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人说，我疯了。
他们说这话的时候，正站在我家羊圈外头，捂着鼻子，看着空荡荡的栅栏。羊粪的气味还没散干净，混合着泥土和干草发酵后的酸腐，一阵阵地往人脸上扑。我蹲在门槛上抽烟，烟灰落在洗得发白的牛仔裤上，也不去掸。
“31万，全卖了？”三婶的嗓子尖得能划破塑料袋，“你咋想的？前年你姑父家卖了五十只就买了辆小轿车！”
我没吭声。
三十一叠钞票现在就压在枕头底下，塑封纸还没拆，有一股新钱的油墨味。但奇怪的是，从昨天最后一只羊被赶上卡车的时候起，我就开始做梦。梦里那些羊一只一只地倒下去，眼睛还睁着，瞳孔里映出我的脸。醒来的时候枕头是湿的。
我妈说我不对劲。她说这话的时候在灶台前头剁白菜，菜刀起落的节奏跟心跳似的，咚、咚、咚。“你大舅昨天来电话了，”她头也没回，“问你那笔钱打算咋弄。”
咋弄。
我掐了烟，站起来，脚底下踩到一颗遗漏的羊粪蛋子。硬邦邦的，像一颗黑色的药丸。
第一章
失业的消息我是去年春天知道的。那时候公司门口的玉兰开得正盛，我抱着一纸箱私人物品走出来，箱子里有个马克杯、两盆多肉、一摞还没签完的合同复印件。HR在身后喊了句“有空常回来坐”，我点了点头，心说坐你个屁。
回家路上我绕了远道，经过一片正在开发的荒地。挖掘机停在土坡上，履带旁边长出了一丛野枸杞，红得扎眼。我下车蹲那儿看了半天，从兜里摸出半包皱巴巴的烟。突然就想起来，小时候姥爷家也养羊。
姥爷走的那年我十二岁。他最后半年已经认不得人了，但每次我凑近，他就伸手摸我的头，嘴里含混地念叨“草……草……”我爸说那是他放心不下后院的羊圈。姥爷走后的第三天，那些羊被村里几个亲戚分了，连栅栏都拆了当柴烧。
我在荒地边上坐到天黑，给媳妇打了个电话。
“下岗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是她翻塑料袋的声音。“晚上想吃什么？我去买菜。”
“不饿。”
“那我煮点粥。”
挂了电话我才发现眼眶发酸。不是因为失业——这事我俩月初就聊过，公司经营不善，裁员名单里我排第三位——是因为她那句“我去买菜”。买菜的活儿从来都是我的，她嫌菜市场腥。
回到家，粥已经煮好了，小米的，上面飘着几粒红枣。她在阳台上晾衣服，背对着我，肩膀的线条绷得很紧。
“我打算回趟老家。”我说。
她没转身。“待多久？”
“还没想好。”
晾衣架“咔哒”一声弹回原位。她拍了拍手上的水，“那我周末帮你收拾几件厚衣服。”
没有争吵，没有埋怨，没有“你打算以后怎么办”。那种平静比打一架还让人难受。我端着粥碗站在厨房门口，看到灶台上搁着一张银行催款单，电费，逾期三天。
那天晚上我们没怎么说话。她在卧室看手机，我在客厅翻姥爷留下的那本旧相册。最后一页夹着一张泛黄的卖羊收据，墨水已经洇开了，但“贰万叁仟元整”几个字还看得清。那是1998年，姥爷卖了全部七十三只羊。
收据背面有人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心里空落落的。
我摸着那几个字，指尖能感觉到铅笔凹陷的痕迹。姥爷是个文盲，那笔迹是我妈的。那年她刚考上中专，学费差两千块。
第二天一早我就出发了。后备箱里塞了两个编织袋，一袋是我这几年攒的闲书，一袋是媳妇塞的零食和感冒药。车开出小区大门的时候，后视镜里她站在单元门口，穿着一件旧珊瑚绒睡衣，朝我摆了摆手。
那个画面之后很长时间我都忘不掉。就像羊眼睛里倒映出来的东西，不声不响地跟着你。
老家在豫东平原上一个叫不出名字的村子，开车四个半小时。进村的路窄得两辆车错不开，麦田已经黄了，风一吹像一片流动的金子。我家老宅在村东头，院墙塌了半截，堂屋的瓦漏雨，地上用脸盆接着，滴答、滴答，像某种倒计时。
我把东西搬进去，开始收拾。第三天，我骑车去镇上买了十二只小尾寒羊。
卖羊的老汉听我说要买十二只，眼珠子瞪得溜圆。“后生，你养过没？”
“我姥爷养过。”
“你姥爷是谁？”
“杨家老五。”
老汉愣了一下，咧开嘴笑了。“他啊，那可是个羊痴。”他转身去羊圈里挑羊，边走边嘀咕，“那年他卖羊的时候，在圈门口蹲了一整夜，天亮才让人往外赶……”
我买回来的十二只羊挤在重新搭好的栅栏里，怯生生的，咩咩叫得人心软。我蹲在旁边看它们吃草，草是刚从渠沟边上割的，带着露水。其中一只白羊走过来，舔了舔我的手背。舌头粗糙但温热，像砂纸裹着一团火。
那天晚上我睡在堂屋的钢丝床上，听着院子里偶尔传来的羊叫声，第一次觉得这个破败的老宅有了活气。月光从漏瓦的缝里漏下来，在青砖地上画出一道银白的裂纹。
我给媳妇打了视频电话，让她看羊。她那边镜头晃了一下，我只看到半张脸和身后的出租屋白墙。
“挺好的。”她说，“你瘦了。”
“羊也瘦。”
她笑了一声，很短。“钱还够用吗？”
“够。”我说了谎。买羊加修圈，花掉了我失业补偿金的一小半。
挂了电话我躺在钢丝床上数漏瓦。七块。雨水从第七块正下方滴下来，落在铝盆里，声音脆得像在敲一枚硬币。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一年之后我会在同一个位置，数着枕头底下的三十一万，听着窗外的羊圈空荡荡地回响，心里也空落落的。
我妈说我不对劲。
她是对的。从卖完羊那天起，我就开始梦见姥爷。
第二章
姥爷在梦里不穿鞋。赤脚踩在羊圈里，脚趾头缝里嵌着黑泥和草屑。他蹲在一只母羊旁边，手搭在羊背上，关节肿得像几颗核桃。
“五儿，”他叫我小名，“你数数。”
我蹲过去数。一只、两只、三只……数到十九的时候卡住了。那只母羊转过头看我，眼睛里没有瞳孔，只有一片干涸的河床。
“数不清。”我说。
姥爷笑了，缺了门牙的嘴像一个黑洞。“数不清就对了，”他说，“羊这东西，越数越多。”
醒来之后我躺在床上盯着屋顶。雨水又漏了，铝盆的位置没摆对，地上一小滩水渍，洇成一只羊的形状。窗外的羊圈安安静静的，只剩下几只扎在栅栏缝里的羊毛还在风里飘。
我摸出枕头底下那捆钱。三十一万，银行新钞，扎得方方正正。我拆开一捆，抽出一张，对着窗户看。水印里的头像模糊成一团雾气。钱的味道比我想象的冲，带着某种工业制品的涩。
“五儿！”我妈在院门口喊，“你二姨来了！”
我把钱塞回枕头底下，出去的时候在门框上磕了一下膝盖。疼。
二姨坐在堂屋的竹椅上，手里捏着一把瓜子，壳儿吐了一地。她看见我进来，上下扫了两眼，“瘦了。咋瘦成这样？羊卖了还不赶紧回城？”
“不急。”
“不急？”她拍了一下大腿，“你媳妇一个人在那头，你倒是不急。我听说那钱——”
“二姨。”
她住了嘴，瓜子壳卡在嘴角。我看着她，她看着我。空气里有一股陈年瓜子受潮后的哈喇味。
我妈从灶房端了一碗荷包蛋出来，“先吃东西。”她把我按在凳子上，碗搁在我面前。三个荷包蛋卧在红糖水里，蛋白煮老了，边缘泛着焦黄。
“你大舅下午也过来。”我妈说这话的时候没看我，拿抹布擦桌子，来回擦同一块地方。
“商量啥？”
没人回答。二姨嗑瓜子的声音像一只老鼠在啃木头。
我突然觉得这个堂屋变得很小。墙壁上姥爷的遗照挂在正中间，黑白照片里他板着脸，嘴角微微下撇。那表情我小时候看不懂，现在看懂了——他在忍耐。
下午大舅来的时候带了两瓶酒。老村长酒，红标签，十五块钱一瓶的那种。他把酒往桌上一墩，塑料凳子发出“吱呀”一声惨叫。
“卖了多少？”
“三十一。”
大舅砸了咂嘴。他比我高半个头，肩膀宽厚，常年干泥瓦匠的活，手背上青筋暴起，像爬着几条蚯蚓。他在我对面坐下来，把酒瓶盖儿拧开，酒气立刻在空气里炸开。
“你打算咋弄？”他问。
这话跟我妈问的一模一样。但他们问的不是同一个意思。我妈问的是“你打算拿这钱做什么”，我大舅问的是“你打算把这钱给谁”。
“先放着。”我说。
