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听说，古来的圣贤，多半是有些奇特的。
倘若不奇特，大约也便算不得圣贤，至少，是不能够印在历史的书页上，供后人瞻仰兼而唏嘘的。
山东堂邑县的地方，曾出过一个奇人。
本名叫作武七，家贫如洗，排行又是最末。父亲在他七岁上就撒手去了，丢下一家子老小，在这“太平盛世”的缝隙里苟延残喘。
十六七岁时，母亲大约实在熬不过去，便托了远房的关隘，送他去姨夫张变征家里做长工。
看果园、喂猪——这据说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段有正经东家、能拿工钱的“正差”。
然而这“正差”大概也是做不长的。
一个穷人的孩子，若要在地主老爷的账本里寻出一丝公道来，往往比叫石头开花还要难。他大概终究是吃够了不识字的苦，或是受尽了读书人的欺骗。有一日，他忽然丢了锄头，离了家门，连“亲戚朋友也断个净”，做起乞丐来了。
凡乞丐者，大概有两种：一种是真无路可走，沿街讨一口残羹剩饭，以延旦夕之命；另一种，则是晓得这世上的规矩，知道“尊严”这东西在肚皮面前一文不值，于是干脆拿自己的肉身去抵押，做出一副怪诞不经的模样来，博看客们的一乐。
武七是后一种，却又比寻常的乞丐更彻底。
他大概嫌自己的模样还不够奇，便先卖掉了右边的辫子，剃光了半边头；未几，又将左边也剃光，偏偏在右边留下一撮。
这样一来，迎面走过去，便是一个绝妙的怪物。
他会在尘土飞扬的街头“拿大顶”，会做“蝎子爬”，甚至甘愿给路过的富家子弟当马骑，任凭鞭子抽打在脊梁上，只为了换得几个铜板。
更有甚者，听说他连砖瓦和粪便也是吞得下去的。
围观的人群自然是开怀大笑的。
围观者向来需要这样的笑料——只要有比自己更贱、更惨、更像畜生的人横卧在泥地里，他们便能在这惨状里确认自己的“体面”与“尊贵”。
然而这个疯癫的怪物，心里却只有一句死脑筋的话：“使穷孩子无钱也能读书，读了书不再被人欺。”
穷人要办学，在古往今来的神话里，大约也是没有过的。
读书本是老爷们的事，至不济，也是衣食无忧的“中产”人家用来光宗耀祖的门径。
一个连鞋衩都穿不齐的乞丐，居然妄想教穷人的孩子识字，这在聪明人看来，自然是疯到了骨髓里。
然而他竟真真切切地讨了三十多年。
这三十年间，他的脚板踏遍了山东、河北、河南、江苏。
凡是有钱人的高墙大院，凡是有热闹可看的集市庙会，都有他那个剃得古怪的脑勺在晃动。
他把讨来的每一文钱、每一块残饼，都算得清清楚楚。自己嚼的是臭饭脏水，攒下的却是一枚枚沉甸甸的铜板。
到了一八八八年，这怪物竟然攒下了二百三十亩学田、三千八百吊钱。
他在堂邑县柳林镇的东门外，拔地而起建起了一座大屋，取名“崇贤义塾”。
学校盖好了，高楼大厦，像模像样。
然而戏台搭好，角儿却难请。圣贤书读多了的进士、举人们，大抵是极其看重“体统”的，要他们去一个乞丐盖的屋子里教书，直如要了他们的文人骨气。
武七便去“跪”。
他跪在进士、举人的门前，低声下气地求他们去给穷孩子当先生；他又跪到穷人家的门口，求那些只知道叫孩子割草喂牛的父母，把孩子送来识字。
开学的那一天，这个名震四方的乞丐，穿戴得整整齐齐，先给教书的先生磕头，再给破衣烂衫的学生磕头。
当年招了五十多个孩子，学费全免，所有的开销，全从那二百三十亩血汗换来的学田里出。
再后来，他又在杨二庄和临清各办了一所义学。
一八九六年，他在临清御史巷的义塾里病倒了。
临终的时候，据说耳畔还听着窗外孩子们咿呀的读书声，他是含着笑死去的。
出殡的那一日，三县的官绅与数万百姓哭声震天，夹道相送。
连高高在上的光绪皇帝，闻讯也降旨封他为“义学学正”，赏穿黄袍马褂，敕建“乐善好施”的牌坊。
一个乞丐，死后竟得享了圣人般的荣光。
这故事若是止于此处，大抵便可以收入《二十四史》的“孝义传”里，作为道德楷模，供后世膜拜了。
然而历史这东西，往往比小说还要荒诞得多。
武七死后，世道变了又变。
上世纪三十年代，陶行知先生们把它抬出来，称他是“平民教育的先导”，认为这是一种最质朴、最伟大的救国方略。
可到了五十年后，风向忽然刮到了另一个角落。
电影《武训传》上映了，随后便是铺天盖地的批判。
先觉者们用最严苛的“阶级眼光”审视了这个死去了半个多世纪的乞丐，赫然发现：武训此人，大大的不妥！
他为什么要给地主跪下？这难道不是彻底的“奴颜媚骨”？
