来了二十多个学生，有村里的年轻人，也有几个四十多岁的壮年人，最小的才十四岁，最大的是李老栓——他又来当学员了，说是要学到初中毕业。

我站在新装的黑板前面，看着底下那些面孔，忽然想起了五年前扫盲班第一堂课的情景。那时候我紧张得声音发抖，底下坐了七八个人，全是半信半疑的表情。而现在我站在这里，腰杆挺得笔直，声音稳稳当当：“欢迎大家来夜校学习。我是王建军，以后由我和李巧巧老师给大家上课。我们的目标是——三年之内，让在座的每一位都能拿到初中毕业证。”

底下响起一阵掌声。李老栓坐在第一排带头叫好：“王老师，这回我可要认真学了！”

夜校开起来之后，我跟李巧巧的生活就变成了一种固定的节奏。白天在县一中上课，傍晚骑着自行车赶回李家沟，晚上在夜校教到九点多，再骑自行车回县城的宿舍。来回十几里路，风雨无阻。冬天路滑我摔过好几跤，夏天暴雨淋成落汤鸡，但没有停过一晚上课。

李巧巧有时候心疼我，说要不把夜校搬到县城去，我说不行，夜校就是给李家沟的人办的，搬到县城那些大叔大婶怎么来？她就不说话了，第二天偷偷给我的自行车后座上绑了一个厚棉垫子。

夜校办了半年多，第一批学员的成绩出来了。参加县里组织的成人初中文化考试，二十三个学员全部通过，平均分比全县其他夜校高出二十多分。消息报到县教育局，教育局的副局长专门来了一趟李家沟考察，看了我们的夜校、看了我们的学员、听了我的汇报，当场拍板把李家沟夜校评为全县示范夜校，奖励了一套崭新的课桌椅和一台录音机。

那天刘红英高兴得在广播里播了三遍喜报，整个李家沟都沸腾了。李老栓拿着他的成绩单跑到我家来，非要请我喝酒。我跟他坐在院子里喝了两杯，他喝得满脸通红：“王老师，我这辈子没想到还能当个‘初中生’。往后我孙子念书，我都能辅导他了！”

“李叔，”我端着酒杯说，“您不光能辅导孙子，您自己还能继续往上考。高中、中专、大专，只要您肯学，就一直往前考。”

李老栓连连摆手：“可不敢想可不敢想，这都已经是祖坟冒青烟了。”

日子过得飞快，转眼夜校办了整整一年。一年里我们送走了两批学员，又迎来了新的一批。李家沟的学习氛围彻底起来了，傍晚走在村里，经常能看见大人小孩坐在自家门口看书，路灯底下有人拿着本子在写字。刘红英说这比以前抓生产还热火朝天。

冬天的时候李巧巧怀孕了。那天早上她在学校食堂吃早饭，忽然觉得恶心反胃，跑到卫生间吐了一场。我接到她办公室同事的电话，骑自行车飞一样赶到学校，她坐在办公室椅子上脸色发白。

“咋了？哪儿不舒服？”我蹲在她面前急得不行。

“建军，”她看着我，嘴角慢慢翘起来，“我好像有了。”

我愣了三秒，然后猛地站起来，差点把椅子撞翻。办公室里的其他老师全笑起来，有人喊：“王老师要当爹了！”

那天下午我请了半天假，骑着车满县城转，买了红枣、红糖、鸡蛋和一大包话梅，又从菜市场拎了一条活鱼回家。晚上我熬了一锅鱼汤端到她面前，她喝了一口说咸了，我赶紧加水重熬。她看着我忙前忙后的样子，笑得前仰后合：“你这么紧张干什么？又不是你生孩子。”

“我紧张我媳妇，”我把重新熬好的汤端给她，“你吃好睡好，比啥都重要。”

李巧巧怀孕之后，夜校的课她暂时停了一段时间，我一个人顶着教所有科目。语文、数学、政治、历史，每一门我都提前备课到深夜。李巧巧有时候躺在床上看着我伏在桌前写教案的背影，轻声说：“建军，你悠着点儿，别累垮了。”

