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幕
那年我十岁，站在堂屋门口，看舅舅把两盒发霉的饼干从门里扔出来。饼干盒滚到雨地里，纸壳泡软了，裂开一道口子，露出里面灰绿的霉点。我妈蹲在门槛上，一只手扶着门框，没哭也没说话。从那以后，舅舅再没进过我家门。而小姨，年年腊月二十八，骑着她那辆二八大杠，后座绑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在村口的泥路上碾出两道歪歪扭扭的车辙。
第一章 断在雨里的亲
我爸走的那年，我刚上小学三年级。
不是什么急病，也不是什么意外，就是熬。肝上的毛病，拖了三年多，把家里拖得只剩四面墙。那时候农村人看不起病，去镇上卫生院挂几瓶水回来继续下地，疼得直不起腰就吃两片去痛片。到最后人瘦成一把骨头，躺在堂屋的竹床上，连粥都咽不下去。我妈把家里能卖的都卖了——两头猪，几棵老杨树，陪嫁的一对银镯子。不够。又去邻村借，借到后来人家看见她来，老远就把院门关上。
舅舅家在县城边上，两层小楼，院子里铺着水泥地。我爸下葬那天，他来了一趟。穿着一件灰蓝色的夹克，皮鞋擦得挺亮，站在灵堂外面抽烟，没进来磕头。我跪在草垫子上烧纸，看见他跟我妈在院子外头说话。声音不大，断断续续，风把几个字吹过来：“……早就说别嫁……自己选的……现在知道难了……”
我妈回来的时候，眼眶是红的，但没掉泪。她从那以后养成了一个习惯，咬着下嘴唇，咬得发白，一声不吭。
那年冬天冷得早。腊月里下了两场雪，村口的泥路冻得硬邦邦的。舅舅来“断亲”那天，没下雪，下的是冻雨，细得像针，扎在脸上生疼。
他提了两盒饼干，杂牌子的，纸盒上印着“高级饼干”四个字，红底金字，翘了边。站在我家堂屋里，他四下看了一圈，目光在空荡荡的米缸上停了几秒，然后把手里的东西往桌上一搁。
“姐，话我说清楚了。”他的声音不大，但很稳，像在念一份通知，“往后呢，咱各过各的。我不是不管你，你这家我管不起。林林他爸欠的那些，跟我没关系。你们娘俩要是有个难处，别来找我。来了，我也帮不上。”
我妈坐在小板凳上择一堆萝卜缨子，手指头冻得通红。她没抬头，只说了一句：“知道了。”
舅舅站了一会儿，大概没想到她这么干脆，反倒有些不得劲，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没点，又塞回去。然后转身往外走。走了两步，又回过头，看了看我。我那时候正趴在里屋的门缝里看他，被他这么一盯，吓得缩了回去。
外头传来塑料纸摩擦的声音，然后是饼干盒砸在泥地里的闷响。我跑出去看，那两盒饼干躺在雨地里，盒盖摔开了，霉斑已经爬到了面上。
我妈还是坐在那里，择她的萝卜缨子。她的手很稳，一下一下，把黄叶子撕下来，扔进脚边的竹筐里。
“妈。”我叫她。
她抬起头，冲我笑了一下，那种笑以后我见过很多次，嘴角往上提，眼睛却像一潭死水。
“没事，”她说，“咱过年有萝卜吃。”
那年过年，我们家吃了三天的萝卜炖粉条。初一那天，小姨来了。
小姨是我妈最小的妹妹，比我妈小八岁，比舅舅小五岁。她嫁到了邻乡的一个村，男人是木匠，日子也紧，但比我们家强些。她进门的时候，带了一刀腊肉，用报纸包着，油把报纸洇透了，透出一股子咸香。还有一袋子冻米糖，自己家里做的，用炒熟的米和红薯糖搅在一起，压成块，切得方方正正。
她把东西往桌上一放，脱了胶鞋，光着脚盘腿坐到我妈旁边，抢过她手里的萝卜缨子就择。
“姐，你甭理他。他那个人，心不坏，就是怂，怕他老婆。”小姨的嗓门亮堂堂的，像屋里点了盏灯，“他不敢来，我来。往后年年我来，你可别撵我。”
我妈的嘴唇动了动，终于没忍住，眼泪砸下来，落在萝卜缨子上，圆滚滚的一颗。
小姨没看她，手底下飞快地择着菜，嘴里还在说：“林林过了年就十一了，个子蹿得快，开春我让老周给他打张书桌，孩子写字得有个正经地方。”
我蹲在门槛上，数她脚上的冻疮。一个，两个，三个。她的脚后跟裂着好几道口子，像干透了的河床。
从那年起，小姨真的年年都来。
她来的时候，永远骑那辆二八大杠。后座上绑着蛇皮袋，里头装的东西年年不一样：腊肉、冻米糖、自己做的红薯粉丝、夏天晒的干豆角、两斤红糖、一件给我织的毛衣。有一年她带了一盏台灯，灯罩是绿色的，电线用黑胶布缠了好几道。她说是老周给乡中学修桌椅时，人家淘汰下来的，他拿回来修好了。
我妈说：“你家里也不宽裕，别这么拿。”
小姨说：“我不拿我自己的，我拿我男人的。他手艺好，多接几单活就有了。再说，林林读书好，说不定以后有出息，我这是提前投资。”
她哈哈大笑，笑声把房梁上的灰都震下来几缕。
那时候我不懂什么叫“断亲”。我只知道，过年的时候，别人家热热闹闹，我们家就三个人。我妈，我，还有初二来拜年的小姨。舅舅家离我们村不过二十里地，可他再也没来过，连村口都没路过过。
我见过他一次，在镇上的集市里。他蹲在一个卖鱼摊子前挑鱼，我拎着一只装酱油的塑料壶从旁边过。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去，装作没认出来。我也没有叫他。我们像两个陌生人，擦肩而过，中间隔着一地腥气。
第二章 泥巴路
小姨的村子叫周家坳，在一片矮山的坳口里，地薄，种不出什么好庄稼。她家的房子是老周家祖上传下来的，青砖灰瓦，墙根被雨水冲得凹进去一块。堂屋里常年飘着一股刨花的香味，甜甜的，混着木头屑的清气。
老周是个老实人，话少，见人只会嘿嘿笑。我见过他干活，赤着上身，把一根杉木架在条凳上，推刨一推，刨花卷起来，像一朵朵薄薄的浪花，落在地上，堆成一小堆。他做的桌椅板凳结实耐用，邻村的人家嫁闺女、娶媳妇，都找他打家具。可他不会要价，常常是人家给多少算多少，有时候只给个木料钱，他也乐呵呵地收。
小姨常说他：“你呀，就是太面善，人家把你当驴使。”
老周就笑：“力气使了还有，不碍事。”
