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升任省委书记陪父低调看病，专家冷眼让等2月院长赶来哆嗦道歉|主任|王长庚|省委书记|陈建国|院长

挂号

挂号处的人说：“专家号满了，两个月以后的也满了。”

陈建国穿着灰色夹克，站在三甲医院门诊大厅里，手里捏着父亲的身份证。他身后是坐在塑料椅上的父亲，老人家把报纸叠成四折捏在手里，眼睛望向玻璃幕墙外那棵掉光了叶子的梧桐树。

“真的一个都挂不上？”陈建国问得很平静。

“挂不上就是挂不上。”窗口里的姑娘头也没抬，手指在键盘上噼里啪啦地敲，“陈医生是呼吸科最好的，你不找他找谁？人家团队一共六个大夫，其他五个都排到下个月了，陈医生本人——您自己看。”

她把屏幕转过来，上面是一串密密麻麻的排班表，绿色代表可约，红色代表满。到年底全是红的。

陈建国点点头。他本来想说“那你帮我看看其他专家”，但想了想，话又咽回去了。他回头看了父亲一眼，父亲正好也抬头看他，目光对上的一瞬间，老人笑了一下，眼角皱纹挤在一起，像一张揉过的旧纸。

“不急，爸。”陈建国走回去坐下，“今天先做个普通门诊，把CT拍了再说。”

“不着急，你工作忙。”父亲把报纸递过来，“你看看这个，最近油价又涨了。”

陈建国接过报纸，目光落在铅字上，一个字也没读进去。他口袋里有一部手机，里面存着省卫生厅厅长、省人民医院院长的私人号码，还有北京那边几个老同学的电话，其中一个已经是协和的科主任了。他知道只要拨出任何一个，不出半小时，整个医院上下都会动起来。但他没有。

父亲这次是来省城复查，去年体检发现肺部有个小结节，老人自己一直惦记着。陈建国的母亲三年前走的，肺癌。那是陈建国还在市里当书记的时候，母亲的病拖了八个月，最后那段日子，他每天开完常委会就往医院赶，有时候凌晨两点，护士站的灯还亮着。那时候他还不是现在这个位置，医院里没人认识他，母亲住的是普通病房，隔壁床是个卖早点的女人，每天清晨五点半她丈夫准时送粥来，粥里放红枣和山药，香得整个楼道都是。母亲走的那天早上，也喝了一碗那家的粥。

父亲说：“你妈走的时候，我没能好好陪她，现在轮到我了，你可别耽误工作。”

“不耽误。”陈建国说，“我陪您看完再回去。”

普通门诊排队排了一个小时四十分钟。诊室里是个年轻医生，戴着黑框眼镜，说话语速很快，问了几句既往病史，开了CT单子，又说：“老人家，您这个情况我建议还是找我们陈主任看看，他是全省看肺结节的第一把刀。不过他的号确实难挂，您要是不急，可以先去CT室预约，片子出来之后，我帮您写个转诊申请，看能不能加个塞。”

年轻医生说这话的时候，瞥了陈建国一眼。这个男人气质不太一样，坐在那里腰板很直，手指放在膝盖上，不像其他家属那样弓着背刷手机。但也就是那么一眼，年轻医生没多想。每天来来往往几百号人，什么模样的都有。

CT约在四天后。陈建国在医院旁边找了家快捷酒店，安顿父亲住下。他自己住隔壁，每天晚上处理完省里的公务，就陪父亲在酒店后面的小巷子里找家面馆吃饭。父亲爱吃刀削面，软一点，多放香菜。陈建国每次都跟老板说：“面煮久一些，老人家牙口不好。”父亲就拿筷子敲他手背：“我牙好着呢，你别瞎嘱咐。”

父子俩面对面吃面，热气扑上来，模糊了眼镜片。父亲突然说：“建国，你当省委书记这事，我在电视上看见了。那天的新闻联播，你站在台上，穿黑西装，后面是红旗。你妈要是看见，肯定高兴。”

陈建国低下头去喝汤。汤很烫，他喝得急，眼泪差点被烫出来。

“所以我才不能让别人知道。”他放下碗，“您来看病这事，就咱爷俩知道。”

