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上海，《救亡情报》已经出版了多长时间，发行了多少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改变了抗日宣传的方式：读者不再是只读报纸的人，也参与到投稿、讨论、集会、募捐以及组织活动当中来。
这份报纸从创办到停办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但是完成了明显的转变。它不满足于为少数文化人服务了，而想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抗日力量联合起来，并且公开发表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观点。
事情发生在1935年的时候。
“一二·九”运动之后，北平学生的行为很快地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影响。上海的文化界的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等人，在12月27日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他们很快就发现仅仅依靠演讲、宣言以及一些文章是不能够长久地产生影响的，必须要有一个自己的传播途径。
1936年3月28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会刊》创刊。该刊设有言论、时事评论、救国消息以及会务等内容，并且主要是用来联系会员并且对外阐述救亡主张。但是它只发行了不到一千份，大部分读者都集中在上海的文化圈子里。出到第五期的时候，在四月三十号就停止出版了。
这次停刊并不是因为失败。使救国会认识到问题所在：内部通信不能够达到广泛的群众运动的要求，杂志要扩大受众群体，并且加快信息发布的频率。
《救亡情报》于第六天正式发行。
该份报纸是由几个救亡团体联合发起成立的，其中有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妇女界救国会、职业界救国会、各大院校教授救国会以及上海国难教育社等。它所处的位置十分清楚，就是要做为“全国各界救亡运动的喉舌”。
报纸的内容要比会刊更具有公共性。沈钧儒、章乃器等人在言论栏目里对时局进行评论；消息栏目报道各地的救亡运动；通信栏目刊登了北平、南京、广州和国外华侨的来信。读者所见，并非只有上海本地的事情，还有全国各地正在进行中的抗日救亡运动。
发行量很快就达到了大约一万多份。放到当时上海的报刊市场上来看的话，它已经不是一个小范围内的内部刊物了。
它所产生的影响大小与创办报纸的方式以及当时的政局状况都有关系。编辑部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开会一般都在咖啡馆或者朋友家里进行。印刷厂经常要到晚上才开始工作，并且要在天亮之前把所有的活都做完。主要人员承担着选题、写作以及审校的任务，而外围部分则是从各个地方请来通讯员、进步的学生以及左翼的作家们来提供素材。许多文章用的是笔名，通讯员之间也不一定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
这样的安排并不稳定，但是很有弹性。固定的办公地点很容易被发现，固定的销售渠道也很容易被切断，而分散的方式来办报则可以保证报纸长久地运行下去。
送报纸也是通过熟人网络来进行的。除了零售和订阅以外，学生组织、工会、左翼团体和个人的关系也都参与到信息的传播当中去。有的把文章剪下来收藏起来，有的把它抄录在手抄报上继续流传下去。报纸上的读者来信，并不都是用来发表意见的。哪种话题得到的回复最多，编辑部就会加大有关报道的数量；发布集会、募捐或者组织活动的信息之后，读者可能会直接参加进去。
因此，阅读与行动之间就产生了实际的关系。有的人是通过看报纸来投稿，有的人则是通过投稿而加入某个团体，还有人是从一篇稿件入手参加了各种聚会。这要比单纯的增加发行量更为重要。
《救亡情报》并没有把自身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面。钱俊瑞、徐雪寒、吴大琨、恽逸群等左翼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也参加了这次活动，在选题以及评论的方式上都跟左翼杂志保持着紧密的关系。另外，《申报》、《新闻报》等大众报纸也刊登了救国会的宣言和声明。上海的文化界的救国宣言被很多报纸转载之后，原来很小的影响范围就扩大了。
这就表明，在当时进步舆论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通过合法报纸、社团刊物以及民间传播来实现的。有新闻审查的情况下，公开表达受到限制，但是各种渠道的合作可以使得重要的问题被带到更广泛的社会讨论中去。
1936年11月，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等人为“危害民国”的罪名而被捕。《救亡情报》在12月份被迫停止发行了，一共出了三十期。
它的寿命很短，但是留下的一些问题非常清楚：一份刊物要起到实际的社会效果，并不是靠文章本身的力量就能实现的，还需要有读者、读者之间的交流以及把观点变成实际行动的能力。
《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会刊》以内部交流开始，《救亡情报》则把范围扩展到了整个抗日救亡运动中去。这两份杂志前后相连，所记载的不只是一次报社改革的经历，更是知识分子们如何在高压之下寻找到一种公共言说和组织社会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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