他为什么要求封建统治者赐予牌坊？这难道不是向剥削阶级妥协投降？
他办义学，教孩子读的不过是《三字经》、《四书五经》，这岂不是在替封建统治者培养忠顺的奴才，消解了穷人的反抗意志？
于是，在极其严密而辩证的逻辑下，这个为了穷人读书而吃粪爬地的乞丐，忽然间变成了“封建统治者的帮凶”与“反动文化的看门狗”。
再往后，到了“风暴”席卷大地的时候，这批判便从纸面落实到了铁锹上。
红卫兵们打着无比神圣的旗号，奔赴山东，砸开了武训的坟墓。
那个曾经受过万民瞻仰、含笑而终的骨架，被从棺木里掘了出来，当众抛掷、打碎，最后焚烧成了一缕灰烬，飘散在北方干燥的风里。
你看，这便是世事的奇妙之处。
当他生前跪在权贵面前时，官绅们视他为异类；当他死后被皇帝封赏时，后人视他为楷模；而当革命的宏大叙事需要寻找靶子时，他连留在大地上的几根枯骨，都成了十恶不赦的罪证。
我有时常想，武七当年拿大顶、吃砖头的时候，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
他大约是没有读过什么年轻人写的主义的，自然也不懂得什么叫“阶级斗争”与“历史唯物主义”。
他那个狭窄的脑瓜里，装不下整套拯救寰宇的大理论。
他只看到穷人的孩子因为不识字，被地主用假的账本骗光了地；他只看到地保和官老爷用一张写满墨迹的纸，就能剥夺一个贫农全家的活路。
他以为，只要识了字，有了文化，穷人便不再是被任人宰割的羊。
这念头固然是极其原始、甚至有些可笑的懦弱与幻想。
在“火与剑”的革命逻辑看来，讨饭办学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是给癌症患者贴止痛膏，毫无根治的可能。要翻身，唯有揭竿而起，用暴力推翻旧世界。
然而，对于一个连饭都吃不上的乞丐来说，除了他那具可以供人取乐的肉体，他手中又有什么“火”与“剑”呢？
他拿不出枪，便拿出了自己的尊严；他无法推翻旧秩序，便试图在旧秩序的缝隙里，为后代撕开一条缝隙，透进一点微弱的光。
他以为自己跪下，是为了让后代站起来。
可惜他不知道，后人站起来之后，第一脚踩碎的，偏偏就是他那个企图通过“跪求”来换取救赎的头颅。
故事到这里，似乎该有一个沉重的收场了。
偏偏海峡的那一边，又生出一点余波来。
多年以后，在台北街头，有位叫作王贯英的老人。他也无妻无子，无房无产，靠着一辆破旧的脚踏车，沿街捡拾废纸与破烂。
他把卖废品得来的微薄积款，全数捐给了图书馆，拿去资助贫困的学子读书。
人们管他叫“现代武训”。
一个乞丐的执念，竟然真的跨过了那道宽阔的海峡，在另一片土地上重新扎下根来。
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这边厢，我们用最先进的理论，将“武训”这具僵尸从坟墓里挖出来砸得粉碎，证明了“跪求办学”的腐朽与反动；那边厢，却依然有人甘愿做这样的“傻子”，默默地重复着那条被我们唾弃过的旧路。
这究竟是人类理性光的胜利，还是国民性中某种顽疾的延续？
我不敢下断语。
我只知道，凡是试图用一种高尚的理论去抹杀个体苦行的人，往往自己是连一粒米也不舍得分给穷人的。
那些在台面上义正辞严地批判武训奴性的人，当他们面对真正的权势时，脊梁骨大约弯得比武训还要低，只是他们跪得更有尊严，更有理由，甚至能跪出一套“宏大叙事”的理论来。
武训至少是真诚的。他用自己的脊梁当了台阶，让五十个、几百个穷孩子的脚踩过去，看到了墙外的世界。
至于墙外的世界究竟是光明还是黑暗，孩子们读书之后是成了新的官僚还是成了推翻旧世界的战士，那大约不是一个吃砖头的乞丐所能管得了的了。
山东的墓穴早已平复，连灰烬也找不到了。
但在那些没有名字的村庄里，或许至今依然有穿不起裤子的孩子，在泥地里用树枝画着自己的名字。
如果武七地下有知，看到自己辛苦积攒的学田变成了烟云，看到自己教出来的孩子依然在历史的泥潭里打滚，看到自己的遗骨被后人扬灰，他大约也只会眨巴眨巴那双老眼，摸摸自己剃得古怪的脑勺，随后，默默地翻过身去，继续做他的“蝎子爬”罢。
因为在聪明人充斥的世界里，傻子除了继续做傻子，大约也没有别的出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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