他们有个儿子，小名叫石头，比我小三岁。石头随他爹，话不多，但皮实，七八岁就跟他爹学刨木头。我每次去小姨家，他都带我去后山掏鸟窝、挖竹笋。周家坳村口有棵大樟树，树上有个喜鹊窝，年年春天都有小喜鹊探出头来。石头爬树像只猴，我在下面仰着头看，脖子酸了，他就把摘下来的野果子丢下来，砸在我肩膀上。
有一年夏天，我在小姨家住了一个多月。我妈去县城给一户人家帮工，一个月能挣三百块，晚上就睡在雇主家的阳台上，一张折叠床，蚊帐破了几个洞，早上起来满腿的包。她送我去小姨家那天，拎着一只蛇皮袋，里面装着我换洗的衣服和几本暑假作业。
走到半路，下起了暴雨。我们没带伞，躲在一棵桐油树下，雨水顺着叶子淌下来，浇得我们透湿。我妈把蛇皮袋塞进自己怀里，搂着我，弓着背，像一只孵蛋的母鸡。
“妈，我不去小姨家行不行？我在家能自己做饭。”我说。
“你做什么饭？灶台都够不着。”她笑了一下，雨水顺着她的头发流下来，像一条条小蛇，“小姨家热闹，有石头陪你玩。”
“我不怕饿。”我说。
她没有再说话。雨小了些，她拉着我继续走。泥路被雨水泡得松软，我们的鞋底沾满了泥，每一步都像拖着一块铁。我妈突然蹲下来，说：“来，我背你。”
“我大了，你背不动。”
“上来。”她的声音很硬。
我趴在她背上，闻到她头发里的雨水味，还有一股淡淡的油烟味。她的背很瘦，脊梁骨凸出来，硌得我下巴疼。她背着我走了大概有两里地，实在走不动了，把我放下来，自己蹲在地上喘气。我看见她的脚后跟磨破了，血水和泥水混在一起，分不清哪是哪。
到了小姨家，天已经黑透了。小姨一看我们这副样子，赶紧烧水让我们洗澡，又把老周的一件干衣服找出来给我套上。那衣服太大了，下摆拖到膝盖，袖子挽了好几道。
晚上，小姨和我妈睡里屋，我和石头睡堂屋的地铺。我听见她们在里屋说话，声音压得很低。
“……姐，你这又何必。那家人什么德性你又不是不知道，你给他们帮工，他们能给你好脸？”
“给钱就行。林林下学期的学费还没着落。”
“我这儿还有点……”
“不用。你已经够顾着我了。这次是暂时的，等林林大点就好了。”
“姐，你有没有想过，再找一个？”
长时间的沉默。然后是我妈的声音，很轻，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不想了。我把林林带大就行。”
第二天起来，我的衣服已经洗好了，晾在院子里的竹竿上。我妈早就走了，小姨在灶屋里摊煎饼，面糊在锅底转一圈，薄薄的一层，边上翘起来，她用锅铲一翻，动作利落。
“我妈呢？”
“上工夫了。她说让你乖乖写作业，回来给你带好吃的。”
我在小姨家住了四十多天。那是我童年里最快乐的一段日子。小姨对我好，老周也好，石头更好。我们在后山的溪沟里翻螃蟹，在稻田里摸泥鳅，坐在大樟树上看晚霞。小姨家虽然也不富裕，但她做饭香，舍得放油，每顿饭都有荤腥。老周去邻村干活，回来时兜里常揣着几颗糖，分给我和石头，我俩一人一半。
有一天夜里，我发高烧。小姨摸我的额头烫手，连夜背我去乡卫生院。六七里路，她走一段歇一段，到了卫生院，后背的衣服全湿透了。医生说是扁桃体发炎，打了一针，开了药。回来的路上，她背着我，月亮很亮，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
“小姨，等我长大了，我养你。”我趴在她背上，迷迷糊糊地说。
“好，小姨等着。”她的声音有点抖，可能是累的。
“真的。我肯定能当大官。”
她笑了一声：“行，你当了大官，小姨就去你办公室找你，你给我倒茶喝。”
“我给你泡最好的茶。”
她没再说话，背着我继续走。我听见她的呼吸很重，像拉风箱一样。
那年开学，我发了狠读书。也许是心里憋着一股劲，也许是真的开窍了，成绩从班里中游一下子蹿到前三。老师夸我，同学也对我另眼相看。只有我自己知道，每次不想读书的时候，我就想起我妈在雨里背着我走路的样子，想起舅舅把饼干盒扔进泥地里的声音，想起小姨背我去卫生院时那沉重的呼吸。
我读初中那几年，小姨还是年年腊月二十八来。她的头发白得早，三十几岁就有了白丝，不染，说染了费钱。她骑自行车的时候，背有点驼了，是长年累月趴在缝纫机上做零活做的。
我妈的身体这些年垮了不少，腰不好，干不了重活。她在镇上一家小饭馆帮工，洗碗、择菜、擦桌子，一个月挣五百块。饭馆包吃，她舍不得吃那些荤菜，常常就着点菜汤泡饭。但她每个月都能攒下三百块，说给我存着，以后上高中用。
我知道，其实攒不下那么多。家里的屋顶漏雨，找人修了一回，花了两百多。我随口说了一句想买本英语词典，她第二天就买了回来，崭新的，厚厚的，像一块红砖。我问她哪来的钱，她说是工钱提前支的。后来我才知道，她偷偷去卖过一次血。
那本词典我用了六年，封面都快翻掉了，用透明胶粘着。每次翻开，我都能闻到一股淡淡的腥味，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幻觉。
第三章 石头
我考上县一中的那年，石头没能考上初中。
也不能说没考上，是他自己不念了。老周那年给邻村一户人家盖房子，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摔断了腿。骨头接上了，但落下毛病，干不了重活，走路也一跛一跛的。小姨一个人撑着家，要种地，要养鸡，还要照顾老周和石头的奶奶。石头看他妈累得不行，就说不想念书了，要跟他爹学手艺，早点挣钱。
小姨不同意，拿着扫帚追了他半个村子。石头跑得比他妈快，站在田埂上喊：“我就是不念了！念出来又能怎样？我要挣钱！”
小姨追不上，蹲在田埂上哭。她哭起来没声音，肩膀一耸一耸的，像在打摆子。
那年腊月二十八，小姨没来。
我妈站在门口，从午后一直等到天黑。村里的鞭炮声稀稀拉拉地响起来，邻居家的香味飘过来，勾得人心里发慌。我妈说：“再等等，兴许路上有什么事。”
天全黑了，小姨还是没来。
初二早上，我骑车去了周家坳。二十多里路，我骑了一个多小时，到的时候，手冻得握不住车把。小姨家的院门虚掩着，我推门进去，看见她坐在堂屋里，面前放着一簸箕的冻米糖。
“林林，你怎么来了？”她看见我，有些惊讶，赶紧站起来，“你妈呢？你妈好不好？”
“我妈让我来看看你。”我撒了个谎。
