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春天，四川省遂宁市蓬南镇三台村。
油菜花开得正盛，金黄的花海层层叠叠铺满山坡，将这个藏在大山深处的村庄裹得密不透风。
村头一座破败的青砖老屋里，传出一声婴儿的啼哭。
屋里没有接生婆，没有医生，一个男人蹲在床边，用一把剪刀剪断了脐带。
他是何洪，村里人嘴里的赤脚医生。
床上躺着的是他的妻子张杏子，一个从安徽跟他回来的女人。
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一个女儿。
村里人早就议论开了。
何洪在村里名声一向不好，家境差，又好吃懒做，行事作风也不讲规矩。
村里普遍早婚早育，他拖到二十七岁还没说上媳妇。
1995年，他去上海打工，回来时竟带了个新媳妇。
有人猜那姑娘是被拐来的，有人说她脑子有问题才肯嫁他。
张杏子确实患有一定程度的间歇性精神障碍，但这并不影响她的生活和思想。
她说：“我不是因为没人要才嫁给他，我们是自由恋爱，我喜欢他，自愿想要嫁给他。”
没领结婚证，没办酒席，她就这样跟着何洪进了何家的门。
她满心以为，只要夫妻同心，日子会越过越好。
她不知道，何洪娶她，要的只是一个能生孩子的女人。
第一个孩子落地，何洪没什么反应。
第二年，张杏子又怀上了。
1998年，二儿子何君徽出生。
一儿一女，张杏子觉得圆满了。
她计划着好好干活挣钱，把两个孩子养得又漂亮又聪明，供他们读书上学。
可何洪不这么想。
他对妻子说：“存钱有什么用？
存钱不如存人！
人多力量大，只要我们多生几个孩子，总会有一个有出息的。
兄弟姐妹多了，他们出去也肯定不会有人敢欺负！”
张杏子没读过什么书，心里觉得不对，却不敢反驳。
她沉默着，走上了那条看不到头的路。
从1996年到2012年，十六年间，张杏子几乎每年都在怀孕、生产、哺乳的循环中度过。
1998年老三何君芸出生，2000年老四何君龙出生，2001年老五何明徽，2003年老六何君主，2004年老七何占运，2005年老八何君章，2007年老九何献章，2010年老十何菊章，2011年老十一何丽娟。
七个女儿，四个儿子。
平均下来，差不多一年一个。
当地人给这个家庭取了个外号——“超生游击队”。
张杏子不止一次地劝过丈夫：别生了，别生了。
可何洪每次都骂她脑子笨：“存钱不如存人，钱是死的，人是活的，人多不求人。”
1998年，生完第二个孩子后，张杏子动了去节育的心思。
她听说镇上可以做手术，戴上节育环就再也不用生了。
她跟何洪商量，何洪一听就炸了：“你傻呀，咱们还年轻节啥育。
我们才生两个……”他连骂带哄，把妻子劝了回去。
后来村里的计生干部也多次上门，劝张杏子去做节育手术，每次都被何洪破口大骂了回去。
有一次张杏子已经被带到了手术台上，何洪闻讯赶来，硬生生把人抢回了家。
他对妻子说：“让你生你就生，村里那些人就是想断我后代，不让我过上好日子，下次他们再来，我就把他们打出去！”
直到2012年7月，当地政府才给张杏子安上了节育环。
那时她已经四十三岁，生了十一个孩子。
最后一个是个女婴，被亲戚抱养走了。
十一个孩子，除了一直在生，何洪几乎没有为这个家做过什么正经事。
他读过高中，在村里算是个有点文化的“能人”，可他不肯踏踏实实干活。
他在镇上的工地偶尔打打零工，更多时候在外面捡破烂——破塑料盆、烂自行车、半截锄头，什么都往回捡。
院子里堆满了这些东西，像一座垃圾山。
张杏子一个人操持家里的几亩田地。
公公婆婆走得早，她背上背篼装上孩子，放到田边的树下，一边看孩子一边干农活。
孩子一哭她就得跑过去看，农活根本干不完。
后来孩子一年年多了起来，她和丈夫狠下心，在背篼底下铺上枯草，把孩子放进去，冬天再加一床小被子，几个破洞的背篼就搁在屋里。
关上门，一路小跑到田里。
可就算锄头挥得再快，她也知道，“娃娃该受的罪一个都跑不脱”。
几乎每天中午从地里回来，看到的都是同一幅景象：背篓里全是屎和尿渍，蹭了一身的孩子哇哇大哭，满屋子都是臭味。
十一个孩子从来没买过新衣服、新裤子、新鞋子。
身上穿的、脚上蹬的，全是捡来的和别人送的。
衣裳、丈夫捡回来的破烂衣服和鞋，被张杏子一道塞进化肥口袋，垒出一座一米多高的“小山”。