父亲“嗯”了一声，继续吃面。过了好一会儿，老人又说：“你小的时候，有一回发高烧，我骑着自行车驮你去县医院。那时候县医院就一个大夫，值夜班的，睡得迷迷瞪瞪起来给你打针，扎了三回才扎进去。你哭得嗓子都哑了，我差点跟人家打起来。”

“后来呢？”

“后来你烧退了。”父亲笑了笑，“我就跟那大夫道歉，请他吃了顿早饭。都是不容易的人。”

面馆墙上挂着一台小电视，正放着省台的晚间新闻。画面切到省委大院门口，新来的省委书记到任第四天，去基层调研。镜头里的背影高大挺拔，步伐很快，身边围了一圈人。陈建国抬头看了一眼，又低头吃面。父亲也抬头看了一眼，什么也没说。

电视里的那个背影，和现在坐在面馆里吃面的这个男人，中间隔着一层看不见的膜。没有人会把这两个人联系起来。

四天后CT出来，年轻医生看了片子，脸色变了一下。他让陈建国去外面等，自己在电脑上敲了十几分钟，然后走出来说：“老人家这个结节形态不太好，边缘有毛刺，我建议尽快给陈主任看。我刚才帮您在他的门诊系统里提交了加号申请，但是……”他推了推眼镜，“但是陈主任的加号名额也满了，排期系统显示最早也要两个月后。要不您去特需门诊问问？”

陈建国问：“特需多少钱？”

“挂号费八百，但也是同一个系统，陈主任的特需号……我看看，也满了。”

年轻医生有些为难。他看得出来这个家属很在意病人，四十多岁的男人，陪老人看完CT出来，手里提着保温杯，里面泡着枸杞菊花，是给老人准备的。但在这个医院里，每天这样的家属成百上千，他的同情和职业一样，是有额度的。

“要不您留个电话，”年轻医生说，“我帮您盯着退号，万一有人取消，我第一时间通知您。”

陈建国写了手机号。年轻医生看了一眼那串数字，尾号是几个连着的“8”，但也没多想，有钱人多了。

走出门诊楼的时候，父亲在台阶上站住，回头看了一眼这栋灰白色的大楼。深秋的风灌进走廊，卷起地上的落叶和化验单碎片，老人轻轻咳了两声。陈建国伸手去扶他胳膊，老人躲了一下：“我自己能走。”

“爸，我找人想想办法。”

“不行。”父亲说得斩钉截铁，“你刚上任，多少双眼睛盯着。你要是为我这点事去跟医院打招呼，明天就有人写匿名信。你忘了去年老赵的事了？”

老赵是邻省的省委书记，去年因为家属看病的事被曝出来“特事特办”，网上闹了好一阵。虽然最后查实是合规的，但舆论发酵的那半个月，老赵头发白了一半。陈建国当然记得。

“那您的病……”

“两个月就两个月，我等得起。”父亲拍拍他的手背，“你妈那会儿，我们也是等。等了三个月，等来了床位，但她还是走了。这病啊，急不来。”

陈建国站在台阶上，风吹起他夹克的衣角。旁边有人推着轮椅经过，轮椅上是个插着氧气管的老人，眼睛闭着，面色灰白。推车的是个中年女人，头发乱糟糟的，嘴里念叨着“马上就到了马上就到了”。陈建国侧身让路，女人说了声谢谢，急匆匆地走了。

那天晚上回到酒店，陈建国坐在床边发了很久的呆。他拿起手机，翻到省人民医院院长的号码，拇指悬在拨号键上方，停了三分钟，最后锁了屏。

他给省里的秘书长发了条信息：“明天上午的会议推迟到十点，下午的调研我去不了，让常务副省长代劳。”

然后他又发了一条给司机：“这几天不用跟着我，我自己开车。”

司机秒回：“收到，陈书记。”

陈建国盯着那个“陈书记”看了很久，退出微信，把手机扔在枕头边上。窗外是省城的夜景，高楼上的灯光星星点点，像无数只眼睛。

第五天，陈建国托了省城的老同学打听。老同学在省政协，听说这事，拍着胸脯说“你放心，我跟医院的副院长吃过饭，一句话的事”。电话打过去，副院长很客气，说陈主任确实是全省最好的，号确实满了，但他可以帮忙打招呼，“加个号问题不大，不过陈主任那个人脾气比较拧，他要是问起来……算了，我帮你们安排，到时候你直接去找他，就说是我介绍的。”

陈建国说：“能不能不要让陈主任知道我的身份？”

