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报告书藏着先辈的大智慧|巩天民|政府|日伪|满洲国|银行报告书|银行法

（来源：沈阳晚报）

转自：沈阳晚报

最低资本金100万元（原来的2.5倍），达不到标准的银行将被收缴！80多年前，日伪用一纸“新银行法”，让沈阳城内的民族资本银行陷入生死境地，志城银行再陷危机。

彼时的志城银行情报站已然建立，并已布局东北，若是日伪当局将其收归“国有”，抑或是日伪人员进入管理层，我党情报站将暴露无遗……

近日，本报特邀巩天民之子巩国威、巩天民之孙巩辛，共同为您解读志城银行1940年上半年业务报告书，解读志城银行扩资百万元背后的往事。

“新银行法”的极限施压

86年前，和平区浑河站是沈水桑田，产粮重地，富饶之态被日本移民看中……

哪有买卖，只有抢夺！日本移民在日伪当局巧立名目的支持下，强行将数代耕居于此的沈阳农户赶走，“无助的中国农民只能含恨出走他乡。”（据《中国共产党沈阳历史第一卷（1919-1949）》）

这只是伪满洲国“统制”沈阳的冰山一隅。志城银行在1940年上半年业务报告书中，阐明了日伪在金融上“统制”，与“强抢农户田地”颇为相似。

报告书提及的营业状况，让人沉思：“（伪）政府乃更强化重点主义，彻底统制资金之运用，同时努力吸收游资，以期诱导其参加正当的生产事业……经济界乃充满紧张空气。”

婉转之言背后的真相是，银行必须吸收新的资金，否则将被收缴。一段鲜为人知的背景摆上案头：1938年9月16日伪满当局颁布“临时资金统制法”。由于该法案影响太大，15个月后又出台“328号修正案”，两者加到一起，就是报告书中提及的“新银行法”。

这项在1939年12月颁布的法律，其主要内容包括，在沈阳、长春等地，民营银行资本金必须增加到100万元；民营银行运转资金中的非流动资金，拟超过1万元“贷放”时，须有（伪）政府之许可；民营银行为个人资金限度金额超过1万元的，须有政府认可；民营银行分配（红）率在8%以上，须经（伪满）经济部大臣允许……（《伪满洲国史料汇编》吉林省社科院1990年出版）

总之，银行想开下去就得加钱（资本）；较大业务必须经过日伪当局批准，否则就会被吊销银行经营许可证，由日伪当局接手……

“新银行法”施行，让志城银行面临生存危机——首先是资金。志城银行成立以来，资本金为36.5万元，所缺资本金为63.5万元。

“一封书信”的完全托付

事实上，中共党员、志城银行总经理巩天民早在伪满当局1938年颁布“临时资金统制法”时，就已经提前布局。已入耄耋之年的巩国威说，父亲巩天民经营有方，深受曹家敬佩。在“新银行法”颁布的第12期银行报告中，志城银行在1940年上半年获纯利62695.54元，东北第一民营银行称号名副其实；即便是此前11期业务报告（半年一期）均为盈利，这在乱世实属不易，巩天民为曹家交上了优秀答卷。

一封由志城银行董事长曹师宪（字章甫）从山西寄给巩天民的书信，更可见曹家的态度——

“天民执事仁兄伟鉴，惠书并十二日收到，另函寄来九月份营业报告表，均已阅……事件均赖执事（指巩天民）亲身奔走接洽。”

这封信书写的时间是在志城银行运营之后，其文中“事件均赖执事”的语句，足以说明曹家对巩天民“完全托付”的信任。

结尾处，曹章甫所言“赴奉一事以职责本应早，惜现有旅行诸多不便，亦稍为缓再作计较。”以及“台安弟曹师宪（曹章甫）启”——不仅有着日伪时期社会动荡的真实写照，更有着董事长曹章甫对巩天民以兄长称呼的尊重之举。

于巩天民而言，向曹家要钱增资是保全曹家在志城银行的最佳选择。志城银行1940年上半年业务报告书也证实了这一点，资本金一栏，增加63.5万元，总资本由36.5万元增为100万元。

资本金有了，第二个难点则是“人事”——需要直面日伪当局咄咄相逼的“万元须（伪）政府批准”的极限“统制”……

“双重保险”的积极应对

彼时，志城银行内的一位重磅人物也来化解危机，这就是我党在志城银行情报站主要负责人、志城银行监事——张为先。

张为先出身显贵，为奉系高官、沈阳民族工业奠基人张惠霖之子，更是伪满中央银行总裁阚朝玺的女婿。因此，志城银行受其“庇护”，得以平稳运行。不仅如此，巩天民更用特有的股份设置，为志城银行上了双保险——

巩辛介绍，在增资63.5万元资本金后，巩天民将银行股份（原文为株）划分为2万股，并分为3种形式：

1.甲种优先股共4636股，持有者全部为伪政权高官：伪满中央银行总裁阚朝洗（玺）3248股，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伪满洲国代表者章鹤汀864股，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伪满洲国代表者汪时璟300股，中国实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伪满洲国代表者汪翊唐136股，株式会社奉天商业银行董事长丁广文88股。

2.甲种股票，共2664股，拥有者全部为曹家以及巩天民等12人，其中董事长曹章甫持股640股、巩天民持股30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