大舅笑了一声。那笑声很短，从鼻腔里挤出来的，带着酒味。“放着？你知道你二姨家老三马上要交学费了吧？你表弟考上了郑州的大学，正愁钱。”
“我知道。”
“你知道那你——”
“大舅，”我打断他，“姥爷当年卖羊的钱，给了谁？”
堂屋里安静了。
我妈擦桌子的手停住了。二姨嗑瓜子的嘴张开了。大舅脸上的笑慢慢收回去，像一块布被人从桌上抽走。
“提这干啥。”大舅端起酒瓶喝了一口。
“我好奇。”我说，“那年姥爷卖了七十三只羊，两万三。我后来算了算，九八年的两万三，够在县城买套小房子了。可姥爷到死都住在这间漏雨的屋里。”
大舅把酒瓶墩回桌上，“杨五儿你什么意思？”
“我就是问，钱去哪儿了。”
我妈手里的抹布掉在地上，啪嗒一声。她弯腰去捡，动作慢得像放慢镜头。二姨站起来，瓜子撒了一裤腿，“当年你妈上中专，学费谁掏的？你大舅结婚，彩礼谁出的？你姥爷乐意！你在这儿翻什么旧账？”
“翻旧账？”我也站了起来，膝盖磕到桌腿，那碗荷包蛋晃了晃，红糖水溅出来。“姥爷走的时候身上一分钱没有，棺材钱还是我爸妈掏的。这事儿你们怎么不提？”
大舅的脸色变了。他站起来的时候凳子往后倒，塑料砸在青砖上裂了一道缝。“杨五儿，你今天把话说明白。”
“我说得够明白了。”我看着他的眼睛，发现他的瞳孔跟梦里那只母羊一样，干涸得什么都没有。“这三十一万，我一分都不会借。”
那天下午的太阳很毒，从堂屋门口直射进来，照得满屋子的灰尘像金粉一样飘。我们四个站在光里，影子拖在地上，互相交叠。
最后是我妈说了话。她声音很轻，像怕吵醒什么似的，“五儿，别说了。”
我看着她。她站在灶台边上，围裙带子在身后系得紧紧的，勒出一圈凹痕。她的眼睛红了一圈，但没掉眼泪。
大舅走了。二姨也走了。酒瓶子留在了桌上，剩了一大半，从瓶口往外冒着一丝一丝的白气。
我妈开始收拾桌上的瓜子壳。她的动作很慢，把壳儿一片一片捡起来，扔进簸箕里。
“妈，”我走过去，“对不起。”
她摇摇头。“你姥爷那笔钱……当年是我拿得最多。四千块学费，剩下的是你大舅盖房。”
“我知道。”
“你姥爷不让还。”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他说，自家的羊，养大了就是给自家孩子用的。”
她转身进了灶房。我站在堂屋里，听到铝盆里的水滴答、滴答。
那天晚上我没睡着。羊圈空了之后，夜里的声音变了，没有了反刍的动静和偶尔的咩叫，只剩下风声和远处的狗吠。
我翻出手机，给媳妇发了条消息：“大舅二姨都来要钱了。”
她回得很快：“你咋说？”
“我说不给。”
那边沉默了五分钟。然后屏幕亮起来：“那他们肯定说你疯了。”
我笑了一声。空荡荡的堂屋里，那笑声像扔进井里的石头，半天才听到回音。
枕头底下的三十一万压得床板吱吱响。我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墙皮剥落了一块，露出里面的黄泥，黄泥上有一道指甲划出来的痕迹，细长细长的。
姥爷划的，还是我妈？
我伸手摸了摸那道痕迹。触感粗糙，带着几十年的尘土。然后我闭上眼睛，在羊圈空荡的回响里慢慢滑进梦里。
梦里姥爷又来了。这次他没蹲在羊圈里，而是坐在堂屋的门槛上，脚边放着一双新布鞋。
“五儿，”他说，“羊卖了，该走了。”
“去哪儿？”
他没回答。只是指了指院子外面。月光底下，村路白晃晃的，像一条干涸的河。
第三章
第二天早晨我起得很早。天刚蒙蒙亮，村子里还罩着一层青灰色的雾。我从枕头底下抽出一万块钱揣进兜里，骑上电动车去了镇上。
卖羊的吴老汉正蹲在圈门口给羊拌料，看见我来，放下铁锹拍了拍手。“咋了后生，后悔了？还想买回去？”
“不买。”我递给他一根烟，“我想问问，咱这附近有没有批发草料的？”
吴老汉接过烟，夹在耳朵后头。“有倒是有，河北那边来车送，一吨比镇上散买便宜三百。不过你得量大，一次至少两吨起。”
我算了算。羊已经没了，草料用不上。但我要问的不是草料。
“去年我这批羊出栏的时候，您记不记得谁来收的？”
吴老汉眯着眼睛想了想。“好几个贩子呢，有的是本地人，有的是山东过来的。你那些羊膘好，有几个贩子抢着要。最后谁拉走的来着……”他拍了一下脑门，“姓孙的那个，开辆蓝色货车，嗓门大得很。”
“他有没有说什么？”
“说？”吴老汉蹲下来，从地上捡了根草棍剔牙，“他就说你这羊养得好，比一般的肥，问你是不是喂了啥方子。”
我心里咯噔一下。
“方子”这个词，我姥爷生前也说过。他养羊从不喂饲料厂的料，都是自己配——玉米、豆粕、麸皮，再加一点从兽医站买的微量元素。但他说过一句话：“羊和人一样，底子好了才撑得住。”
我骑车回去的路上一直在想这件事。姓孙的贩子为什么强调“比一般的肥”？我养羊的方法跟姥爷一样，没什么特别的。除非——
回到老宅，我翻出这一年记账的本子。扉页上写着日期，去年三月二十号，我买回第一批十二只。后面陆陆续续又买了些，最多的时候存栏一百九十三只。出栏记录、防疫记录、饲料采购记录，一笔一笔都清楚。
翻到五月份那页，我顿住了。
五月十一号，进了一批“精补料”。字迹不是我的。
我拿着本子冲到灶房，我妈正在淘米。“妈，你动过我账本？”
她手在水里顿了一下。“啥账本？”
“就那个蓝皮的。五月十一号，你记了一笔‘精补料’。”
我妈直起身，甩了甩手上的水。“那天你发烧，起不来。吴老汉的儿子送过来一袋东西，说是你订的。我替你收了，也在本子上记了一笔。咋了？”
“我没订过。”
我妈愣住了。“可他明明说你——”
“吴老汉的儿子，”我打断她，“叫啥？”
“好像……吴磊？瘦瘦小小的那个，戴个眼镜。”
我抓起车钥匙就往外走。我妈在身后喊：“五儿！粥煮好了！”
“不吃了。”
电动车骑到镇上花了二十分钟。吴老汉的羊圈门开着，他正往槽里添水。我冲进去的时候差点被门槛绊倒。
“吴叔，您儿子呢？”
吴老汉直起腰，一脸茫然。“哪个儿子？”
“吴磊。戴眼镜的。”
他皱起眉头，脸上的褶子挤成一团。“我就一个闺女，在深圳打工。哪来的儿子？”
我的手心开始出汗。那种感觉就像某一天你发现自家院墙上多了一扇你不知道的门，而所有人都说那扇门一直在那儿。
“去年五月，有个年轻男的送来一袋精补料，说是您儿子。”
吴老汉把水瓢一扔，走过来凑近我。“后生，你老实跟我说，出啥事了？”
我把账本给他看。他盯着“精补料”三个字看了半天，突然拍了一下大腿。“这东西我认得。去年镇上有个人推着三轮车卖这玩意儿，说是能催膘，便宜得很。我买过一袋试试，喂了半个月羊拉稀，赶紧停了。后来那人就没再来过。”
“他长什么样？”
吴老汉想了想，“三十来岁，瘦，戴个眼镜。说话不是本地口音，听着像……山东那边的。”
山东。姓孙的贩子也是山东的。
我站在吴老汉的羊圈里，周围几十只羊在吃草，咀嚼声像一片湿润的雨。五月的“精补料”，如果我那些羊确实吃了这个——那批东西到底是什么？
回到老宅的时候，日头已经到头顶了。我把账本摊在堂屋桌上，盯着五月十一号那行字。墨水颜色偏蓝，跟我平常用的黑色签字笔不一样。笔迹刻意模仿我，但“料”字的最后一竖勾得往上挑，我从来不那样写。
有人在我不在的时候进了我家。
我爸走后这么多年，老宅的锁从来没换过。一把黄铜挂锁，钥匙有三把——我一把，我妈一把，还有一把……
我掏出手机给我妈打电话。“妈，咱家大门的那把备用钥匙，你给过谁？”
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你二姨。去年你刚回来那阵儿，她来帮着收拾屋子，说留一把方便。”
二姨。
我挂了电话，脑子里嗡嗡的。她昨天还坐在堂屋里嗑瓜子，骂我翻旧账，走的时候那盘瓜子壳撒了一地。
我拿起车钥匙又出了门。二姨家在村西头，走路十五分钟。我几乎是跑着去的。
她家的院门关着，铁皮门上面锈出一个手掌大的洞，我用拳头砸了两下，门板发出闷响。