中午刚煮过面的锅随便用浑水冲冲，在结满污渍的桶里抓一把米就开始熬粥。
孩子们放学回来，尖叫声、哭闹声此起彼伏，张杏子沉默地往灶里添柴，头也不抬一下。
一家十几口人，每天要吃十三斤米，加粗粮也要七八斤米。
米桶三天两头就见底。
住的地方更不用说。
何洪家在村里几乎是最破的。
新建的两层砖房厨房还没弄好，一家人至今挤在对面杂乱不堪的青砖老屋里。
屋里没有一处空地，凌乱堆放着旧衣服和杂物。
推开吱啦作响的房门，距离十几米远就能闻到一股鸡蛋放久后的臭味。
孩子们长期营养不良，都比同龄人瘦小。
因为贫穷和缺少教养，他们常常受到外人歧视。
村里人提起何家，都不愿意多说，只说“没看到，怎么发生的不清楚”。
何洪对这些视而不见。
他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养孩子就跟买彩票一样，你们只有一两张奖券，但是我有十一张，只要里面有一个中奖的，我下半辈子就不用愁了。”
他逢人就说这句话，满脸骄傲。
村里人背后都笑他，他不在乎。
有人劝他少生几个，他说：“好些人不养孩子，都是因为怕苦怕累，怕发不了财。”
张杏子的身体被掏空了。
她四十七岁那年对记者说，自己太累了，连“最后一丁点儿精神”也没了。
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长大，问题也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
最大的女儿何川徽刚满十八岁。
她成绩原本不错，可家里实在太穷，名声太难听，她总觉得别人看不起自己。
有一天她突然像“吃了火药一样”，扔下学业和全家人，离家出走了。
她发誓再也不回来。
至今下落不明。
张杏子整宿整宿睡不着觉，生怕一睁眼米桶就见了底。
她更怕做饭的间隙一抬头，摸不准心思的老五、内向的老三也学老大，一声不吭地离开家。
她说：“这个家不是家，就是一个黑暗的陷阱。”
老四何君龙在学校跟人打架，肚子上被捅了一条长长的口子，“肠子都出来了”，至今在家休养。
其他孩子也好不到哪去——有的精神出了问题，有的因外出求学与人争执被杀伤至今未痊愈，有的因外人的歧视产生了畸形的行为方式。
孩子们在找不出源头的恨意中长大，养成了对世界的深深反感和仇视，时常有反常的寻衅和战斗之举。
小小年纪，已有了严重的反社会情绪。
长子何君徽是这些孩子里最愤怒的一个。
他恨这个家，恨父亲，也恨母亲。
他在一次采访中说：“如果让我生下来就是受折磨，我宁愿自己从未出生！”
“为什么要把我带到这世上受折磨，我宁愿你们没有生下我！”
他说，活着就是一种折磨，这种生不如死的日子他过够了。
何洪唯一一次觉得“多子多孙”派上了用场，是在2016年的春节。
三台村的后山上有一座小庙，每月初一、十五和逢庙会时为香客供饭。
张杏子经常去庙里厨房帮着洗菜洗碗，孩子们也跟着去蹭饭。
2016年2月16日，又是庙会。
张杏子带着两个小女儿去帮忙，主要是为了蹭顿饭。
何洪这天也去了——他以前很少去。
他不但吃了饭，还喝了不少酒。
守庙人叫何履海，八十三岁，是何洪的同族叔叔。
酒过三巡，何洪去找何履海要酒喝。
何履海拒绝了。
两个人发生了口角，继而打斗。
张杏子和二儿子何君徽事后说，是何履海先跑进厨房提了一把菜刀出来砍何洪。
两个女儿见状去帮父亲，夺刀不成，一人拿凳子，一人拿铁锹与守庙人打斗，致守庙人头部受伤，被送往医院十多个小时后死亡。
但警方掌握的情况是另一回事——当天庙会，何洪带着孩子去吃饭，之前已经喝了不少酒，之后又去找何履海要酒喝，遭拒后将守庙人按在地上打。
何履海被压在下面，顺手抓过旁边的一把刀划在何洪头上。
何洪夺过刀，在守庙人头上连砍几刀。
何履海被送往医院抢救时已经死亡。
何洪只是头上受了轻伤。
事发次日，警方以故意伤害罪将何洪刑事拘留。
后来检察机关正式批捕，指控由“故意伤害罪”变更为“故意杀人罪”。
呼啸而过的警车带走了何洪，也带走了这个家庭最后一点指望。
张杏子哭肿了双眼。
她开始信命，觉得一切都是“老天爷的惩罚”——要不是孩子生多了家里太穷，何洪哪会带上两个小女儿去庙里蹭吃蹭喝，又怎么会和守庙人发生冲突。
她对来采访的记者重复最多的一句话是：“吃点小便宜倒了大霉，不划算。”