“不累，”我回头冲她笑，“想到夜校那些学生，想到你肚子里的娃，浑身都是劲儿。”

那年春节，李家沟下了好大一场雪。我爹我妈搬到县城来住了，跟我挤在那间不大的宿舍里。我弟去技校学了电焊，毕业之后在县城的机械厂找到了工作，每个月能拿五六十块钱，比我工资还高。一家人围着小桌子吃年夜饭，我妈炖了鸡，我爸开了瓶好酒，李巧巧挺着微微隆起的肚子坐在我旁边，笑盈盈的。

“建军，”我爸喝了两杯酒话多了起来，“你五年前偷人家番薯那事儿，我到现在想起来还觉得丢人。但你现在把脸挣回来了，全村人都服你。你爹我总算能挺直腰杆在村里走路了。”

“爹，过去的事儿不提了，”我给他夹了一块鸡肉，“往后日子还长着呢，咱们一家人好好过。”

李巧巧在桌子底下碰了碰我的手，我反手握住她。窗外鞭炮声噼里啪啦响起来，烟花一朵一朵在夜空里炸开，把整个李家沟都映得五彩斑斓。

春节过后又开学了。县一中的校长找我谈话，说县教育局准备把我提拔到教研室当副主任，专门负责全县的语文教研工作。这个位置在县城里是很多人抢的，待遇好，工作清闲，还能经常去外地开会交流。

我想了想，婉拒了。校长有点意外：“王老师，这是个好机会啊，你不想去？”

“校长，谢谢您的好意，”我说，“我想留在教学一线，好好带我的学生。再说了，晚上我还要回村里办夜校，去教研室坐办公室的话，夜校就顾不上了。”

校长看着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笑了：“行，像你这样的老师，学校求之不得。那你继续好好干，职称评定的事我帮你盯着。”

从校长办公室出来，我站在走廊上透过窗户看着操场上正在上体育课的学生们。阳光灿烂地照在草坪上，一群半大孩子在追着一只足球跑，笑声一阵一阵传上来。我看了好久，才转身回了教室。

春天的时候李巧巧生了个女儿，七斤二两，哭声响亮得把产房外面的走廊都震动了。我抱着那个粉红色的小肉团子，手都在抖，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李巧巧躺在床上虚弱地笑：“你哭什么呀，我都没哭。”

“高兴，”我吸着鼻子说，“高兴得控制不住。”

我妈给孩子取了个小名叫“田田”，说希望她像田里的庄稼一样茁壮成长。李长林抱着外孙女舍不得撒手，连旱烟都忘了抽。刘红英连夜赶了一双虎头鞋送过来，针脚密密的，鞋面上那只老虎活灵活现。

田田满月那天，我在宿舍里摆了两桌，把李家沟和县一中的亲朋好友都请来了。李老栓抱着田田逗了半天，回头跟我说：“王老师，这闺女长得像你媳妇，将来肯定也是个聪明孩子。你可要好好培养，争取让她考个清华北大。”

“李叔，”我笑着从兜里掏出烟来递给他，“孩子还小呢，让她慢慢长，不急。”

日子一天天过，田田会翻身了，会坐了，会爬了，会扶着墙站起来了。每次她摇摇晃晃地朝我走过来，小胖手伸着叫“爸爸爸爸”，我就觉得天底下所有的好事都让我一个人赶上了。

夜校也越办越红火，学员从最初的二十多个增加到了四十多个，从初中班扩展到了高中班。县教育局又拨了一笔款子，把教室重新装修了，添了书架和新的教材。我每周有三四个晚上泡在夜校里，有时候李巧巧也抱着田田来，把田田放在办公室的小床上睡觉，她在前面讲课，我在隔壁备课。

有一天晚上散课之后，我收拾完东西准备走，发现刘红英还坐在最后一排没动。我走过去：“红英姐，咋还不回家？”

刘红英抬起头，她的短发已经白了不少，但那双眼睛依然亮堂：“建军，我过两天要去公社开妇联的会了。我想在会上提个议案，把咱们李家沟夜校的模式推广到全公社，让每个村都办起来。你觉得咋样？”

