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会村遗址：大禹传说真的存在吗？|163

文博时空作者钟敏初早在四千年前，华夏大地洪水肆虐，滔滔大水吞没家园，老百姓日子过得苦不堪言。就在这时，大禹挺身而出，带领众人日夜治水。整整十三年里，他三过家门而不入，拼尽全力终于平息了水患。后来，他在一座叫涂山的地方，召集天下诸侯开会，表彰有功之臣，制定规矩，这就是后人所说的“禹会诸侯”。

大禹真的存在吗？大禹治水真的发生过吗？传说里的涂山又究竟在何处？数千年来，这个谜题一直萦绕在人们心头。直到一座名为禹会村的古遗址重见天日，层层历史面纱才被慢慢揭开。

禹会村与大禹有关？

说到禹会村，大家脑海里第一个蹦出来的肯定是大禹！那禹会村和大禹到底有何关系？答案就藏在一个古老的名字里——涂山。

《左传·哀公七年》记载：“禹合（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说大禹在涂山开了一场超级大会，全国各地的部落首领都带着玉器和丝帛来参会。这是大禹治水的总结表彰大会，也是确立大禹地位的政治盛会。历史学家普遍认为，这场“涂山之会”直接拉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的序幕！

巧的是，禹会村附近真的有一座山叫涂山。大禹就是在这里会集诸侯，因为这里有一个强大的方国——涂山氏国。司马迁《史记》也记载“夏之兴也以涂山。”当地还流传着大禹的故事，据说大禹在涂山认识了一位涂山氏的姑娘，两人喜结连理，后来生下了启，留下了“禹娶涂山”的传说。启后来继承了大禹的事业，开启了“把王位传给儿子”的“家天下”的时代。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记忆变得模糊起来。传说虽然动听，但涂山到底在哪儿？这事让史学家们吵了上千年。唐代苏鹗写的《苏氏演义》里，涂山的地点居然有四种说法——有的说在浙江绍兴，有的说在重庆，有的说在安徽当涂，还有的说在蚌埠怀远（今属蚌埠）。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专家们认真研究后，一致认为史书上说的涂山，应该在今天的蚌埠市。

而最直接的证据，就在涂山脚下的“禹迹”——也就是大禹留下的痕迹。禹会村遗址的年代大约在4400年到4100年前，刚好跟传说中的大禹时代对得上。更厉害的是，这里还发现了大型祭祀遗迹和中心聚落，说明当时这里可能是淮河流域非常重要的政治和宗教中心。

自然科学的测试也为研究禹会村遗址与“大禹治水”的历史渊源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持。测试结果显示，禹会村遗址到龙山文化中后期环境气候剧烈变化，丰富的降水导致洪水泛滥成灾，在距今4100年前后达到顶峰，与大禹治水的时代环境相吻合。

淮河流域最大龙山文化遗址

禹会村遗址，又名禹墟，坐落于安徽蚌埠禹会区秦集镇禹会村前郢南侧，地处涂山南麓、淮河东岸，总面积约200万平方米，涵盖双墩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晚期以及汉代遗存，最核心的主体遗存为龙山晚期。

禹会村的发现非常偶然。村民常在土中翻捡出各式陶片，但只当作寻常碎瓦扔在一边，没有人研究这些陶片的由来。直到20世纪80年代的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蚌埠市的文物工作者对陶片进行分析，初步判断这里是一处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但遗址有多大、埋藏着什么遗迹，当时并不清楚。

2006年春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蚌埠市博物馆联合出动，先对遗址做了勘察和普探，确定它的范围有50万平方米——差不多70个足球场那么大！试掘后发现，这里是龙山文化晚期遗存。之后，禹会村遗址被正式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为该项目在淮河中流地区的唯一研究课题。2007至2011年，考古队又进行了五次大规模发掘，总揭露面积7605平方米，一次次刷新了大家对淮河流域文明的认识。