何洪被抓后，这个在温饱线上挣扎的家庭愈加贫困。
蓬溪县蓬南镇一位镇干部说，鉴于当时状况，政府已基本代管了这个大家庭。
村干部代行监护人职责，为张杏子和孩子们提供基本生活所需。
可就算有政府的救助，日子还是难。
十一个孩子，大的走了，小的还在吃奶，中间的一群嗷嗷待哺。
张杏子一个人面对这一切。
2016年10月25日，何洪案由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蓬溪县法院开庭审理。
何洪在法庭上说，对何履海的死亡他也很后悔，但自己当时并非故意，希望法庭考虑到他家庭的特殊情况，对其从轻发落，让他早日回家照顾孩子。
2017年8月15日，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
法庭认定何洪故意杀人罪成立，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张杏子带着两个儿子到庭旁听。
判决下来那一刻，她犹如晴天霹雳，瞬间精神崩溃。
她喊了一声：“天哪，我的十一个娃该怎么办，我养不活！”
何洪在法庭上一会说要上诉，一会又说不上诉。
辩护律师说，由他自己和家人决定吧。
最终他没有上诉。
无期徒刑，成了他下半辈子的归宿。
入狱之后，何洪终于开始反思。
其实早在被捕之前，他就已经隐约觉得不对劲了。
有记者问他为什么生这么多，他说：“存钱不如存人，多一个孩子就多一份希望，只要一个孩子出息了，再带带兄弟姐妹，一家人的命运就改变了，也能为国家多做贡献。”
可说完这些，他又补了一句——如今，他开始觉得这是“一种错误”。
“存钱不如存人，真是想错了。”
张杏子替他叹息道：“哎，可惜晚了。”
在生孩子这件事上，没有人劝得住曾经的何洪。
“这些娃儿出一个能人……”他三言两语就打发了来劝说的嫂子。
可如今，十一个孩子没出一个“能人”——大女儿精神崩溃下落不明，二儿子恨他恨到骨头里，四儿子被人捅伤，其他的孩子要么辍学，要么在歧视和贫困中长大，小小年纪就充满了对世界的敌意。
他寄予厚望的“彩票”，一张都没中。
何洪承认接受了政府的救助，但他不承认是自己“闹的”，而是“一次次求来的”。
对于新建房屋的款项，他说是向政府借了三万多元，其余的钱是向亲戚朋友凑的。
“生活在这里真的很孤独，没有人瞧得起我们。”
何洪说，好多次想举家搬走，但走投无路。
可这些话来得太晚了。
何洪入狱后，张杏子独自撑了多久，没人说得清。
政府代管了这个家庭，可代管代替不了一个父亲，也代替不了十一个孩子成长中缺失的一切。
最大的女儿走了，最小的女儿送了人，剩下的九个孩子，有的精神有问题，有的身体带着伤，有的对周围充满敌意。
张杏子四十七岁，头发已经花白。
她每天重复着同样的事——洗衣、喂猪、做饭。
孩子们扭作一团，老五推老六一把，老八又踢了老九一脚，家门口的柜子和锅被撞得砰砰作响，不到五分钟哭声就冒出来了。
张杏子坐在不远处烧火，头也不抬。
她已经习惯了孩子的哭声，“都听十几年了，能有啥反应”。
何洪曾经骄傲地说，养孩子就像买彩票，他有十一张奖券。
可他忘了，每一张“奖券”都是一条活生生的命——要吃饭，要穿衣，要上学，要爱，要一个像样的家。
他把十一个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却给不了他们最基本的东西。
2017年8月15日那天，法庭上的法槌落下来的时候，何洪有没有想起十六年前第一个孩子出生时的场景？
那个春天，油菜花开满了山坡，他蹲在床边用剪刀剪断脐带。
他大概想不到，十六年后，他会穿着囚服站在被告席上，听法官念出“无期徒刑”四个字。
他更想不到，他的长子会在法庭外对着镜头说：“我宁愿没有出生。”
三台村的油菜花一年年地开，一年年地谢。
何家的青砖老屋还在，屋前的破塑料盆、烂自行车、半截锄头还在。
只是那个曾经坚信“存钱不如存人”的男人，再也不会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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