老同学在电话那头愣了一下：“建国，你这是何必呢？你打个电话给卫生厅，别说是你，就是你秘书打个电话，医院领导都得亲自出来接。”

“我不想搞特殊。”

“你现在这个位置，不搞特殊本身就是最大的特殊。你爸的病要紧啊。”

陈建国想了想说：“就按我说的办，别暴露身份。”

隔天上午，老同学亲自陪着陈建国和父亲去了医院。在呼吸科门诊区等了半个小时，副院长安排的护士把他们带到陈主任的诊室门口。门关着，门口挤了七八个病人和家属，一个年轻女助手守在门外，手里拿着一沓病历，一个个叫名字。

轮到陈建国的时候，助手接过转诊单看了一眼，说：“加号？谁批的？”

“马副院长。”

助手拿起手机打了个电话，挂了之后说：“马院说了，行。但陈主任今天上午已经加了三个号了，他脾气不好，你们进去之后别说太多话，直接给片子。”

诊室门推开的时候，陈建国看见一个五十出头的男人坐在办公桌后面，白大褂敞着，里面是一件深蓝色高领毛衣。他戴着金丝眼镜，正低头看电脑屏幕，手指在鼠标上快速滑动。桌上堆了一摞病历，还有半杯没喝完的咖啡，凉透了。

“片子。”陈主任头也没抬。

陈建国把CT片递过去。陈主任抽出来，对着灯箱看了一眼，时间大概持续了五秒钟。然后他把片子放下，转过电脑屏幕，调出一个排期界面。

“你这个情况我看了，”陈主任终于抬起头，目光扫过陈建国，又扫过父亲，“结节位置不太好，离胸膜近，需要手术。但我的手术排到两个月以后了，你们先去住院部登记，到时间会通知。”

“陈主任，”陈建国尽量让语气平和，“老人家年纪大了，我们担心两个月……”

“担心？”陈主任摘下眼镜擦了擦，又重新戴上，“哪个病人不担心？你看看外面那些人，哪个不比你们来得早？我一天看八十个号，手术做到晚上九点，周末还要飞外地会诊。我也担心，我担心我猝死。”

他说这话的时候笑了一下，但笑意没到眼睛里。陈主任拿起杯子喝了一口冷咖啡，皱了皱眉，又放下了。

“这样吧，”他手指在键盘上敲了几下，“先入院，术前检查先做上，手术日期定了通知你们。下一个。”

陈建国站在那里没动。他感觉胸腔里有股气往上顶，从胃里一直顶到喉咙口。他看见父亲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双手放在膝盖上，像个小学生那样安静。老人对他轻轻摇了摇头，那意思是——“别说了，走吧。”

“陈主任，”陈建国最后说了一句，“两个月的确太久。您能不能再帮我们看看，哪怕提前一点？”

陈主任抬起头，这回正眼看了他。目光里有一种见惯了世面的疲惫和不容置疑，这种目光陈建国很熟悉——几年前他还是市委书记的时候，在下访接待室里，面对那些来哭低保、哭拆迁、哭工伤认定的老百姓，他自己也用过这种目光。那是一种“我知道你难，但我也无能为力”的目光。

“同志，”陈主任说，“我说了两个月，就是两个月。你要是等不了，可以找别的医生，我们科还有副主任医师，虽然技术上差一点，但也许排期快。你选吧。”

说完他就低头去看下一本病历了。助手在旁边轻轻拉了拉陈建国的袖子：“先生，先出去吧，后面还有病人。”

陈建国扶着父亲站起来。父亲站起来的时候腿软了一下，扶住了椅背才站稳。陈建国这才注意到，父亲的白发比上个月又多了，鬓角那里几乎全白了，以前还是花白的。他扶着父亲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听见陈主任在后面喊：“下一个，张翠花。”

门在身后关上。

走廊里人来人往，头顶的白炽灯管有两根坏了，闪个不停。父亲忽然笑了：“这人说话跟你当年一样冲。”

“我什么时候冲了？”

“你当县长那会儿，有人来办公室闹，你也是这么跟人家说话的——‘我一天开八个会，我也担心我过劳死。’一模一样。”

陈建国愣了一下，苦笑。他当县长那会儿确实说过类似的话，那时候年轻气盛，觉得全世界都该理解他的忙碌。后来上了市里、省里，位置越高，说话越小心，越不敢把“累”字挂在嘴边。他几乎忘了自己曾经也是那样锋利的一个人。

