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南京国防部的大佬毛森气得快把桌子拍碎了。
他布下的局，堪称天衣无缝，派出去的棋子是刚从对面叛变过来的大人物——中共无锡地委书记金柯。
让这种级别的人回去策反、搞暗杀，目标还是华东野战军的指挥官粟裕，这事怎么看都是十拿九稳。
可棋子刚一落地，人就没了，直接被苏北那边给“提”走枪毙了。
这情报是怎么漏出去的？
毛森想破了头，最后把怀疑的目光死死盯在自己南京和上海的核心圈子里。
他到死都琢磨不明白，把他这盘惊天大棋搅黄的，不是什么军统高层，也不是什么潜伏的大官，而是他上海老巢里，那几个天天描眉画唇、穿着旗袍“嗒嗒嗒”敲打字机的年轻姑娘。
这事儿得从头说起，从那个叫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地方说起。
这地方挂着警备司令部的牌子，实际上就是军统在上海的心脏，归毛人凤直接管。
地址在圆明园路76号，白天是车水马龙的办公楼，晚上地下室里时不时传出的惨叫声，才让人想起这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魔窟。
第一个走进去的姑娘叫周明。
1946年那会儿，她还是个二十出头的地下党员。
组织上交给她一个任务，想办法钻进稽查处。
机会说来就来，处里有个姓董的女打字员，天天抱怨薪水低、名声还不好听，干不下去了。
周明通过组织负责人陈来生的安排，搭上了董小姐这条线，见到了情报课长萧振华。
萧振华是个老特务，眼神跟鹰似的，盘问起来滴水不漏。
但周明早就把一套假身份、假履历背得滚瓜烂熟，应答自如，愣是没让他找出半点破绽，就这么成了。
周明是第一个钉进去的钉子。
她站稳脚跟后，没多久，处里剩下的三个打字员也因为各种原因陆续辞职了。
这简直是天赐良机。
1947年8月，陈来生运筹帷幄，又把赵幼芷和傅亚娟两个姑娘送了进去。
赵幼芷的背景不一般，家里一门子都是干革命的，堂姐、堂弟都为这事牺牲了。
她本来一门心思要去苏北参加新四军，真刀真枪地干。
可陈来生的老婆王月英拉住她，跟她说：“留在上海，你能起的作用更大。”
赵幼芷听了，二话没说，就开始苦练打字，为了演得更像，还主动加入了国民党的三青团，给自己套上一层保护色。
最后一个进来的叫柳茂才，这事还有点戏剧性。
她是赵幼芷在小学当老师时发展的进步青年，脑子活络，天生就是干情报的料。
赵幼芷觉得这姑娘不错，就把她介绍进了稽查处，然后跟上级陈来生汇报，说可以考察考察这个柳茂才，把她发展成自己人。
结果陈来生那边一查，乐了，回复说：“不用考察了，柳茂才1946年就是党员了，她的家人也都是我们的同志。”
原来是自己人遇上自己人了。
就这么着，四个平均年龄二十岁出头的姑娘，周明、赵幼芷、傅亚娟、柳茂才，齐刷刷地坐在了军统上海核心部门的打字间里。
稽查处那帮特务，看着这几个打扮入时、工作又麻利的年轻姑娘，估计心里还挺美，觉得是办公室里养眼的风景。
他们压根想不到，这四双敲打键盘的纤纤素手，正在为他们的反动统治敲响倒计时的钟声。
在稽查处上班，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里头的规矩严得吓人，所有人进来都得有人担保，搞“连坐”，一人出事，担保人也得跟着完蛋。
同事之间互相监视，文件不准乱看，别人的事不准打听。
还有一个专门的“肃奸组”，跟鬼影子一样在楼里晃悠，随时可能冲进你的宿舍，把你的抽屉翻个底朝天。
在这种地方，你多看一份不该看的文件，多说一句不该说的话，可能第二天就人间蒸发了。
这四个姑娘，硬是活成了“两面人”。
在单位，她们要掐断和过去的一切联系，不能见同志，不能跟家人说实话。
在亲戚朋友眼里，她们就是“堕落青年”，为了几个钱，跑去给特务当走狗，丢人现眼。
背后被人指指点点，当面被人冷嘲热讽，那种委屈，只能烂在肚子里，脸上还得挂着职业性的微笑。