“谁啊？”二姨的声音从院子里传出来。
“我，五儿。”
门开了一条缝。二姨从缝里露出半张脸，眼神闪烁。“咋了？大中午的——”
“二姨，我家的备用钥匙你给过别人吗？”
她脸上的肌肉抽了一下。“没有啊，就在我这儿挂着呢。”她说着转身要往里走，我一把推开门。
院子不大，晾衣绳上挂着几件衣服。东墙根的杂物堆里，一只竹篮上面盖着块蓝布。我走过去掀开布，底下是半袋没开封的“精补料”，袋子上的商标跟我在账本上记的一模一样。
“这是什么？”
二姨站在我身后，不吭声。
“二姨，我问你这是什么。”
她的嘴唇哆嗦了一下，然后整个人像被抽走了骨头一样，往墙上一靠。“是你大舅……你大舅让放的。”
“他让放的？”我转过身，“他让你们在我羊圈里下东西？”
二姨的脸白了。她往后退了一步，脚跟绊到门槛，差点摔了。“五儿你听我说，你大舅也是为你好……他说你那羊长得慢，卖了划不来，弄点催膘的料能多卖钱……”
“多卖钱？”我死死盯着她，“那东西是正经饲料吗？吴老汉说喂了羊拉稀！”
“我不知道啊！”二姨的嗓子拔高了，“是你大舅从外面找人弄的，我就帮着收个东西放一下……五儿，你二姨啥都不懂……”
我蹲在地上，看着那半袋“精补料”。袋子上的厂家地址模糊不清，生产日期被涂掉了。我把袋子翻过来，背面贴着一张不干胶标签，标签上有行小字：山东巨野农丰饲料厂。
山东。
我脑子里把线索串起来：二姨帮忙收的料，大舅让人放的，姓孙的贩子专程来收我的羊而且出价偏高。他们不是来帮我的。他们是来算计我的羊，然后等着我卖完羊再去动那笔钱。
“五儿……”二姨的声音带着哭腔，“你别跟你大舅说是我说的……”
我站起来。膝盖上沾了泥，拍了两下没拍掉。“二姨，您知道姥爷当年为什么卖羊吗？”
她愣住了。
“他卖了羊，给我妈交学费，给大舅娶媳妇。他什么都没给自己留。”我看着她的眼睛，“你们要钱，可以跟我说。但不能这样。”
我拿着那半袋料走出她家院子。太阳晒得头顶发烫，蝉鸣像一把把锯齿在空气里拉。我把袋子绑在电动车后座上，往镇上派出所的方向骑。
骑到半路，我停了下来。
派出所就一个值班民警，姓刘，跟我爸当年是同学。我要是报案，他能管吗？饲料已经喂了，羊已经卖了，证据只有这半袋来路不明的东西和一本账本上别人的字迹。
而且——大舅是我亲舅。
我在路边蹲了十分钟。电动车的电瓶在屁股底下微微发烫。最后我把那袋料又解下来，塞进路边一个垃圾箱里，骑车回了老宅。
堂屋里那碗荷包蛋还搁在桌上，红糖水上面凝了一层膜。我端起碗，一口气喝光了。甜的，但有股铁锈味儿。
我妈从灶房出来，看见我嘴角的红糖渍，愣了一下。“你跑哪儿去了？”
“出去转转。”
她没再问。走过来把空碗收走，手指碰到我的时候冰凉的。“五儿，”她低声说，“你大舅那边……别闹太僵。”
“我知道。”
那天下午我睡了一觉。睡得很沉，没做梦。醒来的时候太阳斜了，橘红色的光从漏瓦的缝里灌进来，把屋子熏得暖烘烘的。
我摸出手机，给媳妇打了个电话。
“我想你了。”我说。
那边安静了一会儿。“我也想你。”她说，“你那边的钱……到底怎么打算的？”
“还没想好。”
“五儿，”她的声音很轻，“我公司最近在招人，你要不要回来试试？”
我看着满屋子的光，灰尘在光线里慢慢飘动，像无数只极小的羊在迁徙。
“再给我几天。”
挂了电话，我把手伸进枕头底下，摸到那捆钱。三十一万。每一张都带着油墨的涩味和金属的凉。
我把钱抽出来，又重新数了一遍。一张、两张、三张……数到第五十七张的时候，我停住了。
那张钞票的左上角，有人用圆珠笔画了一个小小的圈。
第四章
那个圈画得很轻，圆珠笔的蓝色在红色票面上不太显眼，要不是光线正好斜着照过来，我根本不会注意到。
我把那张钱抽出来，对着窗户仔细看。圈画在毛主席头像的左耳边，不大，像谁随手点了一笔。但那个位置很刁——通常验钞机扫的是右耳部位的水印和磁性油墨，左耳这边很少有人注意。
我赶紧把剩下的钱全拆了。三十一捆，每捆一千张，我一张一张地翻。翻了大概六捆之后，又找到三张带圈的。都是同一种蓝色圆珠笔，都在左耳位置。
有人动过我的钱。
我攥着那四张票子，手心里全是汗。这三十一万是卖羊的款子，姓孙的贩子当场结的现钞。我数过两遍，当时没发现任何记号。唯一的可能是——钱被人动过之后又放回来的。
我把所有钱重新装好，塞回枕头底下，然后开始在屋子里找。
堂屋。灶房。东屋。西屋。所有可能藏东西的地方。最后我在东屋床底下的一个铁盒子里找到了——那个铁盒子我认识，是我爸以前装工具的，里面应该只有几把螺丝刀和一盒生锈的钉子。
盒子被打开了，螺丝刀还在，但那盒钉子被挪了位置。钉子底下压着一张纸条，对折了两折，纸边发黄，像是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
我展开纸条。上面只有一行字，蓝色圆珠笔：“卖羊的钱，还姥爷的债。杨家不欠外人的。”
笔迹跟钱上的一模一样。
我蹲在床底下，手里攥着那张纸条，后脖颈一阵一阵发凉。这张条子是谁写的？什么时候放进来的？铁盒子在我回来之前已经在我爸的工具箱里搁了好几年，从来没打开过。
我拿着纸条走到堂屋。我妈不在，应该去菜园了。我一个人坐在竹椅上，把纸条翻来覆去地看。纸张是那种老式横格本，村里小卖部五毛钱一本。圆珠笔油墨洇了一点点，说明写了有一阵子了。
“杨家不欠外人的。”
这句话像一根针扎在我耳朵里。什么叫“外人的”？姥爷的债，谁是外人？我妈是亲闺女，大舅是亲儿子，二姨也是亲闺女。钱是姥爷自愿给的。那这笔债——
手机响了。我媳妇打来的。
“五儿，”她的声音听起来不太对，“你二姨刚才给我打电话了。”
“她说什么？”
“她说你在村里闹事，要把大舅送派出所。还说那三十一万你打算一分不往外拿，一个人独吞。”她顿了一下，“她还说……你疯了。”
我闭上眼睛。堂屋里的空气闷热而黏稠，铝盆里的水滴答声一下一下地敲在神经上。
“我没闹事。”
“我知道，”她说，“但五儿，你到底在那边干什么？你卖羊的钱为什么不存银行？为什么非要放在枕头底下？你知不知道我这边有多担心？”
我张了张嘴，想解释。但那些话堵在喉咙里，像一团打湿了的棉花。钱上的圈、床底下的纸条、五月里被掉包的饲料、山东来的贩子、大舅二姨在堂屋里要钱的眼神……这些事情像一群羊挤在栅栏门口，谁也出不去。
“我过两天回去。”我说。
“真的？”
“真的。”
挂了电话，我把那张纸条叠好，揣进裤兜。然后去灶房找我妈。
她在菜园里给茄子浇水。塑料水管捏在手里，水流分成几股，落在干裂的土地上，发出滋滋的声响。她的背影在夕阳里瘦成一道剪影，花白的头发被风吹起来又落下。
“妈，”我走过去，“姥爷走之前，是不是留了什么东西？”
她手上的水管晃了一下。“啥东西？”
“一张纸条。他是不是给你留过一张纸条？”
我妈慢慢直起腰，转过身看我。她的脸被夕阳照得红彤彤的，眼角的皱纹像沟壑一样深。她看了我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答了。
“你姥爷走的那天晚上，”她终于开口，“把我叫到床跟前。他那时候说话已经不清楚了，咕噜咕噜的，听不明白。但他拉着我的手，在我手心里写了三个字。”
“哪三个字？”
我妈把手伸出来。那双做了一辈子活的手，掌心粗糙得像树皮。“他写的是，‘各管各’。”
各管各。
我看着她的手心，仿佛能看到姥爷枯瘦的手指在上面一笔一画地划。那三个字是他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最后一道痕迹，对我妈的、也是对所有子女的。
“姥爷是怕你们为钱打架。”我说。
我妈没接话，转过身继续浇她的茄子。水落在叶子上，溅起细小的水珠，在夕阳里亮得像碎玻璃。
我从菜园出来，走到羊圈那儿。栅栏门开着，里面只剩下一些干草和踩实了的羊粪。我在门槛上坐下来，掏出烟点上。