“那不一样，”他扶着父亲往电梯走，“他是大夫，救死扶伤的。”

“谁还不是个凡人呢。”父亲说。

电梯门开了，里面挤满了人。陈建国护着父亲走进去，站在最角落。电梯下行的时候，有人从背后挤了他一下，他踉跄半步，肩膀撞在电梯壁上。他回头看了一眼，是个年轻人，戴着耳机低头刷手机，浑然不觉。陈建国没说话。

当天下午，他把父亲送回酒店，自己开车回了省府大院。办公室门口，秘书长已经等了半个钟头，手里抱着一摞文件：“陈书记，下午的会……”

“推迟到明天。”陈建国推门进去，扯松了领带。

他坐在办公桌前，椅子很大，真皮的，转个身都无声无息。窗外是省政府广场，红旗在秋风里绷成一条直线。他拿起内线电话，拨了三个数字，是省卫生厅的值班电话。响了两声，他又挂了。

然后他拨了一个私人号码。对面很快接起来，声音有些意外：“老陈？你难得主动打给我。”

是省人民医院的院长王长庚。他们是中央党校的同学，同一期，住隔壁宿舍。那时候王长庚还是省城一家区医院的副院长，两人夜里经常在走廊里聊天，聊理想，聊改革，聊各自工作中的困惑。毕业的时候王长庚说“老陈，以后有事你说话”，陈建国说“我有事肯定找你”。这么多年，这是他第一次真正“有事”找王长庚。

“长庚，我有个事想麻烦你。”

“你说。”

“我爸在你们医院看病，呼吸科，陈主任的号，排到两个月以后了。老人年纪大了，我怕拖不起。”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然后王长庚说：“陈主任？陈明远？你等着，我马上给他打电话。”

“别，”陈建国说，“你别提我。你就说……是一个朋友的父亲，帮忙关照一下。”

又是两秒沉默。“老陈，你到我们医院来，不直接找我，自己去挂号？”

“我不想让人知道。”

王长庚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你还是这个脾气。行，我知道了。你放心，我去安排，不暴露你。”

挂了电话，陈建国坐在椅子上发了会儿呆。窗外有一群鸽子飞过，灰扑扑的影子掠过玻璃。他想起母亲住院的时候，隔壁床那个卖早点的女人，她丈夫每天送粥来，有时候多带一份，放在母亲的床头柜上，说“大姐你也尝尝”。母亲喝完了就夸，说这粥熬得好，米都开花儿了。那男人就憨憨地笑，说“我家那位做了一辈子早点，就粥熬得还行”。

后来母亲走了，陈建国去办手续，路过那个病房，看见那张床已经换了新病人。那碗粥的空碗还放在床头柜上，没来得及收。保洁员过来端走了，倒进垃圾桶里，叮当一声响。

那时候他是市委书记，但他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只是交了钱，拿了死亡证明，一个人去停车场，在车里坐了一个小时。

手机响了。王长庚回电话了。

“老陈，我跟陈明远说了，加个号的事。但他跟我说，今天上午你带老人去过了？”

“去了。”

“他说你当时没提是谁介绍的，就一个普通家属。他说他态度可能不太好，让我替他说声抱歉。”

“没事，他忙。”

“手术的事他答应提前安排，下周三有个空档，正好有人取消。你把老人带来住院，我亲自去打个招呼。”

陈建国说：“长庚，谢谢。”

“谢什么谢。”王长庚在电话那头笑了，“党校那会儿你帮我写过三篇论文，我欠你的。不过老陈，你真的不用这么低调。你现在这个位置，家里老人看病，走个绿色通道怎么了？又不违反规定。”

“我知道，”陈建国说，“但我不想让老人觉得，是因为我当了省委书记才看上病的。”

电话那头安静了很久。然后王长庚说：“我懂了。你放心。”

那天晚上，陈建国回了酒店。父亲正靠在床上看新闻联播，声音开得很大。电视里正在播省里的新闻，画面里是陈建国前两天去基层调研的镜头，他穿着深色外套，走在田间小路上，旁边是当地干部和农户。父亲盯着屏幕，没回头，只说了一句：“你瘦了。”

“没有，最近吃得挺好。”