她的眼睛红红的，明显刚哭过。石头从里屋出来，看见我，叫了声“哥”，又缩了回去。半年不见，他瘦了，脸上没了那股子野劲，眼睛底下有两团乌青。
那天我在小姨家坐了两个多小时，吃了几块冻米糖，喝了两碗热茶。小姨不停地问我学习怎么样，吃得好不好，让我带话给我妈，说她过了年就去我家。老周坐在角落里，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手里不停地削着一段木头，削了一地的木屑。
临走的时候，石头送我。我们走到村口的大樟树下，他站住了，从口袋里摸出一把木头做的小手枪。
“哥，送你的。”他说，“是我自己做的。”
那枪很粗糙，枪管是用废铁管包的，枪把上刻着一道道歪歪扭扭的纹路。我接过来，在手里掂了掂，挺沉。
“石头，你真不念了？”
“不念了。”他踢了一脚地上的石子，“念书没意思。我这脑子，不是那块料。我现在跟我爹学木工活，已经能打个小板凳了。等过两年，我去县城找活干，总能混出个样来。”
“等我有钱了，我送你去学技术。”我说。
他笑了，露出两颗小虎牙：“行啊，那我等你。”
回去的路上，我骑得很慢。风从耳边刮过，冷得刺骨。我把那把小木枪揣在怀里，贴着胸口，被体温焐得热乎乎的。
后来我才知道，老周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是因为省钱。那户人家说，多找一个小工要加钱，老周就自己上去递椽子，结果脚下踩空。送到医院，人家只肯出两千块，说老周是自己不小心。小姨找他们理论，人家把门一关，连见都不见。
那一年，小姨家的日子过得极难。老周干不了活，石头还没成年，小姨一个人种着四亩薄田，还要去邻村的砖窑挑砖。一挑子砖五六十斤，从窑口挑到车上，一趟两毛钱。她一天挑几百趟，肩膀磨得血肉模糊。
我妈知道后，把自己攒的两千块钱拿了出来，让我送给小姨。小姨不要，两人在电话里争了半天。最后我妈说：“就当是我借给你的，等你有钱了，连本带利还我。”小姨这才收下。
那年过年，小姨还是来了。后座上绑的东西比往年更多，有她自己做的豆腐、炸的果子，还有一条烟，是给老周抽的，但老周舍不得抽，让她带给我妈，说看看能不能转手卖几个钱。我妈没卖，把烟供在了我爸的遗像前，点了三根，算是给爸上香。
我站在旁边，看着那烟一点点燃尽，烟灰落下来，像一场极轻极轻的雪。
我高二那年，石头来县城找活。他在一个建筑工地上当小工，搬砖、扛水泥。有一天傍晚，他来学校门口等我，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两只烤红薯。
他瘦得厉害，头发乱糟糟的，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水泥灰。我把红薯掰开，热气腾起来，甜丝丝的。我们蹲在马路牙子上吃，一人一只。
“哥，我现在一天能挣六十。”他嘴里塞着红薯，含糊不清地说，“下个月加了钱，能挣八十。”
“累不累？”
“还行。就是吃得太多，天天馒头土豆，吃得反胃。”他憨笑。
我注意到他的手，关节粗大，掌心全是硬茧，虎口裂着几道血口子。那双手不像十七岁少年的手，倒像用了四十年的老树根。
“石头，你要不试试去学个手艺？木匠、瓦匠都行。”
“在学呢。我跟我们工头说了，等我攒够钱，去报个电工班。电工轻松点，工资也高。”
“钱够吗？”
“够了。我一个月花两百，剩下的都存着。”
我摸出身上仅有的五十块钱，塞进他手里。他不要，推来推去，最后我硬塞进了他的裤兜里。
“等你有钱了还我。”我说。
他咧嘴一笑：“那肯定，我还得供你上大学呢。”
我那时候成绩在年级前十，老师说我冲一冲能上重点。但我知道家里的情况，我妈的腰越来越差，有时候早晨起来，得扶着床头站好几分钟才能直起身。我一直在想，要不要早点出来工作。
石头知道我的心思后，特意跑来骂了我一顿。那是他第一次对我发火。
“你疯了？你能考上大学你不考？你想跟我一样在工地上扛水泥？我他妈是没得选，你有得选你还不选，你脑子被门夹了！”
我被他骂得说不出话，只觉得嗓子眼发紧。
“钱的事你甭管，有我和我妈呢。”他缓了口气，语气软下来，“再说了，你以后出息了，不就能拉我一把了？咱这也算投资，你别让我亏了。”
他走了以后，我站在校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他穿着一件旧迷彩服，走路的姿势有点驼，像个小老头。
那一年，我考上了北京的大学，一所985，法律系。通知书寄到村里那天，我妈捏着那张薄薄的纸，反反复复看了十几遍，不相信是真的。小姨特意从周家坳赶来，带了一大袋子花生，见人就发。
晚上，我妈做了一桌子菜。小姨喝了点酒，脸红红的，拍着我的肩膀说：“咱家出大学生了！以后还要出官！林林，你记住了，好好学，学出个样子来，让那些狗眼看人低的都瞧瞧！”
我妈在旁边笑，笑着笑着就哭了。她捂着嘴，眼泪从指缝里流出来。
我知道，她想起了舅舅。
第四章 大学
去北京那天，我妈送我到镇上的汽车站。
她不大会说那些体面话，只是不停地往我的行李里塞东西：煮好的鸡蛋、家里做的咸菜、两条新毛巾、一双新布鞋。背包已经撑得拉不上拉链，她还往里塞。
“够了，妈，学校什么都有。”
“外头的东西要花钱。”她说。
车来了，我拎着蛇皮袋上车。她站在车下，仰着头往车里看。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跟她挥手。她也挥手，挥着挥着，抬起胳膊擦了擦眼睛。
车开出去很远，我回头看，她还站在那里，身子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黑点，消失在路尽头。
大学四年，我靠助学贷款和奖学金过日子，课余时间接一些家教的活。每周给家里打一次电话，我妈总说“好着呢，别担心”。我知道她在撒谎，但我不戳破。她和我之间隔着将近一千公里，我只能让自己更努力一点，再努力一点。