夕阳把远处的麦田染成一片暗红。风吹过来，带着泥土和草根的气味，还有一丝淡淡的、从栅栏缝里渗出来的羊膻味。我抽完一根烟，把烟屁股摁灭在脚底下的土里。
然后我掏出手机，给大舅打了个电话。
响了三声他接了。“喂？”
“大舅，明天上午你来我家一趟。我有事跟你说。”
那边沉默了几秒。“说啥事？”
“来了就知道了。二姨也来。”
我没等他回答就挂了。然后把手机放回兜里，手碰到那张纸条的边角，硬挺挺的，像一片干枯的叶子。
那天晚上我又做了梦。梦里的姥爷站在羊圈中间，周围全是羊，白茫茫的一片。他在数数，嘴唇动着，但发不出声音。我走过去想帮他数，走到跟前才发现——那些羊没有影子。
“姥爷，”我喊他，“钱上是谁画的圈？”
他转过头来。那张脸在梦里模模糊糊的，像隔着一层毛玻璃。但他嘴巴动了，我听见他说——
“你爸。”
我猛地醒了。堂屋里黑漆漆的，铝盆的水滴声在黑暗里格外清晰。滴答。滴答。滴答。
我爸。
他在我二十岁那年走的。肝癌，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晚期，从确诊到走不到四个月。那段时间我妈每天哭，我每天在医院和学校之间跑，没人在意姥爷的老宅怎么样了。
我爸走之前，单独跟我谈过一次话。在病房里，他靠在床头，瘦得颧骨支棱出来。他说的那些话我都记得，关于工作、关于家庭、关于以后要照顾好我妈。但他没提过姥爷的事，没提过钱。
除了最后一句。
他拉着我的手，手凉得像一块铁。“五儿，”他说，“你姥爷这辈子，心里有本账。”
“什么账？”
他没回答。只是摇了摇头，闭上了眼睛。
那是我爸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我从床上坐起来，摸黑找到手机，打开手电筒。光柱在屋子里扫了一圈，落在姥爷的遗照上。黑白照片里他的嘴角微微下撇，那个忍耐的表情。
我打开手机相册，翻到我爸的照片。他走那年我拍了张他的身份证，存在手机里一直没删。我把照片放大，看他证件照的左耳位置。
没有圈。
但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梦里的那句话——“你爸”。如果真是我爸在钱上画的圈，那他在防谁？防我大舅？防二姨？
还是防我？
窗外的月亮升起来了，惨白惨白的光漏进屋里，在地砖上画出一个方形。我光脚站在那片光里，脚底被瓷砖冰得一激灵。
三十一万块钱还在枕头底下压着。每一张我都重新数过，那四个带圈的被我单独抽出来，压在姥爷的遗照底下。
我想了一整夜。
第二天早上太阳升起的时候，我听见院门被人推开了。大舅的嗓门从门口传进来：“五儿！在不在？”
我从灶房走出来。手里端着两碗面汤，热气往上冒，把眼睛熏得发湿。
“进来吧。”我说，“把门带上。”
第五章
大舅和二姨进门的时候，脸色都不太好看。大舅今天没带酒，两手空空，进门先在门槛上蹭了蹭鞋底的泥。二姨跟在后头，手里攥着一团纸巾，不停地擦手心。
我妈在灶房里没出来。我提前跟她说了，让她别掺和。
堂屋里那张老方桌，我坐了上首，大舅坐左边，二姨坐右边。桌上的面汤冒着热气，谁都没动。
“说吧。”大舅把胳膊支在桌上，手背上的青筋跟昨天一样鼓着，“大清早叫我们来干啥？”
我把那四张带圈的钞票拿出来，一字排开放在桌子中间。“大舅，二姨，你们谁见过这个？”
大舅凑近看了看，眉头皱起来。“这不就是钱吗？有啥好看的？”
“左耳边上，有个圆珠笔画的圈。”
二姨的身子往后缩了一下。她那个小动作被我收在眼里，但大舅没注意到。他拿起一张钞票翻来覆去地看，粗大的手指捏着票面，指腹上有厚茧，磨得纸张沙沙响。
“圈咋了？”他放下钱，“钱又没少。”
“钱是没少。”我把那张纸条也从兜里掏出来，展开放在钞票旁边。“那这个呢？”
纸条上“卖羊的钱，还姥爷的债。杨家不欠外人的”一行字在晨光里清清楚楚。大舅看了一眼，脸色变了。他转头看向二姨，二姨低着头，手里那团纸巾已经被她攥湿了。
“谁写的？”大舅的声音沉下来。
“我也想问。”我说，“这纸条藏在我爸的工具盒里，钱上的圈也在左耳朵上。大舅，二姨，你们谁动过我家的铁盒子？”
二姨突然站起来。塑料凳子往后一退，在地上刮出刺耳的响声。“五儿，你是不是怀疑我？你昨天还跑我家翻东西，今天又拿张破纸条来——”
“二姨，”我看着她，“我昨天在你家找到半袋精补料。你说那是大舅让放的。那今天我找到这张纸条，你猜我会不会也认为是大舅写的？”
大舅猛拍了一下桌子。面汤碗跳起来，溅了一桌面。“杨家五儿！你别在这儿指桑骂槐！我承认那料是我让放的，但那不是害你！那料我托人从山东弄来的，说是正经的催膘料，卖羊的时候能多卖两成！”
“多卖两成，”我重复了一遍，“那你知不知道那料喂了羊拉稀？吴老汉用了一次就停了。我那些羊吃了大半年，表面上膘肥体壮，内脏什么样你看了吗？”
大舅的嘴巴张了张，没发出声音。
“还有那个收羊的孙老板，”我继续说，“山东来的，专门盯着我的羊收。比市场价高了整整一块钱一斤。大舅，那人你认识吗？”
堂屋里安静得只剩滴水声。
二姨重新坐了下来。她的肩膀塌着，整个人缩在椅子里，像是小了一圈。她看了大舅一眼，又看了我一眼，嘴唇抖了几下。
“五儿，”她终于开口，“那张纸条……是我放的。”
大舅猛地转头看她。“啥？”
“去年秋天，”二姨的声音很轻，带着颤音，“我进你屋想帮你收拾收拾，翻到你爸那个工具箱。我当时……我当时就想起来你爸走之前跟我说过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老二，五儿这孩子心太软。以后要是有人打他主意，你帮我提个醒。”二姨的眼睛红了，“你爸那时候已经病得不行了，说话都费劲。他就说，杨家不能让人欺负了，自己家的钱自己攒着。”
我看着她，心里有什么东西碎了一点。
“所以你就在钱上画了圈？”我问。
二姨点头。“你卖羊那天，我看着孙老板数钱给你。你数完就塞枕头底下了。那天晚上我趁你在灶房吃饭，进屋去翻了翻。我想着，做个记号，万一以后钱被人动了，你能看出来。”
“那纸条呢？”
“纸条是早写好的。你爸走之后我就写了，一直搁在身上。”她从兜里摸出一个旧钱包，打开夹层，里面确实有一张对折的纸条，跟我找到的一模一样。“后来我想，得让你知道有人盯着你呢。就把纸条塞你爸工具箱里了。”
我坐在那儿，看着二姨手里的旧钱包。蓝色的假皮面，拉链头断了一截，用红线系着。那是前年她过生日我给她买的，五十块钱地摊货。
“二姨，”我的嗓子有点发哑，“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
她眼泪掉下来了。“你那时候刚回来，整天在羊圈里忙。我怕你多想，怕你觉得家里人不信你。你大舅那边……又总跟我说你那羊养得慢，他想帮忙催催膘。我夹在中间，两头为难……”
大舅在旁边一声不吭。他低头看着桌面上的面汤，汤已经不冒热气了，上面浮着一层白膜。
“大舅。”我喊他。
他抬起头。那张紫红的脸膛上，皱纹比昨天更深了。他看了我半天，突然长叹了一口气。
“五儿，”他的声音粗粝得像砂纸，“我跟你实说吧。山东那个贩子，是我一个工友介绍的。他说他那头有客户要收肥羊，价格好。我寻思你一年到头在圈里忙，照顾那些羊跟照顾祖宗似的，要是能多卖点钱，那不是好事儿？”
“你为什么不先跟我说？”
大舅搓了一把脸。“我怕你不答应。你从小就这样，犟得很，认准了的事儿九头牛拉不回来。我说给你弄催膘料，你准得说不要。”
我闭上眼睛。阳光从门口照进来，眼皮上暖融融的一片。我心里翻涌着很多情绪，愤怒、委屈、后怕——但最强烈的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疲惫。