“电视上看着瘦。”父亲调低了音量，“今天那个人打电话来了，说明天就能住院。建国，你是不是跟人打招呼了？”

“没有，就是老同学帮忙问了问。”

父亲看了他一眼。那个目光很平静，带着老人特有的那种了然于胸。陈建国知道父亲看出来了，但他没有拆穿。

“行，”父亲说，“那就住吧。”

那天夜里陈建国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还在县里当镇长，那年冬天大雪封路，他去村里看望孤寡老人，车子陷在雪地里走不动。他卷起裤腿下车推，鞋里灌满了雪水，冷得骨头疼。后来终于把车推出来了，司机说“镇长您快上车”，他回头看了一眼来路，雪地上只有两行车辙，弯弯曲曲地伸向远处。

醒来的时候天还没亮。窗外是酒店隔壁楼的霓虹灯，一闪一闪地映在天花板上。他看了看手机，凌晨四点半。他给秘书长发了条信息：“今天上午的会照常，下午我去医院，有事电话。”

那边秒回了一个“收到”。

第二天早上八点，陈建国把父亲送到医院住院部。王长庚亲自在楼下等，穿着白大褂，胸前别着工作牌，看见陈建国的时候远远点了一下头，没有握手，没有寒暄。这是他们约定好的。

办住院手续的时候，窗口的护士看了一眼系统，忽然抬头打量了一下陈建国：“您是陈明远主任亲自安排进来的？”

“是。”

护士又看了看电脑，又看了看他，什么也没再说，把住院单打印出来递过去：“外科楼十五楼，十五病区，护士站会安排床位。”

父亲被安排在双人间，靠窗的位置。窗帘是淡蓝色的，外面能看见医院的院子，几棵银杏树黄透了，风一吹，叶子落了一地。同屋的是个六十多岁的老汉，操着浓重的方言，一见面就热情地打招呼：“老哥，你也肺上的毛病？没事，这儿的大夫好着呢，我都住了十天了，明天就手术。”

父亲笑着跟他握手：“多关照，多关照。”

陈建国站在窗边，看着楼下。住院部门口排着长队，全是挂号的人。队伍从楼门口一直排到医院大门口，蜿蜒了几十米，人们缩着脖子，手里攥着身份证和病历本。有个年轻女人抱着孩子，孩子头上贴着退热贴，蔫蔫地趴在母亲肩膀上。陈建国看了很久。

下午陈明远来查房。白大褂换成了一件干净的，听诊器挂在脖子上，身后跟着三个年轻医生，一人手里抱着一个夹板。他推门进来的时候，先看了同屋的老汉，听了肺部，又问了几个问题，然后在病历上刷刷写了什么。然后他转过身，走到父亲床边。

“老人家，躺下我听听。”

陈建国站在床尾，双手插在裤兜里。陈明远弯下腰，听诊器在父亲胸前移动，他闭着眼睛，眉头微蹙。大概过了半分钟，他直起身，摘下听诊器，忽然抬头看了陈建国一眼。

那一眼和昨天在门诊完全不一样。他的目光在陈建国脸上停了两三秒，然后移开了。他什么也没说，在病历上又写了几行字，转头对年轻医生交代了几句注意事项，就往外走。

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停了一步，没有回头，说了一句：“家属跟我来一下办公室。”

陈建国跟着他走进医生办公室。门关上，陈明远把病历夹放在桌上，转过身来。办公室里只有他们两个人，窗外的银杏叶子沙沙地打在玻璃上。

“昨天在门诊，”陈明远说，“我不知道是王院长的关系。”

“我知道，您很忙。”

“我刚才看了老人的病历，去年在老家县医院拍的片子我也调出来了。这一年结节长了两个毫米，形态的变化确实需要尽快处理。”他顿了顿，“下周三手术，我来做。”

“谢谢陈主任。”

陈明远忽然摘下眼镜，用白大褂的衣角擦了擦镜片。这一瞬间他看起来不像那个门诊里冷硬如铁的专家，倒像一个普通的中年男人，有些疲倦，有些别的什么情绪。

“你昨天说你担心老人家年纪大，”他把眼镜重新戴上，“我看了他七十三岁，心肺功能评估还可以，手术风险可控。但我有句话想跟你说。”

“您说。”