“太好了，”我坐在她旁边，“我写个材料给您带上，把咱们夜校的经验和做法都整理出来，您到会上汇报的时候用。”

刘红英拍了拍我的肩膀：“行，有你帮忙我就放心了。建军，我当初没看错人。”

“红英姐，”我认真地说，“是您当初给了我这个机会。要不是您那碗萝卜汤，我王建军现在不知道在哪儿呢。”

“别提那碗汤了，”刘红英笑着站起来，“走吧，回家，田田该等急了。”

那天晚上我骑着自行车回县城的路上，月亮明晃晃地照着柏油路。这几年李家沟的路越修越好，碎石路变成柏油路了，路边安了路灯，晚上骑自行车再也不怕摔跤了。田野里传来蛙鸣声和虫叫声，夏天的夜风把庄稼成熟的气味一阵阵送过来。

我骑得稳稳当当的，一点不着急。前面的路还很长，但我心里清清楚楚地知道——这条路通往我的家，通往我的讲台，通往我的夜校，通往我过去五年踩出来的每一步脚印，也通往未来无数个还在路上的日子。

春天来了又走了，夏天收了麦子种上秋玉米，秋天掰了棒子又翻地准备种冬小麦，冬天下了雪又融化成滋润田地的水。李家沟的一年跟过去没什么太大区别，但细心的人能看出变化来——村里的新房子越来越多了，自行车越来越多了，穿得讲究的人越来越多了，晚上亮灯的家也越来越多了。

夜校的高中班出了第一批毕业生，三个学员参加了成人高考，两个考上了中专，一个考上了大专。录取通知书下来的那天，夜校的教室里又哭又笑闹成一团，比当年我跟李巧巧拿到师范录取通知书的时候还热闹。

刘红英的议案在公社的妇联会上通过了，全公社七个村陆续都办起了夜校。我们的模式被拍成了宣传材料，送到县里、市里，报纸上还登了一篇报道，标题叫《一个夜校和一个村庄的蜕变》。报道里头提到了我的名字，也提到了刘红英和李巧巧，还配了一张夜校上课的照片。照片里我站在黑板前讲着什么，底下的学员侧着身子仰着脸认真地听，黑板上写着“知识改变命运”六个大字。

那张报纸我裱了起来挂在夜校教室的墙上，每天上课之前看一眼，提醒自己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

田田三岁那年，我跟李巧巧在县城买了房子。是单位集资建的，两室一厅，虽然不大但亮亮堂堂的。搬进去那天我妈左摸摸右看看，红着眼说：“我儿子有房子了，有自己的家了。”我爸从口袋里掏出两串钥匙，一串给我一串自己留着，说以后来县城帮我们带孩子方便。

李巧巧被评为全县优秀教师的那天晚上，我做了满满一桌子菜，开了瓶红酒。田田坐在儿童椅上拿勺子敲着碗，咚咚咚地响。李巧巧端着酒杯，灯光照着她的脸，还是那双黑亮的眼睛，笑起来弯弯的。

“建军，”她忽然说，“你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吗？”

“扫盲班门口，”我说，“你迟到了，攥着一本磨了角的课本，说‘对不起我来晚了’。”

“我当时觉得你长得挺好看的，”她笑着说，“虽然穿得破破烂烂的，但那股子认真劲儿特别招人。”

“我那时候可紧张了，”我也笑，“后来你坐最后一排听课，我整个上午都在偷瞄你，差点把课都讲岔了。”

田田在旁边不乐意了：“爸爸妈妈说什么悄悄话！我也要听！”

我俩对视一眼，同时笑了。李巧巧把田田抱到腿上，在她胖乎乎的脸蛋上亲了一口：“爸爸妈妈说，咱们一家人永远在一起。”

那天晚上哄睡了田田之后，我站在阳台上抽烟——其实我不怎么抽，就是偶尔来一根。李巧巧走过来站在我旁边，两个人并肩看着县城夜景。远处的路灯连成一条光带，伸向看不见尽头的远方。

“王建军，”李巧巧靠着我的肩膀，“你说咱们这辈子值不值？”

“值，”我想都没想，“只要活着，就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