“所以那料到底有没有问题？”我睁开眼，“吴老汉说喂了羊拉稀，我的羊后来卖的时候表面上倒是看不出什么。”
大舅摇头。“我真不知道。那料我工友说是在山东一个厂子买的，有手续。我后来也没查过。”
“那孙老板把钱给你了多少回扣？”
大舅猛地抬头。“没有回扣！我没拿过一分钱！”
二姨在旁边小声补了一句：“他真没拿。你大舅就是……好心办了坏事儿。”
好心。
我盯着大舅的眼睛。那双眼睛跟姥爷的一样，浑浊、布满血丝，但底下有一层东西让我看不透。是诚实还是隐瞒？我分不清。
窗外传来一阵摩托车的声音，突突突地在院门口停了。然后是人声，几个男人的说话声。我站起来走到门口一看——三辆摩托车停在门口，上面下来六个人，都是村里的，领头的是村支书老赵。
“五儿！”老赵朝我喊了一声，“你大舅二姨在吧？有人报警说你们家在搞啥非法集资——”
我愣住了。非法集资？
身后传来椅子倒地的声音。二姨冲出来，脸色煞白。“谁报的警？我们没搞集资！这是我家亲戚闹别扭！”
老赵身后那几个人里，有俩穿制服的。镇派出所的民警，其中一个就是刘警官。他走上前来，手里拿着个本子。
“杨五儿是吧，”他说，“今天早上我们接到一个匿名电话，说你们家在大量囤积现金，涉嫌非法集资和洗钱。按规定得来了解一下情况。”
“谁打的电话？”我问。
“匿名，没显示号码。”刘警官看了我一眼，“不过声音我们听着有点耳熟，像是——”
他话没说完，我手机响了。掏出来一看，是我媳妇。
“五儿，”她的声音急促，“刚才有个女的给我打电话，说你在老家被警察抓了，让我赶紧把你那三十一万打给她，她帮你找律师……”
我握着手机，回头看了一眼堂屋。那张方桌上，四张带圈的钞票还在那儿摆着，晨光照在上面，毛主席头像的左耳位置，蓝色的圈像一只只闭上的眼睛。
大舅站在门口，脸上的表情从茫然变成了震惊。二姨已经哭出来了，肩膀一抖一抖的。
村口的风吹过来，麦田的浪声一阵一阵的。远处有只狗在叫，叫得很急，像是嗅到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我慢慢放下手机，对刘警官说：“进来说吧。钱在这儿，我给你看。”
第六章
刘警官跟村支书老赵进了堂屋。几个村民站在院门口探头探脑，被我妈拿扫帚轰走了。灶房里传来我妈烧水的动静，柴火噼啪响着，空气里渐渐有了一股子烟气。
我当着所有人的面，把枕头底下那三十一万拿出来。钱全拆了封，散在桌面上，像一堵红色的矮墙。
“一共三十一万，卖羊的钱。”我对刘警官说，“你可以数。”
刘警官没动。他看了我一眼，又看了大舅和二姨一眼。“今天早上那个匿名电话，说你在搞集资，说你拉了村里好几个人入股养羊，本息承诺翻倍。”
“放屁！”二姨在旁边哭出了声，“我外甥就一个人养羊，哪来的入股！”
刘警官拿笔在本子上记着什么。“电话号码我们查了，是外地号，山东临沂的。”
山东临沂。
我脑子里那根弦“铮”地绷紧了。“刘警官，你说那个声音耳熟，像谁？”
刘警官抬头看着我。“像去年年底来这儿收羊的那个孙老板。当时他开货车进村，在村口跟我聊过两句，我记得他嗓门。”
大舅的脸一下子白透了。他靠在门框上，手扶着墙，指关节发青。“不可能，”他说，“老孙是我工友介绍的，我跟他打过电话，他说话不这样……”
“大舅，”我走过去，“你那个工友，叫什么？哪个村的？”
大舅张了张嘴。“李……李铁柱。就是咱邻村刘家庄的。我俩一起干泥瓦匠干了好几年。”
“你打电话问问他，孙老板到底是不是他介绍的。”
大舅掏出手机。他的手在抖，按了好几下才点开通讯录。电话拨出去，嘟嘟响了七八声，没人接。他又打了一遍，还是没人接。第三遍的时候，直接关机了。
堂屋里的空气凝住了。
村支书老赵咳了一声。“铁柱这个人我认识，上个月就跑了。听说是欠了一屁股赌债，老婆孩子都回娘家了。”
大舅的手机从手里滑下来，“啪”地摔在青砖地上。屏幕裂了一道纹，但他没去捡。
“所以，”我慢慢说，“从‘精补料’到孙老板到李铁柱，这是一条线。有人想方设法让我的羊出问题，然后以高价收购，再等我卖完羊之后举报我洗钱——”
刘警官接过了话头：“如果举报成立，你的钱会被冻结调查。这时候再有人冒充律师联系你家人，让你把钱转出去‘保释’——”
“一环扣一环。”我接下去。
二姨不哭了。她瞪着大眼睛，嘴唇半张着，脸上的泪水在晨光里亮晶晶的。“那……那大舅你也是被骗了？”
大舅蹲在地上，双手抱头。他宽厚的后背弓成一张弯弓，肩膀一耸一耸的，闷在手掌里的声音像从地底下传来的：“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铁柱跟我说老孙可靠……”
我妈端着茶壶从灶房出来，看见这场面，脚步顿了一下。她把茶壶放在桌上，然后默默走过去，把大舅掉在地上的手机捡起来，擦了擦屏幕上的灰，塞回他手里。
“行了，”我妈说，“先把事情理清楚。”
刘警官数了一遍钱，登记了数额，又问了我和大舅几个问题，做了笔录。他说这个情况涉嫌诈骗未遂，要立案调查。走之前他拍了拍我的肩膀：“五儿，你留个心眼。今天那个电话打给你媳妇的号码，我们查到了会通知你。”
他走了。老赵也走了。院门口的村民散了，只剩下风穿过胡同的声音。
大舅还蹲在地上。二姨坐在椅子上，眼泪干了，面无表情。我妈把已经凉透的面汤端回灶房，重新热了一锅。
我站在堂屋中央，看着一桌子的钱。三十一万。每一张都干干净净，除了那四张带圈的。二姨画的圈，为了提醒我有人在盯着钱。
但现在看来，盯上这笔钱的人，比我想象的多。
我拿起手机走到院子里。阳光很好，暖融融地罩在身上，但后背还是凉飕飕的。我给媳妇回了电话，她把那个“女律师”的号码发过来，我转发给了刘警官。
“你没事吧？”她在电话那头问。
“没事。”
“五儿，”她的声音突然带上了一点哽咽，“咱别在那边待了行吗？你回来吧。钱存银行也好，干什么都行。我害怕。”
我抬起头。天空蓝得发白，几缕云丝挂在头顶，像扯散的羊毛。院子里的老槐树上落了一只喜鹊，尾巴一翘一翘的。
“明天我就回去。”我说。
挂了电话，我回到堂屋。大舅已经从地上起来了，坐在椅子上，面前摆着一碗新热的面汤。他整个人像老了十岁，脸上的颜色灰扑扑的。
“大舅，”我在他对面坐下，“那个李铁柱，你知道他欠了多少赌债吗？”
大舅摇头。“他说手头紧，跟我借过两回钱。每次三五千，我都给了。我以为他家里有急事……”
“两回加一起也就一万来块。他设这个局，图的明显是更大的数。”
大舅抬起眼看着我。他的眼睛红得厉害，眼白上布满了血丝。“五儿，我对不起你。要不是我瞎掺和，你那羊好好养着，也不至于——”
“大舅，”我打断他，“羊是我自己要卖的。跟你没关系。”
他愣住了。
“我卖羊不是因为料的事。”我把碗往他跟前推了推，“我把羊养到一百九十多只的时候，已经撑不住了。饲料、防疫、人工，每天都在烧钱。我算过账，再往下养，要么扩大规模找销路，要么趁现在膘好赶紧出栏。”
我看着桌面上的钱。“我选择了卖。”
大舅的嘴唇动了动，没说话。
“所以这三十一万，”我把手按在钱上，“是我该得的。我不欠谁的，也不怕谁来查。但大舅，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你说。”
“以后不管谁跟你说什么投资啊项目啊，你先来问我。姥爷走了，我爸也走了，家里能拿主意的男人就剩咱们俩了。”
大舅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了。那颗泪珠很大，从眼角滚出来，顺着脸上的沟壑往下淌，最后滴进面汤碗里，激起一圈小涟漪。
他端起碗，一口气喝光了。然后用手背抹了一下嘴，冲我点了点头。
二姨在旁边看着，脸上终于有了点活气。她站起来去灶房帮我妈收拾，走过我身边的时候，在我肩膀上轻轻拍了两下。
那天下午，大舅走了。二姨也走了。我帮着妈把堂屋收拾干净，碗碟洗了，桌子擦了。铝盆里的积水我倒掉，把盆重新摆在漏瓦底下。