陈明远走到窗边，背对着陈建国。窗外那排银杏树又掉了一波叶子，金黄的，打着旋儿往下落。他的声音从背影那边传过来：“我父亲去年走的。也是肺上的病。我给他排手术，排了四个月。他觉得是我儿子，不好意思催我，我也觉得是自己父亲，总想着先把别人的做了。拖了四个月，再开进去的时候已经扩散了。”

陈建国没有说话。

“后来我每次看见年纪大的病人，就想起我父亲。”陈明远转过身来，脸上没什么表情，但眼眶有一点泛红，“所以你说你担心的时候，我其实知道那是什么感觉。但门诊里我不能告诉你这些，外面还有几十个病人在等。我要是对每一个都心软，我一天也活不下去。”

他说完这句话，忽然苦笑了一下：“我跟你说这个干什么。”

陈建国往前走了一步，伸出手去。陈明远愣了一下，也伸出手。两个人的手握在一起，很紧，松开得也很快。

“周三手术，”陈明远说，“术前准备我会亲自盯着。你放心吧。”

“谢谢。”

陈建国走出医生办公室的时候，走廊里阳光正好。有个穿病号服的老太太在护士搀扶下慢慢走路，一步一挪，走得极其缓慢，但脸上是笑着的，嘴里跟护士聊着什么。陈建国从她身边经过，侧身让了让，老太太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头继续走。

他回到病房，父亲正靠在床头，跟同屋的老汉聊天。老汉说他是修自行车的，干了一辈子，这两年肺不好，攒了点钱来做手术，儿子从外地赶回来陪他，白天出去跑外卖，晚上回来睡折叠床。父亲认真地听着，不时点头，说“修自行车是个手艺活，现在满大街都是电动车，修自行车的少了”。老汉哈哈大笑：“可不是嘛，我那个摊子，以前一天修二十辆，现在有时候一天就俩，都是老头老太太。”

陈建国搬了把椅子坐在窗边，阳光从玻璃照进来，暖融融的。他掏出手机，看到秘书长发来的信息：下午三点有个视频会，需要他参加。他回了“好”，又加了一句“医院这边一切顺利”。

收起手机的时候，他看见父亲和老汉已经聊到了儿女。老汉说“我儿子在深圳打工，一个月挣八千，房租就去了三千，剩下的要养孩子，不容易”，父亲说“我儿子在省城工作，也忙，天天加班，这回是我自己非要来的，他请假陪我的”。

陈建国低下头，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了两下。窗外的银杏叶子还在落，一片一片，无声无息地堆积在水泥地上。等天黑了会有清洁工来扫，扫成一堆一堆的，装进黑色的垃圾袋里。明天早上又落一层，再扫一遍，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

周三早上七点半，父亲被推进了手术室。陈建国在手术室门口的长椅上坐着，旁边是那个修自行车老汉的儿子，年轻人穿着外卖骑手的制服，手里捏着一袋凉了的包子，一口也没吃。两个人并排坐着，谁也不说话。走廊里偶尔有护士推着器械车经过，轮子在地上发出吱扭吱扭的声音。

陈建国不知道自己坐了多久。中间王长庚来过一趟，穿着手术室的刷手服，戴着帽子口罩，只露出一双眼睛。他走到陈建国身边坐下来，两个人肩并肩看着那扇紧闭的金属门。

“进去多久了？”

“两个小时。”陈建国看了一眼墙上的钟。

“陈明远的技术你放心，这个手术对他来说是常规操作。”王长庚说，“我刚才进去看了一眼，快结束了。”

陈建国“嗯”了一声。旁边的外卖小哥转过头来，看了王长庚一眼，大概认出了是院长，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王长庚也看了他一眼，问：“你父亲？”

“嗯，我爹，肺里长了个东西。”

“哪个大夫？”

“姓刘，副主任。”

王长庚点点头：“刘大夫也不错，你放心。”然后他站起身，拍了拍陈建国的肩膀，压低声音说：“老陈，有事给我打电话。”就走了。

外卖小哥等王长庚走远了，才小声问陈建国：“刚才那是院长？”

“是他。”

“你认识院长？”

陈建国想了想，说：“以前一起上过学。”