光忍着还不够，还得主动去迎合。
管文件分发的缮校室主任宋江莹，是个五十多岁的糟老头子，油腻得很。
姑娘们心里再恶心，也得一口一个“宋主任”、“宋老先生”地叫着，出去吃饭还得主动给他敬酒。
对付那些军统特训班毕业的年轻司书，她们就得换一副面孔，装成天真活泼的小妹妹，陪着他们逛公园、看电影，在闲聊扯淡中套近乎，建立“友谊”。
这一切伪装，都是为了工作。
她们的业务能力是整个稽查处公认的顶尖水平，打字速度飞快，几乎没有错别字，排版还漂亮。
上司们特别满意，赵幼芷因为活干得漂亮，还被提拔成了中尉打字员。
正是这份“敬业”，给她们换来了最宝贵的东西——信任。
一旦有了信任，情报工作就好办了。
她们把枯燥的打字工作，变成了截取敌人机密的流水线。
人盯着的时候，她们就用脑子硬记。
一份文件打下来，内容已经刻在了脑子里，下了班回到家，凭记忆默写出来。
要是旁边没人，她们就玩点花招，故意打错几个字，然后假装懊恼地把整页纸揉成一团，扔进废纸篓，再拿张新纸重打。
等下班没人了，再悄悄地从废纸篓里把那份“废稿”捡回来。
最关键的核心文件都锁在档案柜里，想看可不容易。
赵幼芷和柳茂才干脆申请加班，住进了单位宿舍。
一到周末或者下班后，她们就分头行动，一个人负责把管档案的约出去吃饭看电影，另一个人就溜进办公室，把文件拿回宿舍，两个人通宵达旦地抄。
那些日子，困了就用冷水泼脸，冬天没暖气，两个人围着一个小电炉抄情报，脚冻得跟冰块似的，心里却烧着一团火。
有一次，柳茂才抄得太入神，裤脚被电炉烤着了都不知道，还是赵幼芷闻到焦味才发现。
就是靠着这股劲，一份份关于国民党军队部署、特务抓人名单、清乡计划的绝密情报，被用米汤写成密写字，藏在各种书本杂志的字里行间，源源不断地送到了我党上海情报部门。
那份要刺杀粟裕将军的计划，就是她们在打印一份绝密电报时发现的。
看到叛徒金柯的名字和刺杀目标，她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这情报太要命了，晚一分钟都可能出大事。
她们用最快、最稳妥的办法，把这份生死情报送了出去，这才有了开头毛森在南京暴跳如雷的那一幕。
潜伏的日子，危险就像空气，无处不在。
有一次，傅亚娟下班走在路上，突然听到有人喊她的真名。
她下意识地一回头，看见一个以前在新四军认识的“战友”。
她没多想就跟人家聊了，哪知道这人早就叛变了。
没过几天，中统的特务就找上了门。
好在组织早就做好了预案，傅亚娟一口咬定自己不认识什么共产党，更不知道什么新四军。
中统和军统本来就互相看不顺眼，没抓到实证，中统也不敢随便动军统的人，只好先把她放了，准备“放长线钓大鱼”。
陈来生知道后，立刻行动。
一边让赵幼芷在稽查处散布消息，说傅亚娟因为家里逼婚，离家出走了；另一边，趁着中统特务中午吃饭监视松懈的当口，派人把傅亚娟安全接走，送出了上海。
解放的炮声越来越近，周明的身份也有暴露的风险，组织安排她提前撤离。
四朵金花，就剩下赵幼芷和柳茂才两个人，坚持到了最后。
1949年5月，解放军兵临城下，稽查处里乱成一锅粥，个个都在找出路，准备逃命。
主任秘书找到赵幼芷和柳茂才，劝她们一起去台湾。
两个姑娘只是平静地说了一句“父母在，不远游”，就给回绝了。
5月24日下午5点，接到组织最后的撤离命令，赵幼芷和柳茂才像平常一样打卡下班，从容地走出了圆明园路76号的大门。
她们把三年的惊心动魄、三年的忍辱负重，都留在了身后那栋阴森的建筑里，然后汇入了街上迎接解放的洪流中。
她们走出大门时，没人知道她们是谁，也没人知道她们做过什么。
解放后，她们的功绩被一一证实，但她们的名字，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淹没在了历史的长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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