小姨每个月都会给我寄东西。有时是一罐腌菜，有时是一双鞋垫。鞋垫是她自己纳的，针脚密密的，鞋垫上绣着“平安”两个字。她知道我冬天脚冷，特意用那种厚实的毛线织了袜子，塞在鞋垫下面。
我收到过她汇的三百块钱。汇款单上备注栏什么都没写。我打电话回去，她说：“那是你妈让我汇的。”我妈说：“我没让。”小姨就在电话那头笑：“反正是给你的，你拿着。”
石头在工地上干了两年，后来真去上了电工班，考了证，进了市里一家物业公司当维修电工。他给我打电话，说现在一个月能挣两千多，还交着社保，比在工地上强多了。
“哥，你好好学习，钱不够就说话，我现在宽裕。”
“你留着娶媳妇用。”
“媳妇还早着呢。我妈说，先把你供出来再说。”
我笑，但心里酸酸的。石头只比我小三岁，却已经像个大人一样在生活里扑腾了。而我，还在花着他们的钱，读那些厚厚的书。
大三那年，我谈了一个女朋友。她叫林芮，北京本地人，父母都是中学老师。我们在一次社团活动里认识，她学的是新闻，大大的眼睛，笑起来嘴角有两个小梨涡。
她知道我的情况后，没有嫌弃，反而常常从家里带些好吃的给我，周末约我去图书馆，午饭有时是她妈妈做的盒饭，两份，一份给她，一份给我。
我一开始很抗拒，觉得这样不好。她说：“你想什么呢？我跟我妈说了，说班上有个同学家境不好但特别用功，她多做一份就是了。我妈人很好，你别多想。”
我跟她说了我家的事。说我爸怎么死的，说我舅舅怎么断亲，说我小姨怎么年年上门。她听完，沉默了很久，然后拉住我的手，说：“你小姨真好。等放假了，带我去见见她吧。”
我说：“好。”
那年寒假，我真把她带回了家。我妈高兴坏了，提前好几天就把家里里外外收拾了一遍，还在集上买了一床新被单。小姨听说我带了女朋友回来，也赶来了，穿了一件枣红色的棉袄，头发认真梳过，脸上还抹了点雪花膏。
林芮在我们家住了三天。她没有嫌弃我们家穷，没有嫌弃厕所在院子外面，没有嫌弃晚上睡觉要用热水袋。她跟着我妈去菜地里拔萝卜，挽着裤腿，踩在泥里，笑得像个孩子。她跟小姨学做冻米糖，把红薯糖熬得满屋子都是焦香。
临走那天，小姨悄悄塞给她一个红包。林芮不要，小姨说：“你是城里姑娘，头一回来，这是规矩。别嫌少，就是个心意。”林芮后来打开看，里面是两百块。她把红包放进了我书桌的抽屉里。
“等以后我们能挣钱了，好好孝敬你小姨。”她说。
“会的。”我握住她的手。
大四上学期，我通过了司法考试。毕业时，省里来学校招选调生，我报了名，笔试面试都过了。得知被录取的那天，我第一个电话打给我妈。她在电话那头愣了好半天，然后“哦”了一声，就把电话挂了。后来小姨告诉我，我妈接完电话，跑到我爸坟前坐了一下午，回来的时候眼睛肿得像桃子。
被分配到县里，是第二年春天。
走之前，林芮在北京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在一家知名新媒体做内容。我们面临选择。她说：“你去吧。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憋着一股劲。我先在北京干着，等稳定了再说。”
我抱着她，很久没有说话。我知道这一别，很多东西都会变。但我不能不去。这条路，我从十岁那年起就在心里铺了，一砖一瓦，都是我妈、小姨、石头帮我垒起来的。
分别那天，北京下了点小雨。她送我到火车站，我进站的时候回头，看见她站在雨里，撑着一把花伞，朝我挥手，笑容里带着点说不清的东西。
我的眼眶有点潮。
回到县里，我先在县委办做科员，工作是写材料。写材料没什么新鲜的，就是熬。白天开会，晚上改稿子，周而复始。我租了间老城区的民房，三十来平米，一个月两百块。屋里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还有一盏台灯——绿色的灯罩，跟小姨当年送我的那盏一模一样。那盏灯我用了十多年，后来坏了，灯管买不到，可我舍不得扔。我妈说，放在家里也是占地方。我说：“就放着吧，看见它，我能想起小时候。”
小姨听说我回县里工作了，高兴得不行，逢人就说她外甥回来了，在县里上班。石头专门请了假来看我，兄弟俩在出租屋里喝了一晚上的酒。
“哥，你现在是当官了。”他眼里闪着光。
“什么官，就是个小科员。”
“那也是吃公家饭的。”他举起酒杯，“来，我敬你。”
我们碰了杯，一饮而尽。
那天晚上，石头跟我说了很多话。说他在物业公司干得不错，已经带徒弟了。说他处了个对象，是公司前台，家在农村，人挺好的。说他想在县城买房子，首付还差五万。
“哥，不急，我就是随口一说。”他有些不好意思。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再等等，等我站稳脚跟，我帮你想办法。”
他笑了，那笑容跟小时候一模一样，两颗虎牙露出来，憨憨的。
第五章 旧人
回县里半年后，我见到了舅舅。
那是在县里的一个公开活动上，我负责会务，穿着白衬衫黑西裤，胸口别着工作证。活动结束后，我在会场门口等人，忽然听见有人叫我的小名。
“林林。”
声音有些陌生，又有些熟悉。我回过头，看见一个老头站在台阶下面。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夹克，背微微驼着，脸上的褶子像刀刻的一样。
我第一眼没认出来。认出来之后，心里翻了一下，但脸上没什么表情。
“三舅。”我叫了一声，声音干巴巴的。
他搓着手，有些局促地往上走了两步，又停住：“那个……你回来了？我听人说你在县里上班。”
“嗯，回来没多久。”
“好，好。”他连说了两个好，眼神躲闪，“你妈身体还好吧？”
“还行。”
“那就好。”他站在那里，像根插错地方的木桩子，手足无措。
这时候有人叫我，我应了一声，对舅舅说了句“我还有事”，转身走了。走了几步，我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他还站在原地，慢慢地弯下腰，捡起地上一个矿泉水瓶，捏扁了，揣进手里提着的那个塑料袋里。
我别过头去。