小哥“哦”了一声，没再追问。他低头看了看手里那袋包子，已经凉透了，皱巴巴地缩在塑料袋里。他叹了口气，把包子搁在椅子上。

又过了大概四十分钟，手术室的门开了。陈明远先走出来，口罩拉到下巴上，脸上有汗渍，白大褂前襟上有一点暗红色的痕迹。他看见陈建国站起来，快步走过去，先摘了手套。

“手术很顺利，结节完整切除了，术中冰冻病理报告初步判断是良性的，但最终结果要等一周后的石蜡病理。”他说得很急，一口气说完，然后喘了口气，看着陈建国。

陈建国觉得嗓子有点紧。他张了张嘴，说：“谢谢。”

“不用谢。”陈明远摘下帽子，头发被压得扁扁的，“老人家麻醉还没醒，大概半小时后送回病房。你到时候去病房等就行。”

他转身要走，又回过头来：“昨天晚上我又看了他之前三年的体检片子，其实这个结节变化速度很慢。再等两个月可能也未必有太大问题——但我不后悔给他提前做了。”

陈建国点点头。

陈明远走了两步又停下：“对了，昨天我回家，我老婆问我今天有什么特别的手术。我说一个七十三岁的老爷子。她说，你好好做，当给你爸做了。”

他说完就走了，脚步很快，手术服的下摆在身后晃了两下，拐进了走廊尽头的更衣室。

陈建国重新坐回长椅上。外卖小哥还在旁边坐着，手里攥着那袋凉包子，指节攥得发白。他看了陈建国一眼，说：“你爸没事吧？”

“大夫说挺好的。”

“那就好。”小哥笑了笑，笑容里有一种朴素的安心，“我爹也快了，刘大夫说今天下午第三台，大概三四点能出来。”

陈建国转过头看着这个年轻人。二十五六岁的样子，脸色有些黄，嘴唇干裂，手指上有冻疮，是冬天送外卖留下的。他穿的那件骑手服领口磨起了毛，袖子上有一块洗不掉的油渍。

“你在深圳送外卖？”

“以前在深圳，我爸病了就回来了。在老家也送，挣得少点，但能照顾他。”小哥挠了挠头，“我爸修了一辈子自行车，把我供到高中毕业，我没什么出息，没考上大学，只能卖力气。但卖力气也不能在他生病的时候不在跟前。”

陈建国沉默了一会儿，说：“你爸有你这个儿子，是福气。”

小哥笑了，露出两颗虎牙：“我爹也这么说。他说这辈子就修了辆好车——就是我。”

两个人坐在那里等，等各自的手术室门再次打开，等各自的父亲被推出来。走廊尽头的窗户外面，太阳升到了正中间，光柱斜斜地照进来，在地砖上拉出一个长长的菱形。

父亲的麻醉醒了之后，第一句话是问几点了。陈建国说下午两点。父亲说“那你还来得及回去开会”，陈建国说“今天不开会”。

父亲又睡过去了，鼻子里插着氧气管，脸色比进手术室前白了一些，但呼吸平稳。陈建国坐在床边，看着监护仪上那条绿色的波浪线，一起一伏，一起一伏。他忽然想起小时候发烧那次，父亲骑着自行车送他去县医院，路上经过一条很长的上坡，父亲站起来蹬，屁股离开车座，整个人往前倾。陈建国坐在后座上，抱着父亲的腰，脸贴在他汗湿的背上。那条坡真长啊，怎么也蹬不到顶，父亲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但一声也没抱怨。

后来到了医院，那个值夜班的大夫连扎了三针才扎进去。陈建国疼得哇哇哭，父亲心疼得跟大夫吵了一架。但是第二天早上，父亲又买了早饭去跟大夫道歉，两个人坐在医院门口的早点摊上，一人一碗豆浆、两根油条。父亲后来跟陈建国说：“那大夫值了一晚上夜班，他也累，手抖是正常的。人都有累的时候。”

人都有累的时候。陈建国现在坐在这张椅子上，想起这句话，忽然鼻子酸了一下。他转过头看向窗外，银杏树的叶子已经落得差不多了，只剩几片还挂在枝头上，在风里瑟瑟地抖。他想，等父亲出了院，天气好，带他去公园走走，看看这满地的银杏叶。如果母亲还在，她会蹲下去捡最好看的那几片，夹在书里当书签。母亲从前就爱这么干，家里的书随便翻开一本，准能掉出一片压得薄薄的金黄色的叶子。