然后我坐在门槛上，看着空羊圈。夕阳又下来了，把栅栏的影子拉得很长，一条一条印在地上，像五线谱。风穿过那些空荡荡的缝隙，发出呜呜的声音。
我摸着裤子口袋里那张纸条。“杨家不欠外人的。”二姨的字迹歪歪扭扭的，像小学生写的。
可姥爷心里那本账，到底记了什么呢？
晚饭后我躺在床上刷手机，刘警官发了条消息过来：那个山东临沂的号码已停机，孙老板的货车在高速上被监控拍到了，往南去了。线索暂时断了。
我回了个“谢谢”，然后把手机放在枕头边上。
窗外月亮升起来了，比昨晚暗一些，被云遮着，光不亮。铝盆里的水又开始滴了，滴答、滴答。
我闭上眼。这次没梦见姥爷。我梦见的是我爸。他坐在病房的床边，瘦成一把骨头，拉着我的手说：心里有本账。
账本翻开了，里面密密麻麻的字我一个都看不清。我凑近了去看，纸张上那些墨迹突然活了过来，变成一群羊，朝着一个方向跑。
跑向一片白茫茫的空白。
第七章
第二天一早，我收拾东西准备回城。衣服装进编织袋里，闲书捆好搁在墙角，三十一万重新捆扎整齐，装进一个帆布包，拉链拉了三道。
我妈在灶房给我烙饼。葱花饼，油放得比平时多，灶台上一股子焦香。我进去的时候她正在翻面，锅铲碰到铁锅，叮当响。
“包里给你装了两瓶酱，”她头也没回，“还有一包晒干的槐花，你媳妇爱泡水喝。”
“妈。”
她翻饼的动作顿了一下。
“那天我问你姥爷留了什么话，”我说，“你说他写了‘各管各’。但你没跟我说完吧？”
我妈把饼盛出来，放在案板上晾着。油光锃亮的饼皮上撒着葱花和盐粒，热气袅袅地往上飘。
“你姥爷写那三个字之前，”她终于开口，“还说了别的。他说这辈子最大的错，就是把羊全卖了。”
我愣了一下。
“他说那七十三只羊，是他从一只母羊养起来的。养了十三年。每一只他都认得，哪只爱顶人，哪只腿脚不好，哪只下崽最护犊子。他说把羊卖掉那天，他在圈门口蹲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起来，嘴里的牙掉了一颗。”
我妈转过身看着我。她的眼睛里有了一层水光，但没掉下来。“他说，‘各管各’是对子女说的。但对他自己，他从来没能各管各过。”
我站在灶房门口，手里拎着帆布包。三十一万的重量坠在手臂上，勒出一道痕。
“妈，姥爷最后那几年，是谁在照顾他？”
我妈沉默了几秒。“你爸。那时候你爸还没病，每周末骑摩托回来看他。给他洗澡、剪指甲、换被褥。你大舅二姨离得近，但来得少。你姥爷记着这些，但他不让说。”
“那为什么我爸从来没提过钱的事？”
“你爸那个人，”我妈叹了口气，“他什么话都烂在肚子里。他觉得姥爷对子女有恩，恩情不该挂在嘴上。”
我走出灶房。院子里，大舅骑着他的三轮车来了，车斗里放着两箱牛奶。他下了车，把牛奶搬进堂屋，也没多说什么，只在我妈跟前站了站，从兜里掏出一个信封递过去。
“姐，这钱你收着。”
我妈打开一看，里面一沓钞票，大概五六千。“你这是干啥？”
大舅搓着手。“铁柱借我那两回钱，加起来一万二。我寻思这钱里头不干净，退了五千给你。剩下七千我慢慢还。”
我妈看了我一眼。我冲她微微点头。
她把信封收了，拍了拍大舅的手臂。“行了，别想那么多了。”
大舅转身要走，又停下来。“五儿，”他喊我，“那个铁柱……要是抓着了，你告诉我一声。”
“知道了。”
他骑上三轮车走了。突突突的声音在胡同里越走越远，最后消失在一片蝉鸣里。
我把帆布包放进后备箱，又回去拿那包槐花和两瓶酱。我妈站在院门口送我，围裙还系在腰上，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
“路上慢点开。”她说。
“妈，钱我带走一半，留一半在家。”我从帆布包里分出十五万，用一个黑塑料袋装着递给她，“你收好。”
她推了一下。“你拿着用。城里开销大。”
“我够了。这十五万你留着，万一有个急用。姥爷那院子，明年我想把瓦修修。”
我妈接过那袋钱。她抱在怀里，像抱着一只蜷缩的羊。“五儿，”她低声说，“你姥爷要是还在，看你养了那么多羊，他会高兴的。”
我没说话。上车之后，我从后视镜里看到她站在门口，太阳在她身后升起来，整个人镶了一圈金边。
车开出村口的时候，经过那片麦田。麦子已经收了，地里只剩下短短的茬子，黄澄澄的一片平铺到天边。风一吹，茬子上的土末扬起来，细细的一层灰雾。
我开了四个小时的车回城。进小区的时候刚好中午，媳妇在楼下等着。她穿着一件淡蓝色的短袖，头发扎成马尾，冲我摆手。
我停好车，她走过来，没说话，先抱了我一下。她的身上有洗衣液的香味，混着一丝阳光晒过的暖。
“瘦了。”她说。
“你也是。”
她松开我，看了一眼后座。“钱呢？”
“后备箱。”
她帮我拎了一袋东西上楼。电梯里就我们两个人，她靠在我肩膀上。“那件事，”她低声说，“你二姨后来又给我打电话了，道了歉。她说她不该把家里的破事往外传。”
“她也是被吓着了。”
电梯到了。我们进了屋，关门。屋子里还是老样子，茶几上摞着一沓外卖传单，沙发上铺着那条旧格子毯子。
我把帆布包拎进卧室，拉开拉链。十五万块钱码得整整齐齐的，另外四张带圈的我单独用信封封着，也带了回来。
媳妇走过来看了一眼。“怎么少了？”
“留给我妈十五万。修房子用。”
她点点头，没多问。“那剩下的呢？你打算怎么办？”
我坐在床边。十五万，是我这趟回老家全部的收入。刨去养羊一年多的成本，其实没赚多少。但那一百九十多只羊确实曾经存在过，它们吃过的草、喝过的水、踩过的泥土，都已经变成了别的东西。
“存银行一部分，”我说，“剩下的我想做点小买卖。”
“做什么？”
“还没想好。但我想找个能跟活物打交道的营生。”
她笑了。“又养羊？”
“不养羊了。”我想了想，“养点别的。比如鸽子，或者兔子。少养点，精养。像姥爷刚开始那样，从一只养起。”
她没接话，只是走过来坐在我旁边。我们俩并肩坐在床边，午后的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地板上铺了一方暖黄。安静了一会儿，她开口了。
“五儿，其实我一直没问你——为什么要养羊？”
我盯着地板上的光。那些光斑微微晃动着，像某种水面的反光。“可能是因为姥爷。”我说，“他走的时候我没在。我在外地上大学，赶回去的时候他已经在棺材里了。我妈说，他最后念叨的还是羊。”
“所以你替他养？”
“也说不上替谁。”我搓了搓脸，“就是……心里有个洞。养羊那段时间，那个洞好像被什么东西填了一点。每天早起拌料、喂水、清圈，手上有事做，脑子就不想了。”
她握住了我的手。她的手指比我的热，掌心贴着我的手背。
“现在呢？”她问。
“现在，”我低头看着我们交握的手，“那个洞还在。但好像知道了它为什么在。”
那天下午我去银行存了十万，留了五万现金在家。回来的时候路过菜市场，买了一斤排骨、一把青菜、一块豆腐。晚上我做饭，她在旁边打下手。厨房里油烟冒起来，锅铲碰撞的声音叮叮当当，窗外有小孩在楼下打球，砰砰砰的。
吃饭的时候她问我：“你那些羊，有照片吗？”
我想了想。“没有。养的时候天天见，没想过拍。”
“那以后要是再养东西，记得拍。”
“好。”
夜里我睡不着，起来坐在客厅沙发上。手机里那几张仅有的照片——去年春天刚买回十二只羊的时候，老宅羊圈门口拍的。照片里栅栏还是新的，羊崽子们在吃草，毛色白亮亮的。
我把照片放大看。角落里有一只小羊转过头来对着镜头，眼睛乌黑湿润。
我盯着那只眼睛看了很久。
然后我打开备忘录，敲了一行字：“第一只羊，女，2025年3月购入，小尾寒羊。性格温顺，爱吃苜蓿，怕打雷。”
又加了一行：“2026年8月，全部出售。她最后看了我一眼，那一眼我记着。”
保存。
窗外的城市亮着零星的灯火，远处有高架桥上车的流动声，像一条光带在夜色里穿行。这个房间很安静，媳妇在卧室里睡熟了，呼吸声轻而匀。