后来我跟石头说起这事。石头冷笑一声：“他还好意思跟你打招呼？当初扔饼干的时候可没见他留情面。”
“算了，都过去了。”
“哥，你就是心软。要我说，这种人就不该理他。”
我没说话。按理说，我该恨他。我也确实恨过。但此刻再见到他，恨意还在，却没有那么尖锐了。像一块被河水冲刷多年的石头，棱角还在，但不再割手。
只是，我们之间隔着的，不仅是那二十多年不曾走动的路，还有那盒泡在雨地里的霉饼干。
我没有告诉我妈。但她还是知道了。县里就这么大，拐弯抹角总能传过去。
那天我回家看她，她正坐在院子里洗衣服。她的腰已经弯得很厉害了，洗一会儿就要直起身来捶一捶。我走过去，蹲下来帮她搓。
“见着你三舅了？”她忽然问。
“嗯。活动上碰到的。”
“他跟你说什么了？”
“没什么，就问你好不好。”
她沉默了一会儿，用力搓着手里的一件旧衣裳，肥皂沫子顺着她的手背流下来。
“他这几年过得也不怎么样。”她说，声音很轻，“你舅妈前年走了，食道癌。他一个人把两个孩子拉扯大，都不怎么回家。现在在县城租房子住，靠收点破烂过日子。”
我愣住了。我没有想到会是这样。
“你小姨跟我说过。”我妈把衣服从盆里拎出来，拧了一把，“他没来找过我。我也不想见他。但你记着，他现在是你三舅，老了，没力气跟你家断绝关系了。”
“妈，我知道。”
“别记仇。记仇累的是自己。”她把衣服晾到绳子上，背对着我，“他当年也不是坏，就是怂。人一怂，就容易干出伤人的事。你要是也怂，就别走这条路。”
我看着她的背影，头发已经白了大半，腰弯得像一张拉满的弓。我想起小时候她背我走泥路的样子，鼻子一酸。
那天晚上，我躺在老家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的月亮很亮，透过旧窗帘照进来，落在地上，像一摊水。
我想起舅舅蹲在集市上挑鱼的样子，想起他捡矿泉水瓶的背影。我恨了他那么多年，到头来发现，他也不过是个被生活磨去了棱角的可怜人。可这并不意味着我要原谅他，只是我不想再恨了。恨是一件很重的东西，背了这么多年，我累了。
后来，我陆陆续续从别人嘴里听到舅舅的消息。他确实过得不好，收破烂的活越来越难做，两个儿子一个去了南方打工，好几年不回家，一个在县城里混日子，偶尔来他这儿吃顿饭就走。他住的那间出租屋我去看过一次，在县城东头的一片老居民区里，楼梯又窄又黑，墙壁上贴满了通下水道的小广告。他住三楼，一间十几平米的屋子，堆满了收来的纸壳和塑料瓶，只在墙角支了张折叠床。
我走到楼下，没上去。
回去的时候，我给小姨打了个电话。小姨说：“你想见他就见，不想见就不见。你妈说不记仇，那是你妈的事。你有你的主意，小姨不劝你。”
她顿了顿，又说：“但他要是来找你要什么，你可得给我把住了。他那个人，改不了。”
“他不会来找我要东西的。”我笑。
“难说。”小姨哼了一声，“你可是县长了。”
“什么县长，就是个副局长。”
那时候我刚调到县住建局当副局长，分管农村危房改造和老旧小区整治，忙得脚不沾地。县里人都说，这个年轻副局长能干事，不摆架子，去村里看房子，自己搬个梯子就上房顶了。
小姨说：“你当不当官我不管，但你得把身体弄好，别跟你爸似的。”
“知道了，小姨。”
“还有，那什么……石头说要买房子，你给参谋参谋。他那人脑子直，别让人给骗了。”
“行。”
石头后来真买了房，在县城一个旧小区，九十年代的那种板楼，六十几平米，两居室。首付是他自己攒的，不够的部分，我借了他四万。他死活要打借条，说一码归一码。我把借条收下了，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用一本书压着。
搬家那天，我去帮忙。房子虽是旧的，但他收拾得利落，墙上刷了新漆，地板铺了最便宜的复合板，阳台上还摆了两盆绿萝。他的对象也来了，挺文静的一个姑娘，说话细声细气的，一个劲地给我倒水。
“哥，你喝水。”石头满头是汗，从厨房里端出一盘切好的西瓜。
“别忙了，过来坐。”
我们坐在阳台上吃西瓜，风从窗户里吹进来，带着点初夏的热气。石头看着楼下的街道，眯着眼睛说：“哥，你知道吗？小时候你跟我说，等你有钱了送我学技术。我那时候没当真。现在想想，你说过的话，都算数。”
“我还没帮上你什么。”
“帮了。”他转过脸来，认真地看着我，“你在，我心里就有底。我知道不管出什么事，后面还有个人。这比你给我多少钱都重要。”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没说话。楼下的街上，卖西瓜的三轮车停在那里，喇叭里循环播放着“本地西瓜，包甜”。蝉鸣从路边的梧桐树里传出来，一声高过一声。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这些年的坚持，值了。
第六章 舅舅上门
舅舅上门，是在我当上县长那年。
准确地说，是代理县长。三十几岁的年纪，在县里已经算是不小的新闻。组织找我谈话的时候，我心里很平静。没有想象中那种扬眉吐气的感觉，只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我第一时间给我妈打了电话。她在电话那头久久没有说话，最后说：“你爸要是还在，该多好。”
说完这句，她就挂了。我知道，她肯定是又去了我爸的坟前。
小姨听说后，逢人就说：“我外甥！我外甥！”恨不得把家里那只下蛋最勤的老母鸡杀了庆祝。我劝她低调点，她眼睛一瞪：“怎么啦？我外甥有出息我还不能说了？你别学那些当官的一身穷酸气，当了官就要跟老百姓摆架子，你可不能变。”
“我变不了。”
“那最好。”她停了一会儿，忽然放低声音，“林林，你三舅最近去找过你没有？”
“没有。”
“他昨天来我家了。”小姨的语气有些复杂，“带了两瓶酒，说想来看看我。我没让他进门，在院子里说了几句。他说他听说你当县长了，想……”
“想什么？”
“想你回村里的时候，去他家坐坐。他那两个儿子不争气，一个还在外面躲债。他可能想求你在县里给安排点事。我没接他话，只说你有分寸。”