父亲这次住院一共住了十二天。术后恢复得很好，陈明远每天查房都来，有时候是早晨七点半，有时候是晚上六点，白大褂换了，眼镜换了，但脸上的疲倦一直没变过。有一天傍晚他来查房，父亲刚好在喝粥，看见他就招呼：“陈大夫，你吃饭了没？这粥我儿子买的，多了，你喝一碗？”

陈明远愣了一下，大概从医这么多年，头一回有病人请他喝粥。他摆了摆手说“不用不用，我待会儿去吃”，但父亲已经把一次性碗盖掀开了，热气和米香一起腾起来。陈明远站在床边，看着那碗白粥，忽然说：“那……我喝一口？”

他端着碗，用塑料勺舀了一口，吹了吹，送进嘴里。然后点了点头：“熬得不错。”

“酒店楼下那家粥铺，我尝了好几家，就这家米开花儿了。”父亲得意地说，好像那粥是他自己熬的。

陈明远把碗还回去的时候，陈建国注意到他的手指在微微发抖，大概是今天又做了好几台手术，握器械的时间太长了。但他就那么端着碗，很稳地送到了嘴边，很稳地喝完了那一口，然后很稳地把碗和勺子放回床头柜上。动作行云流水，看不出丝毫颤抖。

等陈明远走了，父亲小声对陈建国说：“这个大夫是个好人。”

“是，他医术也好。”

“我不是说医术。”父亲说，“我说他这个人。他刚才喝粥的时候，我看他眼睛，像你妈最后那几天看我的眼神。”

陈建国低下头，慢慢把一次性碗和勺子收进垃圾袋里。父亲又说：“人这一辈子啊，能做到对陌生人好，才是真正的好。对家里人好是应该的，对陌生人好，那是良心。”

出院那天是个晴天。陈建国去办手续，在收费窗口排队的时候，前面是个老太太，拿着一张社保卡，窗口里的工作人员说“您这个卡消磁了，得去一楼重新办”。老太太急得团团转，嘴里念叨着“我老头子还在里面等着呢，他尿袋满了”。陈建国把自己的手续先搁下，陪着老太太去了一楼，帮她办了新卡，又把她送回收费窗口。老太太一路道谢，说“谢谢你啊大兄弟，你真是个好人”。陈建国说“没事，我也等人”。

办完手续回到病房，父亲已经换好了自己的衣服，还是那件灰色夹克，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坐在床边等着。同屋的修自行车老汉昨天已经出院了，床头柜上还留着一袋橘子，是老汉的儿子买多了留下的，说“给老哥吃”。父亲把那袋橘子拎起来：“这是人家给的，咱得带着。”

陈建国扶着父亲往外走。走过护士站的时候，值班的护士抬头冲父亲笑了笑：“老爷子，回去好好养着，按时复查。”父亲乐呵呵地应着：“谢谢你们照顾，都辛苦了。”

走到电梯口，陈明远从走廊那头匆匆走过来，白大褂的口袋里插着好几支笔，胸前的工作牌歪了一点。他在陈建国面前站定，先看了看父亲，说：“老人家恢复得不错，记得一个月后来复查。”

然后又转向陈建国。他犹豫了一下，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这是我的私人号码。如果复查的时候挂号又有问题，你直接打给我。别让王院长再绕一圈了。”

陈建国接过纸条，上面是一串数字，字迹潦草，但看得出是手写的。他把纸条仔细折好放进夹克内袋里，拍了拍：“好，谢谢陈主任。”

陈明远点点头，忽然又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那天门诊的事，还是想跟你说声抱歉。”

“都过去了。”陈建国说，“您也不容易。”

陈明远看了他一眼，目光在那张脸上停留了几秒。然后他像是想通了什么似的，微不可查地笑了一下：“那就这样，你们慢走。”

电梯门开了。陈建国扶着父亲走进去，转身按了一楼。门缓缓合上的时候，他看见陈明远还站在走廊里，白大褂在楼道通风口的微风里轻轻摆动，然后金属门完全合拢了，那身影被夹成了一条线，消失了。

走出住院部大楼的时候，阳光劈头盖脸地砸下来。父亲眯了眯眼，把手搭在额前，仰头看了看天。医院院子里那排银杏树已经落光了叶子，只剩下灰褐色的枝丫伸向天空，干干净净的，像一幅工笔画。

“天冷了，”父亲说，“回去把秋裤找出来穿上。”

“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