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0月，江西南昌梅岭，91岁的胡逸民拄着手杖，走向方志敏烈士墓。刚从香港回到祖国，他没有先回浙江永康，而是把这场拜谒放在了行程前面。
墓前台阶不算长，老人却走得很慢。白发、旧式长衫，还有一双已经不太稳的腿。面对墓碑，他长久沉默，随后低声说道：“志敏，我没有忘记你的托付。”
这句话背后，藏着一段并不简单的往事。胡逸民不是方志敏的同志，甚至曾经长期站在国民党司法和监狱系统之中，参与过镇压共产党人的工作。他与方志敏的相识，始于1935年南昌的一所看守所。
1935年1月，方志敏率红十军团北上抗日，在江西怀玉山地区失利后被捕，随后押往南昌国民党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那时，胡逸民也因受到蒋介石猜忌，被关押在同一处地方。
胡逸民1890年出生于浙江永康，受过法律教育，曾参加北洋政府司法官考试。辛亥革命后，他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还曾得到孙中山接见。1925年孙中山病重于北京时，胡逸民参与陪护，并成为孙中山遗嘱见证人之一。
然而，革命阵营的复杂和军阀政治的反复，使胡逸民后来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北伐时期，他任军法系统职务，主持过案件审理，也执行过严厉的军纪。1927年以后，他进入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等机构，手中既有救人的记录，也留下了参与迫害革命者的污点。
有意思的是，正因为熟悉监狱制度和国民党内部运作，他在某些关键时刻又表现出与身份不完全相称的一面。他曾以证据不足为由，放走部分被捕人员；还曾利用职务便利，使宋庆龄得以探望邓演达。邓演达最终仍于1931年11月被杀害，但胡逸民因此与蒋介石发生激烈冲突。
这些经历不能把他简单写成“早已倾向共产党的人”。事实更复杂。他曾为国民党效力，也曾参与清党和监狱管理；但在一次次接触中，他对“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做法产生了怀疑。
方志敏的出现，使这种变化更加明显。
刚开始，两人并不信任对方。胡逸民用化名接近方志敏，方志敏则保持警惕，担心狱中有人奉命套取口供。直到确认胡逸民同样是囚犯，两人的谈话才逐渐增多。
方志敏谈红军北上抗日的初衷，也谈怀玉山失利后的痛惜。他没有把失败归咎于别人，而是反复思考队伍、群众和革命事业的前途。胡逸民则给他送去报纸和书籍，偶尔设法改善他的生活。
一天，方志敏停下笔说：“写出来又有什么用，送不出去。”胡逸民回答：“你若信得过我，稿子交给我来想办法。”
这不是一句轻松的承诺。看守所里戒备森严，任何纸张、书信都可能成为罪证。方志敏在狱中写下《可爱的中国》《清贫》《死——共产主义殉道者的记述》《狱中纪实》等文字，胡逸民则借助妻子探监等机会，将部分稿件秘密带出。
其中最重要的，不只是文章本身，还有方志敏写给有关方面的介绍信。他在信中说明自己在狱中写作的情况，也交代胡逸民曾经帮助革命者、同情革命的事实。这封信，既是托付，也是对一个复杂人物的最后见证。
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南昌下沙窝被秘密杀害。此前，他已经预感到生命即将结束，把最后一批文稿交给胡逸民。那次分别，双方都明白，所谓“下次再见”很可能不会到来。
方志敏遇害后，胡逸民没有立即将稿件公开。1936年，他辗转上海，寻找鲁迅未果，后来把稿件送到章乃器家中，再由胡子婴转交宋庆龄。此后，方志敏的狱中文章才逐步传播开来。
稿件能够保存并流传，并非胡逸民一人之功。胡逸民的妻子、江西绥靖公署军法处文书高家骏及其女友程全昭，也曾在传递过程中提供帮助。危险并没有因为他们只是“传递者”而减轻。
1945年，胡逸民再次被关进南京江苏第一模范监狱。那座监狱，他过去曾参与管理。身陷牢房后，他开始反省自己曾经参与的审讯和镇压，留下了深重的悔恨。
1949年南京解放后，胡逸民获释。新中国成立初期，有关方面曾希望他留下来参加建设，但他最终于1950年前往香港。此后多年，他一直保存着与方志敏有关的记忆和文稿往事。
1981年，他终于回到祖国，先赴梅岭祭拜方志敏。1986年，胡逸民病逝于浙江永康，终年96岁。那次墓前拜谒，距离方志敏牺牲已经过去46年，而他带出的那些文字，早已成为留给后人的历史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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