我笑了笑：“你做得对。他现在住的那个地方我路过过，没进去。”
小姨松了口气：“那就好。我不是不让你认他，但你不能因为他坏了规矩。你走到今天不容易，别让人戳脊梁骨。”
“我知道。”
但舅舅还是来了。
那天是个周六，我没回老家，在县城的家里补觉。我住在政府旁边一个老旧小区的三居室里，房子不大，但安静。早上八点多，手机响了，门卫说有个姓许的老头要见我，提着一个袋子，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了。
我犹豫了几秒钟，说：“让他进来吧。”
几分钟后，门铃响了。我打开门，看见舅舅站在门口。他比上次见时更老了，头发几乎全白，背也驼得厉害。身上穿着一件灰不灰蓝不蓝的旧西装，袖子短了一截，露出里面线衣的边。手里提着一个红色的塑料袋，不知道装的什么。
“林林。”他叫了我一声，嘴唇抖了抖。
“进来吧。”我侧身让他进门。
他在门口迟疑了一下，低头看了看自己的鞋。那是一双旧解放鞋，鞋帮刷得发白，但鞋底沾着些泥。他把鞋脱了，整整齐齐地摆在门外，光着脚走进来。
“不用脱鞋，随便进。”
“不碍事，不碍事。”他有些拘谨地坐在沙发边边上，双手放在膝盖上，像个小学生。
我给他倒了杯水，放在他面前的茶几上。他接过去，没喝，捧在手里转来转去。
“林林，我……我听说你当县长了。好，真好。”他说，声音有些发颤，“你妈把你教得好。”
“您有事就说吧。”我语气平静，不带情绪。
他的嘴唇嚅动了几下，最后从那个红色塑料袋里掏出两样东西：一瓶酒，一盒包装精美的糕点。那酒是本地酒厂出的，不贵，几十块钱一瓶，但对他来说，可能已经是能拿出手的最好的东西了。
“没什么事，就是来看看你。”他说着，把东西往我面前推了推，“这么多年没走动，我……我知道我当年做得不对。那时候家里也难，你舅妈……”
“过去的事就过去了。”我打断他，“不用再提。”
他愣住了，讪讪地住了嘴。我们沉默着坐了一会儿，空气黏稠得像糨糊。他终于又开口，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你那两个表弟，一个在广东，一个……在县里。也没个正经工作。你看……”
我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他的眼神躲闪着，像一只受惊的老鸟。
“三舅，我现在是县长，全县人民的县长。”我一字一顿地说，“不是我许家的县长。你懂我意思吗？”
他的嘴唇又抖了抖，最终慢慢点了点头：“懂，懂。”
“表弟的事，他要是符合条件，县里有招聘会，有技能培训班，让他去报名。别的，我帮不了。”
“好，好，我知道了。”他站起身，有些慌乱地往门口走。走到门口，又回头，欲言又止。最后说：“那，那我走了。你保重身体。”
“等一下。”我叫住他。
他站住了，眼里闪过一丝希冀。
我走进厨房，从冰箱里拿出两盒我妈腌的萝卜干，用袋子装好，递给他：“我妈让我带给你的。她腰不好，腌得不多，给你一盒。另一盒你帮我带给表弟。”
他接过袋子，手指头在塑料袋上摩挲着，喉咙里发出一个含混的音节。我没听清他说什么，大概是什么感谢的话。
“以后别买东西来了。”我说，“我不缺。你自己留着吃。”
他的肩膀塌了一下，点了点头，转身走了。他走路的姿势很慢，一步一顿，脚上没穿鞋，光脚踩在楼道的水泥地上，脚步声很轻，像怕吵到谁。
我站在门口，目送他下了楼。楼下传来几声咳嗽，越来越远。
那瓶酒和那盒糕点，我放在储藏间里，一直没动。
后来，石头问我：“你就真不管那两个表弟？”
“怎么管？他们一个是赌，一个是懒。我安排了工作，就能改掉？他今天来求我，明天呢？别人都来求，我是不是也要都安排？这个口子我不能开。”
石头点点头：“你说得对。但我觉着，你心里也不得劲。”
“是不太得劲。”我笑了笑，“但没办法。有些事，不能做就是不能做。”
“哥，你现在是真当官了。”
我没接话。窗外的天阴着，像是要下雨。我想起那年腊月里，舅舅把饼干盒扔进雨地的画面。已经很模糊了，像隔着一层毛玻璃。但我还记得那个声音，纸壳砸进泥水里，闷闷的一声。
我曾经以为，有朝一日我出息了，要让他后悔，要让他知道自己当年错了。现在，他站在我面前，低眉顺眼，满身尘土，我却没有一丝快意。反而觉得心里空荡荡的，像被人挖走了一块什么。
也许，报复从来就不是解药。它只是在伤口上撒了点盐，让你始终记住那份疼。
第七章 小姨家的饭
大年初二，我又去小姨家。
这已经成了我回县里之后的固定行程。每年大年初二，不管多忙，我都会去周家坳。这习惯坚持了十来年，风雨无阻。
我妈说：“你如今是县长，大年初二该去给领导拜年，怎么总往你小姨家跑？”
“领导天天见，小姨一年才见几次。”
我妈就笑：“你小姨那人，嘴上没个把门的，你不怕她到处说你的事？”
“她能说什么？我这点子事，都是摆得上台面的。”
其实小姨从来没因为我是县长就到处炫耀。相反，自从我真的当了县领导，她反而变得谨慎起来。村里有人托她来找我办事，她全推了。“我外甥有他的规矩，我可不敢给他添乱。”她这么跟人说，语气里既有骄傲，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小心。
那天我去得早，太阳刚爬到半山腰。小姨家的院墙前年翻新过，白墙上画着乡村振兴的彩绘，跟旁边几户人家连成一片。我还没到门口，就闻到了柴火灶的香味。
石头一家也回来了。他儿子小宝已经五岁，穿着厚厚的羽绒服，在院子里追一只芦花鸡。石头蹲在旁边，拿了把凿子，给他妈修一把旧椅子。老周坐在堂屋里，一边剥花生一边听收音机，见我进来，笑呵呵地站起来，跛着脚迎了两步。
“林林来了！快进屋坐，外头冷。”
小姨从灶屋里探出头，手里还拎着锅铲：“来了？我还以为你忙得走不开呢。去堂屋待着，饭一会儿就好。”
我没有去堂屋，而是搬了个小马扎，坐在灶屋门口，看她忙活。灶膛里的火烧得旺旺的，锅里的红烧肉咕嘟咕嘟地冒着泡，香气扑鼻。她一边炒菜一边跟我说话，声音混在油烟里，有些模糊。
