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秘书长的选举本来应该按照惯例来进行的,但是美国这次却想打破几十年来形成的惯例。安理会连续两次投票之后,候选人越来越多,美国到底想要干什么?中国为什么这次说话这么直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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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新网报道,7月30日安理会就下任联合国秘书长的遴选举行了第一轮意向性投票,当时有七位候选人参加。到8月21日的时候,安理会又进行了第二次意向性投票,候选人数量增加到了八人。意向性投票有一套固定的规则:所有的安理会成员都用同一种颜色的选票,每张选票上每个候选人的名字后面都标有“鼓励”、“劝阻”和“不发表意见”这三个选项供投票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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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联合国选举惯例,秘书长人选需要得到安理会至少九票赞成推荐,并且五个常任理事国中不能有任何一个投反对票。在这样的程序背景下,美国想打破秘书长人选按照地区轮换的传统,转而提出所谓的“全球择优录取”,实际上就是要把自己中意的人塞进候选人名单里。对于美方坚持要突破现有的选举程序,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表示,中方不排除使用否决权,并且认为这样故意破坏规则的做法会造成分裂,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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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地区轮换”的规定又是怎么产生的呢?联合国秘书长的产生历来重视地域代表性,各个地区轮流产生人选,这既是历史形成的惯例,也是为了照顾各大区域集团的利益而采取的一种现实的做法。美国这次抛出“全球择优”的说法,听上去很高大上,但是落实到具体操作中,“择优”的标准是谁来定、用什么样的尺子去衡量,就成了一笔糊涂账,最有可能变成“和我关系好的人就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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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这样的模糊标准来代替原有的规则,那么几十年来轮换机制所保持的平衡就会被打破,其他地区集团对于秘书长人选的期望也会随之破灭。更现实的问题是,“择优”解释权一旦被某个大国实际控制,那么所谓的“优”就很容易变成对这个大国利益诉求的契合度,时间久了之后,秘书长这个职位的独立性与代表性就会被削弱,联合国这个平台原来所强调的多边协商也会逐渐变成单边意志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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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本次投票的候选人数量的变化。从第一轮七人到第二轮八人,候选人的数量并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这说明大家对于最终人选的看法仍然存在很大的分歧,并没有一个人占据绝对的优势。在这样的僵局之下,美国此时高调主张“全球择优”,从时间上也可以得到解释——候选人越多、分歧越大,规则被撬动的空间也就越大,在这个时候提出改变游戏规则,比起在局面已经明朗的时候提出来,阻力理论上会小一些。也就是说,在人们还没有就某个人选达成一致意见之前,就先把评判标准这个更基础的东西改掉,要比事后再去挑战一个已经形成多数支持的候选人容易得多,这就是一种策略上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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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此次表态之所以显得特别直接,是因为否决权这张牌向来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手里最后的一张也是最重的一张牌,很少会提前拿出来展示。这次耿爽明确表示“不排除使用否决权”,这就相当于提前把底牌摆到了桌面上,目的也很明确:与其等到投票结果出来之后再被动应对,不如提前把话说透,让美方明白硬闯的后果是什么。这样做的同时也在向其他的安理会成员传达一个信息,即规则不能被单方面打破,没有人可以例外。否决权这张牌一早拿出来,其实也给其他还在犹豫不决的安理会成员一颗定心丸,使那些不认同“全球择优”这一套说法但是又不便单独发声的国家知道,并不是自己一个人在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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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秘书长这个职位所牵涉到的并不仅仅是个人职务归属的问题,还关系到未来几年联合国这个平台在处理国际事务的时候会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和工作方式。如果这个位置被某一个大国用非常规的方式塞进了自己的人,那么联合国作为多边协调平台的公信力也会随之受损,这不只是一国的事情,其他坚持多边主义、重视规则稳定的国家也会有所顾忌,因为今天的规则可以被一个大国的意愿所绕过一次,明天就可能在别的议题上被绕过一次,一旦这个口子开了,收回来就很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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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还在进行中,候选人名单也会有变动,现在就断言谁能当选还为时过早。但是这次交锋已经把一件事情摆在了台面上:规则是用来遵守的,并不是用来看谁力气大就可以改变的,在国际舞台上和在别的地方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