第一次试掘时，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王巍亲自到现场考察。他仔细看了出土陶片后说，禹会村遗址的年代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大约距今4400—4100年，“找到这个关键时期的关键遗址，真是太鼓舞人心了！”

其实，早在7300年前的双墩文化时期，这里就有人类活动了。到了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人口越来越多，聚落越变越大，发展成一个活动范围达200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

2020年，在遗址南部的龙山文化核心区，考古人员对禹会村龙山文化城址的城垣进行了解剖发掘，揭示了北、东城垣的堆筑过程，以及城垣内、外壕沟的结构。令人兴奋的是，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座至少有18万平方米的城址——以前让人惊叹的祭祀台基，就是内城东城垣的一部分。

2021年底，惊喜再次降临。考古队发现，这个18万平方米的城址只是内城，外面居然还有一圈外城。从出土的文物判断，外城是在内城的基础上扩建的。现在外城还在勘探中，但城址规模至少在50万平方米以上，是目前淮河中游发现的最大的龙山文化城址。这座城四周每条边的城墙长度约五六百米，城垣宽度达到了20多米，墙基用当地所产的白土夯成，这种面积巨大带有白土城垣的古城，为淮河流域首次发现。这种超级工程的组织实施，说明这里已经有了强有力的“权力中心”。

祭祀遗迹：严密的礼仪制度

2006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吉怀带队来到禹会村遗址做了试掘。最先探出白膏泥，王吉怀心里一沉，以为是古墓。可哪有这么大的墓？足足有五个篮球场的面积。随后开挖了一条探沟，王吉怀心中大喜，因为挖出来的陶片都有着非常明显的龙山文化特征。直到发现其“甲”字形结构，再通过解剖发掘，考古人员才最终确认这是一处人工堆筑的台基。

遗址中一处近2000平方米的大型祭祀台基，格外引人注目。这个台基由灰土堆筑、黄土铺垫、白土覆盖三层人工堆叠而成，南北长108米、北部东西宽23.5米、南部东西宽13米，整体呈北宽南窄的形状，表面有火烧过的祭祀痕迹、方形的土台。

遗址现场尤为显眼的，是地面上排列的、好似巨型脚印的35个柱坑。这35个柱坑位于祭祀台基面最上层，呈南北向一字排开，排列非常整齐，总长度达到了50米。专家推测，它们是当时各部落在此盟会时插立旗帜或部落图腾柱的地方。

台基西侧还有一条祭祀沟，沟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陶器。但奇怪的是，这些陶片磨圆度极差，却极易拼对成型。这说明它们不是被河水冲刷了千年的自然堆积，可能是在祭祀过程中或祭祀活动后被打碎或直接丢弃于沟内的。考古队员们在现场像玩巨型拼图一样，硬是把一堆“碎渣”拼出了鼎、簋、壶等完整礼器，仿佛亲眼目睹了四千年前那场砸毁祭器、填埋祭祀的宏大仪式。最引起考古人员注意的是石头，它们数量众多，五颜六色，尤其以绿色偏多。经考古专家鉴别，这些石头可能产自河南，为典型的“独山玉”。依据远古时期“美石为玉”的普遍观念，这些美丽的石头恰与“执玉帛者万国”不谋而合。

祭祀坑更是独具特色。禹会村遗址共出土了8处龙山文化的祭祀坑，王吉怀激动地说，这个数量可以说是目前在全国范围内最多、最大的了。坑中留存着被大火灼烧过的动物骨头，个别保存尚好的部位经专家鉴定为牛和猪的遗骸。令人兴奋的是，祭祀坑的土壤中还浮选出了5粒炭化小麦颗粒，它们距今约4100年，是迄今淮河流域所见年代最早的龙山文化时期炭化小麦遗存之一，这一发现填补了史前农业考古的一项空白。

圆圈遗迹让考古学家着迷。考古人员共发现四处圆圈遗迹，它们的形状、大小和结构都基本一致。这个圆圈遗迹是干什么用的？专家推断它们可能是用于祭天、祭地或祭祀日月星辰，具有特殊宗教象征意义。