“你妈今年怎么不跟你一起来？我说去接她，她非说自己坐车来。那么大年纪了，腰又不好……”
“我妈说，她坐不了太久的车，但肯定会来。估计快到了。”
小姨点点头，又盛了一勺糖放进锅里：“对了，你三舅昨天给我打电话了。”
“他说什么？”
“没说什么，就问问你过年忙不忙。我说忙，县里那么多人呢。他就没再问了。”小姨叹了口气，“他最近身体不大好，听说肺有点问题。两个儿子都不怎么管他。我让他过年去他大儿子那儿过，他不去，说不想看媳妇脸色。”
我“嗯”了一声，没有接话。灶膛里的火苗映在小姨脸上，把她的皱纹照得格外清楚。她老了很多，头发几乎全白了，手上全是老茧和裂口。
“小姨，你这手……”我盯着她的手。
“冬天冻的，年年这样，开春就好了。”她无所谓地甩了甩手，“你吃你的，别管这些。”
饭做好了，摆了满满一桌。红烧肉、炖土鸡、腊肉炒冬笋、清炒菜苔、萝卜炖排骨，还有一大碗热腾腾的冻米糖水。小姨给我舀了满满一碗饭，饭堆得像座小山。
“多吃点，你看看你，又瘦了。”
“没瘦，就是穿得厚。”
我们围坐在一起吃饭，老周给我倒了一杯米酒，说：“尝尝，自家酿的，有劲。”我喝了一口，确实有劲，从喉咙一路热到胃里。石头在旁边起哄，说：“哥，你今天可得多喝几杯。平时你是县长，今天是外甥，这里可没人给你敬茶。”
我笑着说：“行，今天不走了，喝醉了就睡你家。”
小姨在旁边剥虾，剥好了往我碗里放：“那敢情好。你那屋我给你留着呢，被子前两天刚晒过。”
我看着她，忽然觉得鼻子发酸。这么多年过去了，小姨家的堂屋永远有刨花的香味，灶屋里永远有热腾腾的饭菜，而我在她眼里，永远还是那个被她背着去卫生院的男孩。
“小姨，你家今年有什么困难没有？”我放下筷子，认真地问。
“没有。”她摇头，说得飞快，“都挺好的。石头在县城买了房，老周的身体也稳着，我种点菜、养几只鸡，日子好过得很。你不用操心。”
“真的？”
“真的。”她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不容置疑的神色，“林林，小姨知道你有心。但你现在当县长，全县那么多困难群众，比小姨难的多了去了。你把工作做好，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我出门跟人说县长是我外甥，脸上有光。”
石头在旁边笑：“妈，你就这点出息。”
“这点出息怎么了？我乐意。”小姨抬起手，作势要打他。
我们笑作一团。老周在旁边呵呵地笑，给每个人倒酒。小宝抱着鸡腿啃得满脸是油，糊了他爸一袖子。
吃过饭，我陪小姨去村外的小河边走。那条河叫沙溪，不宽，水也不深，但常年不断。冬天的河水很清，能看见底下的石子和游动的小鱼。我们沿着河堤慢慢走，风带着点湿冷的气息。
“林林，你有对象了吗？”小姨忽然问。
我愣了一下，摇摇头：“还没。”
“那个林芮呢？还联系着没有？”
“不联系了。她在北京成家了，去年生的孩子。挺好的，我们偶尔在朋友圈里点个赞。”
小姨叹了口气：“可惜了。那姑娘人不错。”
“是我不够好。”我望着河面，“人家等了我三年，我不能总让她等着。”
小姨没再说什么，只是轻轻拍了拍我的胳膊。
我们在河边站了好一会儿。暮色从山那边漫过来，把河水染成一片暗金色。远处的村庄亮起了灯，像散落在山坳里的星星。
“小姨，你还记得那年你背我去卫生院吗？”我问。
“记得。”她笑，“你趴在我背上，跟我说，等你长大了要养我。还记得不？”
“记得。”
“那你现在养不养我？”她开玩笑地问。
“养。”我转过头看她，“你跟我妈，我都养。等你们老了，我把你们接到一起住，天天给你们做好吃的。”
她笑了，眼睛弯起来，像两弯月亮：“行，小姨等着。”
那天晚上，我真的睡在了小姨家。那间小屋还是老样子，木板床、棉布被子，窗台上摆着几双我小时候穿过的鞋。我躺在床上，听着隔壁石头和小宝的呼噜声，听着窗外偶尔传来的狗叫，心里格外踏实。
城里的事情一件接一件，拆迁、招商、信访、安全，每一件都压得人喘不过气。但在小姨家这个夜晚，我什么都不用想，只想好好睡一觉。
早上起来，小姨已经熬好了粥。小米粥，稠稠的，上面浮着一层米油。旁边摆着几碟小菜：咸鸭蛋、拌萝卜丝、腐乳、一碟炒花生米。
我坐在院子里喝粥，太阳刚升起来，照在身上暖洋洋的。小姨端着一碗粥，坐在我对面，一边喝一边跟我说村里的事。她说村里来了驻村干部，帮大家搞起了蔬菜大棚，去年的收成不错，很多人都不出去打工了。她还说，村里要建一个文化广场，过完年就开工。
“林林，你们县里那个乡村振兴的政策好，大家都说，这个县长干实事。”她笑着，眼睛亮晶晶的。
“都是大家干出来的，我最多就是跑跑腿。”
“你小时候就实在，不会说漂亮话。”她看着我，“别变，就这样挺好的。”
吃完早饭，我该走了。小姨照例给我带了一堆东西：一罐腌菜、二十个土鸡蛋、一袋子她自己种的红薯。我说不用带这么多，她不理我，只管往我车后座塞。
“你一个人住，总在外头吃，不是个办法。鸡蛋煮着吃，腌菜就粥。别亏了自己。”
“知道了。”
我坐进车里，摇下车窗。小姨站在院门口，围裙还没解，头发被风吹得有些乱。她朝我挥手，身后是那堵画着彩绘的白墙和那棵光秃秃的老槐树。
“路上慢点开！”她喊。
车子驶出村子，我打开车窗，让风吹进来。后座上的鸡蛋磕碰着，发出轻微的响声。我从后视镜里看到，小姨还在院门口站着，越来越小，最后跟那堵白墙融在了一起。
我的眼泪忽然涌出来，模糊了视线。
第八章 县长的日常
很多人以为，当了县长就可以呼风唤雨。真正坐到这个位子上才发现，每天面对的大多是那些琐碎而具体的事。
七点刚过，手机就开始响。办公室说，有个工地的工人来上访，说包工头跑路了，两个月工资没发。九点，去市里开会，研究农村污水治理的推进方案。中午回来，在食堂匆匆扒了几口饭，又去信访局接待了两拨群众。一拨是因为征地补偿标准有异议，一拨是反映小区物业跑了没人管。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接待完最后一拨群众，天已经暗了。我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窗外渐次亮起的灯火，忽然想起小时候家里的灯。那时候村里电压不稳，灯总是忽明忽暗。我妈就站在灯下，凑着那点光缝补衣服。小姨来的时候，会带来几截新蜡烛，说是白事上用剩下的。