我靠着沙发背，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姥爷蹲在羊圈门口的样子。月光底下，他的背影佝偻着，手里捏着烟，烟头的火光一明一暗。
他数了一夜羊，天亮的时候就少了七十三只。
我数了一年的羊，最后少了整整一百九十三只。
但数来数去，其实什么都没少。羊变成了钱，钱变成了别的什么东西。它们还在，只是换了个模样。
就像姥爷说的，羊这东西，越数越多。
也越数越少。
第八章
回城之后的头几天，我睡得很沉。不再梦见羊，也不再梦见姥爷。每天早上被楼下的车声吵醒，睁眼看到天花板上那道熟悉的裂纹，有时候会恍惚一下——我在哪儿？
媳妇上班去了，我一个人在家。把屋子重新收拾了一遍，该扔的扔该洗的洗。阳台上的那两盆多肉还活着，在窗台上晒着太阳。我蹲在那看了半天，拿喷壶给它们浇了水。
电话响了。刘警官。
“五儿，李铁柱抓着了。在山东临沂一个出租屋里，跟那个孙老板一块儿。俩人一个村的，合伙干这事儿不是头一回了。”
“那料呢？”
“料也查清楚了。什么‘精补料’，就是过期饲料掺了工业添加剂。短时间确实能催膘，但喂久了损伤内脏。你的羊卖得早，问题不大。但要是再养两个月——”
他没说完。
我握着电话站在阳台上。楼下的梧桐树叶子绿得发黑，风一吹翻出银白的背面。一只麻雀落在枝头，歪着头看我。
“他们判多久？”
“诈骗未遂，数额巨大。另外还牵扯到别的案子，估摸得几年。”刘警官顿了一下，“还有件事。你二姨那张纸条，笔迹鉴定了，确实是她写的。但你爸工具箱里那个铁盒子，你爸走之后，除了你二姨，还有别人碰过。”
“谁？”
“铁盒子把手内侧，提取到了一枚指纹。比对之后是李铁柱的。”
我的后脊梁一凉。“他怎么进的我家的屋？”
“你大舅说的，李铁柱去年秋天来村里找过他，说想看看你的羊。你大舅带他去了你家，当时你在镇上买饲料。你二姨开的门，她在灶房忙活，你大舅和李铁柱在院子里站了会儿。”
“所以他趁那个空档进了东屋。”
“应该是。那会儿你二姨还没在钱上画圈，纸条也还没放进去。铁盒子里的钉子被挪过位置，说明他翻过。”
我挂了电话，在阳台上站了很久。风吹过来，带着远处工地上的尘土味，干燥而涩。
大舅被骗了，二姨被利用了。李铁柱连他们家都摸透了，知道二姨手里有我家钥匙，知道大舅容易被人说动。他设的这个局，把我们这一大家子人的脾气秉性全算计进去了。
我拨了大舅的电话。响了一声他就接了，声音发紧：“五儿？咋了？”
“李铁柱抓着了。”
那边沉默了两三秒。然后大舅长长的吐了一口气，那口气粗得像拉风箱。“抓着就好……抓着就好……”
“大舅，以后不管谁找你，你看不准的，先跟我说。”
“知道了。”他声音发哑，“五儿，大舅这回……真是栽了个大跟头。”
“人没事就行。”
挂了电话，我回到客厅。茶几上放着那四张带圈的钞票，我用透明文件袋装着，搁在最显眼的地方。每天看到它们，就想起二姨那双手。
她偷偷摸摸画圈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怕我被人骗？怕钱被人调包？她在那个破旧的旧钱包里藏了那张纸条好几年，像一只护崽的母羊，竖起耳朵听四面八方的动静。
我拿了车钥匙，下楼开车去了趟批发市场。转了一圈，买了十只肉兔回来。白色和灰色的，挤在笼子里，耳朵竖着，鼻尖一耸一耸。
我把兔子养在阳台上。铁丝笼子是自己扎的，底下垫了木屑，食盒水壶都装好了。媳妇下班回来，看见阳台上一排笼子，愣了三秒。
“你不是说养鸽子？”
“兔子便宜，先试试。”
她蹲下来看了半天。一只灰色的小兔子凑到笼子边，鼻尖碰了碰她的手指。她笑了一声，那声音很轻很短，但比之前任何时候都真。
“有名字吗？”
“还没取。你给起一个？”
她想了想。“这只灰的，叫‘五毛’。”
“为啥？”
“因为它值五毛钱。”
我笑了。她已经很久没跟我开过这样的玩笑了。
晚上我躺在床上刷手机，看到村里一个亲戚发在群里的视频：我妈在老宅院子里晒被子，阳光把棉被照得蓬松松的，风一吹被角鼓起来，像帆。
视频角落里，羊圈的门关着。栅栏上新刷了桐油，油光锃亮。我妈把羊圈门打开通风，里面空荡荡的，但地上扫得干干净净，一根草茎都没有。
我放大屏幕看着那个空羊圈。地砖被水冲过了，还潮着，反射出一片灰白的光。墙角的食槽搬走了，只剩四个浅坑。
我妈扛着被子回屋去了。视频结束。
我关了手机，翻了个身。媳妇睡在旁边，呼吸均匀。窗外有邻居家的狗叫了两声，又安静了。
闭上眼的时候，我闻到一股淡淡的苜蓿味，是白天喂兔子的时候沾到袖子上的。草料的气息干燥而甜，带着阳光晒过的温度。
那味道跟羊圈里的不一样。
但也差不多了。
第九章
十只兔子养了一个月，生了一窝崽。十三只，挤在笼子角落里，粉嘟嘟的一团。我每天早起给它们添草，换水，清理木屑。阳台上的气味逐渐被干草和兔粪的氨味占据，我媳妇偶尔抱怨两句，但更多时候她会蹲在笼子前看那些小兔子。
“像不像你那些羊？”她问过一回。
我想了想。“羊比兔子大。味道也冲一些。”
“但你蹲在笼子前面那个姿势，跟你手机里那张照片一模一样。”
我愣了一下。手机里那张照片——去年春天，羊圈门口，十二只小尾寒羊。我蹲在栅栏边，背对镜头，肩膀微微弓着，一只手伸进栅栏里。
我没注意过自己的姿势。原来下意识里，我一直在用同一种方式对待动物。
八月快结束的时候，一个陌生的电话打了进来。号码显示是山东的，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
“杨先生吗？”一个男人的声音，带点山东口音，“我是巨野县畜牧站的，姓王。您这边去年是不是从我们县进过一批饲料？”
我心跳快了一拍。“是。有什么问题？”
“那批饲料的厂家已经被查封了。我们在做后续排查，想问问您这边有没有动物出现异常情况。如果有症状或损失，可以申请补偿。”
我握着电话，站在阳台上。楼下梧桐树上有只麻雀在跳，落叶在风里打着旋。
“羊已经卖了。”
“全部吗？”
“全部。”
那边沉默了一下。“那补偿可能没法申请了，抱歉打扰您。”
“等等，”我叫住他，“我想问一下，那个厂的料……到底加了什么东西？”
王站长叹了口气。“工业用增重剂，加上一些过期脱霉剂掺的。动物吃了短期会食欲大增，体重上得快。但长期下去肝肾损伤很大，有些养殖户的羊喂了八个月，突然成批地倒。”
“倒？”
“就是猝死。内脏衰竭。有些来不及卖就死了。”
我握着手机的手紧了紧。“如果喂了四五个月就卖了呢？”
“四五个……差不多是临界点。表面看不出来，肉也不一定有残留。但内脏多少会有问题。您卖的时候屠宰场那边没退回来吧？”
“没有。”
“那应该问题不大。”
挂了电话，我在阳台上蹲了很久。梧桐树的影子遮过来，挡住大半的日光。十只兔子在笼子里吃草，窸窸窣窣的，像一场小雨。
四到五个月。我的羊吃了差不多六个月。吴老汉说那料他喂了半个月羊就拉稀，停了。我的羊没拉稀——但它们的食欲确实变了，变得越来越能吃，体重噌噌往上走。我当时还以为是品种好，沾沾自喜地跟吴老汉炫耀。
原来那不是胃口，那是毒性在发作。
一百九十三只羊。每一只我都记得。白羊、黑羊、花斑的。那只最爱舔我手的，总是挤到栅栏最前面，脑袋伸出来等着我摸。还有那只最怕打雷的，每次雷雨天就往羊圈角落里钻，我蹲在那儿拿干草给它搭了个小棚子。
它们吃了半年的毒料，然后被装车拉走了。姓孙的贩子笑眯眯地点着钞票递给我，说“杨老板你这羊养得真好”。
我站起来，手扶着阳台栏杆。指头有点抖。
媳妇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客厅门口，看着我。“五儿，怎么了？”
“没事。”
她走过来，顺着我的目光看向阳台。“兔子怎么了？”
“兔子没事。”我说，“是以前的羊。”