“县长，该走了。”秘书敲门提醒我。
我“嗯”了一声，拿起外套出门。司机送我到小区门口，我下车走进去。老远就看见楼道口坐着一个人，缩在墙角，旁边放着一只大编织袋。
走近了才看清，是我舅——石头的大舅，也是我的三舅。
他靠在墙角，似乎是睡着了，怀里抱着一个破旧的保温杯。我蹲下来，轻轻叫他。他猛地惊醒，看见是我，慌忙站起来，腿脚不利索，踉跄了一下。
“林林，我……我来看看你。门卫不让进，我就在这等。”
“等了多久了？”
“没多久，两个小时。”他看了看天，有些不好意思地搓了搓手。
我领他上楼。这次他记得脱鞋，但袜子破了一个洞，大脚趾露在外面。他下意识地把脚往回缩了缩。
我给他下了碗面条，卧了一个鸡蛋。他坐在餐桌前，吃得很慢，很认真，像在吃一顿极隆重的宴席。吃完后，他把碗端起来，把汤也喝了。
“好吃。”他说。
“你还没说找我什么事。”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从怀里摸出几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我接过来一看，是县医院的诊断报告。肺气肿，还有一些我看不太懂的指标。
“医生说得住院。我没钱。”他说，声音低得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你大表弟电话打不通，二表弟说他自己也顾不了。我不是来找你要工作的，林林，我就是想……想让你帮我问问，住院费能不能报销多一点。”
我看着那几张纸，上面沾着些污渍，边角都磨毛了。我把纸折好，还给他。
“明天我让人带你去办。”我说。
他抬起头，眼睛里有光闪了一下，随即又黯淡下去：“不麻烦你，我自己去就行。”
“你去办和有人带你去办，区别很大。”我站起身，倒了杯温水放在他手边，“这不是给你特权。你是建档立卡贫困户，本来就有这个政策。我带你去，是让你该享的享到。你明天去村委会开个证明，然后去县医院找医保办，我到时候给那边的负责人打个电话，让他们按政策办。”
他的嘴唇哆嗦了几下，终究没有说出什么。过了好一会儿，才喃喃道：“林林，当年的事……”
“不用再说了。”我打断他，“你身体要紧。”
那天晚上，他执意不肯住我家，说身上脏。我给他叫了辆车，送他回出租屋。车开走后，我站在楼下，点了根烟——我没瘾，只是偶尔应酬的时候抽一根。烟抽到一半，我掐灭了，转身上楼。
有些事，我到现在也想不明白。如果当年舅舅没有断亲，我们的人生会不会不一样？我妈是不是就不会那么苦？我是不是就不会拼了命地读书？小姨是不是就不用那么累？
但人生没有如果。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再让那些“如果”继续伤害任何人。
后来，舅舅住了院。我去看过他一次，没上楼，就在医院门口站了一会儿。他的二表弟在里面守着，出来买饭的时候撞见我，愣了一下，叫了声“表哥”，有些局促。
“你爸住哪个病房？”
“三楼，最里间。”他搓着手，“表哥，你上去坐坐吧。他老念叨你。”
我摇了摇头：“我就是来看看。你多照顾着点，有什么政策上的事，去村里问。”
他点点头，欲言又止。我转身走了。
说实话，我心里不好受。那个躺在病床上的老头，是我的亲舅舅。他当年扔掉了两盒发霉的饼干，也扔掉了我妈对他所有的指望。可当他真正老了、病了，我却无法完全置身事外。不是因为血缘，而是因为，我见不得任何人被生活踩在脚底下，踩得翻不了身。
哪怕那个人，曾经踩过我们。
春节前，我带着我妈去了一趟周家坳。这次是小姨亲自下厨，做了一桌全素宴。豆腐是现磨的，豆芽是她自己发的，萝卜、白菜、菠菜，全是从地里现拔的。石头一家也回来了，小宝满院子跑，把鸡追得满天飞。
我妈和小姨坐在灶火前，一个添柴，一个炒菜，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我站在门口看她们，忽然觉得，这些年走过的路、吃过的苦、扛过的那些沉沉的东西，都值了。
“妈，小姨，我可能要去市里了。”吃饭的时候，我说。
她们同时停下来，抬头看我。
“组织上找我谈过话，过完年可能要调去市里。农业农村局，分管乡村振兴。”
小姨放下筷子：“那是好事啊。你能管更多的村，帮更多的人。”
我妈没说话，只是看着我，眼神里有种复杂的东西。
“就是离你们远了点。不过市里到咱县，高速四十分钟，不算远。”
“远不远的，你又不是不回来。”小姨笑着说，“你走多远，你也是从我背上长大的。你要是不回来，我去市里找你。”
我笑了：“我不去谁家，也肯定去你家。”
小姨瞪了我一眼：“就会说好听的。”
我妈终于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很稳：“你三舅那边，你走之前，去看看吧。”
我点了点头。
那天吃完饭，我拉着我妈和小姨在院子里拍了一张合照。小宝在旁边捣乱，被石头拎着后领子提到一边去。快门按下的瞬间，小姨在我耳边说了一句话。风声大，我没听清，后来看照片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她说的到底是什么。
也许是一句夸奖，也许是一句嘱咐。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那张照片上，我们都笑着。
（全文完）
创作声明:本文虚构创作，仅作情感娱乐阅读，请勿与现实对号入座，请理性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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