她没再问。走过来站在我旁边，肩膀靠着我的手臂。“卖了就卖了，”她说，“你别回头想了。”
“我不是想。”我看着那些兔子，“我是觉得……有些事情，你知道它发生过，但你不知道怎么去算账。”
“算谁的账？”
“姥爷的？大舅的？李铁柱的？”我摇摇头，“都有，但又都不是。”
那天晚上我又翻了那本旧相册。姥爷的黑白照片，我妈的毕业照，我爸住院时我偷拍的侧脸。最后一页，那张泛黄的收据还夹在里面。
1998年，七十三只羊，两万三。
收据背面的铅笔字：“心里空落落的。”
我把我妈的笔迹拿给媳妇看。她凑过来，眼睛眯着。“‘落’字的草字头写成宝盖了，你妈写的？”
“嗯。”
“她当年还上中专呢，写字怎么就记错笔画了？”
“她那会儿急着用钱，心里乱。”我把相册合上，“就像我卖完羊那天，数钱的时候手也抖。那个‘落’字写错，说明她当时比我现在的感觉还空。”
媳妇没说话。她把手搭在我的手背上，手指的温度透过皮肤传过来。
窗外的月亮很圆，光透过纱帘洒进来，在相册封面上画出一个模糊的光圈。我摸着那个光圈，摸到了姥爷收据上铅笔字的凹陷，也摸到了自己卖羊那天数钱的手指头。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阳台上的兔子生了第二窝，笼子不够用了，我又去买了一个。媳妇给每只兔子都起了名字，从“五毛”到“五块”，按照她的购买价排列。
我每天蹲在笼子前面喂草，媳妇偶尔拍几张照片，发在她的朋友圈里。照片里我的手伸进笼子，一只灰色的小兔子正低头舔我的指尖。
有一次她给我看评论，朋友说：“你老公的手看起来好温柔。”
媳妇回了一句：“他以前养羊的。”
我笑了笑，没说话。
第十章
九月的时候，我开了一个小小的兔肉加工坊。租了楼下空置的一个车库，收拾干净，买了台真空包装机和一台冰柜。兔子养大了，送去定点屠宰，回来分割、腌制、包装，然后挂在网上卖。
生意谈不上好，但能顾住成本。每天发七八单快递，偶尔有人回购。我媳妇下班回来帮我打包，两个人蹲在车库里，把锡纸袋一个个封好，贴上标签。
有天发货的时候我发现库房角落里有一小袋没用完的苜蓿草。干得发黄了，闻着还有一股淡淡的甜味。我拿起来想扔，又停住了。
“这个留着吧。”我说。
媳妇抬头看了我一眼。“留它干啥？”
“放阳台上当摆设。”
她没反驳。我就把那袋草拎回去，搁在阳台的角落里，跟兔笼子隔着一道推拉门。风穿过纱窗的时候，草屑会飘起来一点点，在阳光里像浮尘一样转。
偶尔我会闻到那气味。干燥的、甜丝丝的、带着田野的土腥味。每次闻到，我都好像回到那个老宅的院子里，蹲在羊圈门口，看着一百九十三只羊低头吃草。
它们吃草的声音像一场持续不断的小雨。沙沙沙，沙沙沙，从早晨吃到黄昏，从春天吃到冬天。
我数过它们多少遍？记不清了。但每数一遍，它们就少一只。就像姥爷说的，羊这东西，越数越多，也越数越少。
十月初，我妈打电话来。说老宅的瓦修好了，请了邻村的几个瓦匠，两天就弄完了。又说我二姨最近常来串门，帮着收拾院子。大舅把羊圈拆了，木头椽子拉去做了个鸡笼子，在院子里养了二十只土鸡。
“你二姨也养了，”我妈说，“她家后院围了一块地，养了十几只。”
我笑了。“全村都养上鸡了？”
“养羊不划算，”我妈的声音在电话里带着笑意，“你大舅说的。他说以后谁也别提羊的事，看着心里揪得慌。”
“他心里还揪着？”
“他那人，嘴上不说，心里啥都清楚。”我妈顿了一下，“五儿，你那边咋样？”
“还行。兔子生了第三窝了。”
“你那阳台还放得下？”
“放不下了，下个月准备找个小库房。”
我妈在那头笑了，笑声顺着电流传过来，有点失真，但还是暖的。
挂了电话，我站在阳台上看那些兔子。灰色的白色的棕色的，挤在笼子里，耳朵一扇一扇的。我数了数，三窝加一起，总共四十七只。
我掏出手机拍了张照。兔子们挤在一起，毛茸茸的，像一团团棉絮。镜头角落里，那袋干苜蓿草露出一个边角。
媳妇下班回来，看见我在阳台上蹲着。“又数呢？”
“数完了。四十七。”
她凑过来看照片。“这张挺好的，发给我。”
我把照片发给她。她存了，然后补了一句：“你以前那些羊，一张照片都没有。这只灰的——叫什么来着？”
“还没起名。”
“那叫‘一百九十四’。”
我愣了一下。“为啥？”
“因为要加上那一些。”她指了指照片里的兔子，“第一只是羊，第二只也是。这个数，把以前那些也算上。”
我看着那只灰兔子。它在笼子里打了个滚，露出白肚皮。
“一百九十四。”我重复了一遍。
那天晚上我又做梦了。梦里没有羊，没有姥爷，没有钱。我站在一片空地上，脚下是松软的泥土，周围长满了苜蓿，紫色的花开得密密匝匝的。
我爸坐在苜蓿地里。他穿着那件旧蓝色工作服，膝盖上搁着一个铁盒子，铁盒子打开着，里面没有钉子，全是干草。
“五儿，”他喊我，“过来坐。”
我走过去坐在他旁边。苜蓿的气味浓得化不开，甜而干燥。
“账本呢？”我问。
我爸把手伸进铁盒子里，抓了一把干草，撒在地上。“这就是账本。”
我低头看那些干草。每一根都不一样，有的长有的短，有的绿有的黄。它们在泥土上排成几行，像某种古老的文字。
“看不懂。”我说。
“不用看懂。”我爸拍掉手上的草屑，“记在心里就行了。”
我醒了。天还没亮，窗户外面黑沉沉的。媳妇在翻身，嘴里含含糊糊嘟囔了一句什么。阳台上的兔子在安静地吃草，细碎的声音透过门缝传进来。
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那道裂纹还在那里，长长的一条，从灯座旁边延伸到墙角。
心里空落落的。
但空的那块地方，好像能装下更多东西了。
后记
十一月中旬，我把四十七只兔子全卖了。不是宰杀，是整笼转给一个开宠物店的小姑娘，她想要做亲子互动区的萌宠。
她来拉兔子那天，我用手机录了一段视频。笼子装上车的时候，那只灰色的“一百九十四”从笼缝里挤出一只前爪，挠了挠空气。
视频我发给了我妈。她回了一条语音：“五儿，你咋又卖了？”
“腾地方，明年想干点别的。”
“干啥？”
“还没想好。”我顿了一下，“可能种点东西。”
我妈笑了。“随你吧。”
晚上我和媳妇出去吃饭，路过一个小夜市。有人在卖烤羊肉串，炭火上的油脂滋滋响，孜然和辣椒的香气被风卷着满街跑。
我媳妇拽了拽我的袖子：“闻着馋不馋？”
“不馋。”
“你那些羊卖了31万呢。一顿羊肉串才多少钱？”
我看着她。路灯底下她的脸被暖光罩着，眼角有一点笑纹。
“31万，”我说，“用来买一整个空荡荡的羊圈，和一个能记住那些羊的人。”
她没懂，但她拍了拍我的胳膊。“走吧，去吃米线。”
我跟上她的步子。夜风从背后吹过来，带着炭火和羊肉的气味。我回头看了一眼烧烤摊，那个摊主正翻着肉串，白烟升腾起来，在路灯的光柱里散成一团模糊的云雾。
我突然想起姥爷那本泛黄的收据。还有他蹲在羊圈门口的那一夜。
月亮、烟头、七十三双眼睛在黑暗中看着他。
他数了一整夜。天亮的时候，一个数字变成了一叠钱。钱又变成了一本学费、一栋新房的砖瓦、一张张桌子上摆着的饭碗。
那些羊去了很多地方。但它们最早的那只母羊，是姥爷从邻村挑回来的。它被姥爷用自行车推了三十里路，后座上绑着竹筐，竹筐里铺着干草。它探出脑袋看路，眼睛里映出麦田、河流、电线杆、飞过的鸟。
姥爷走了三小时。羊没叫一声。
那才是第一笔账。
我媳妇在前面催我：“快点啊，米线店要关门了。”
我小跑两步追上去。夜风里烧烤的烟气散了，只剩下秋天干净的凉意。头顶上几颗星星亮着，淡淡的，像碎银子。
明天太阳升起来的时候，阳台空了。但角落那袋苜蓿干草我还留着。
风一来，它还会发出沙沙的声响。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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