最让人吃惊的是磨石——在淮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里，禹会村出土的磨石数量是最多的，足足有133件！这么多磨石出现在一个祭祀遗址里，肯定有它的特别意义。

特别有意思的是，从Ⅱ区通往Ⅰ区祭祀台基，有一条铺满白色泥土的通道。这条通道是为在祭祀台基活动的人群专门铺设的，具有专一的功能，或说具有“神道”的意义。它的出现，进一步证实了祭祀台基在当时作为重要礼仪性场所的神圣性与封闭性，也表明了在活动期间或活动过程中具有非常严格的进出场途径和严密的礼仪制度，反映了祭祀仪式的宏大场面与复杂流程。

此外，考古人员还在祭祀台基西南区域发现了简易工棚式建筑。考古学家推测，这些简易工棚是为从各地赶来的人群临时搭建的住所，也可能是一处为祭祀活动制作陶器等礼器的临时作坊区，是“禹会诸侯”场景的重要辅助证据。

整座祭祀建筑群正对着远方的涂山，不禁让人联想当年盛大的祭祀场景。种种迹象表明，这个祭祀台基很可能就是当年大禹治水成功后，“禹会诸侯”的“现场”！这让考古学家们兴奋得直跺脚，为研究淮河流域文明起源打了一剂强心针。

陶器里的超级怪现象

禹会村遗址出土了大量陶器，有多种器物造型在其他地区的同类遗址中是不曾见到的。

假腹簋（guǐ）很有代表性，这种特定形制的假腹簋在同期其他遗址中极少见，长得挺规整，像是生活用具，却完全不具备生活实用功能。考古学家推测，它可能是专门用于祭祀活动的“祭器”。

高柄陶器盖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柄特别高”，上端较粗为空心，下端较细为实心，器柄做得不太规整，盖壁呈斜斜的弧形状，而且多数有变形现象。奇怪的是，它们虽然做得粗糙随意，但风格却高度一致。

陶盉（hé）也是禹会村遗址中的代表性器物之一，陶器胎体轻薄、造型别致，制作工序十分复杂，颜值颇高。专家判断，它们并不是日常用品，可能是专门用来祭祀的礼器。

然而，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超级奇怪的现象——禹会村的陶器样子比较单一，也没什么花哨的造型，单看尺寸，大部分陶器都适合日常生活，但像山东龙山文化遗址那种做工精美、等级高贵的礼仪陶器却特别稀少。不少陶器陶质松松散散，轻轻磕碰都容易碎。有些陶器做得歪歪扭扭，左右都不对称，像赶工出来的，上面的花纹也特别简单。这种龙山文化时期陶器中特殊的文化现象，已经超出了我们对龙山文化的正常理解和认识。

禹会村遗址陶器这种与众不同的特点，除了不同地域文化交融传播带来的影响，很大概率和四千年前“禹会诸侯”的盛大事件息息相关。当年从中原、黄河下游、长江各地赶来的部落先民，齐聚涂山举办祭祀大典，为了完成祭祀仪式，就地临时烧制了这批陶器，专家给出三点关键依据：一是大部分陶器质地疏松，根本没法当生活用具；二是这些器物个头都很大，又笨又重，不像是从外地带过来的；三是龙山文化时期，制陶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了，可禹会村的陶器偏偏“反着来”，又糙又脆，完全不符合龙山文化的“平均水平”。

南北文明交融的十字路口

禹会村遗址核心文化遗存区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龙山文化时代，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发展史上的关键时期，是建立华夏国家文明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分化、大改组和大动荡时期。

禹会村遗址一共存续了大约300年，文化发展脉络清晰可寻，就像一座记录文明交融的“活档案”。遗址出土遗物兼具多方文化特征：夹砂红陶侧三角足鼎，与豫东王油坊龙山类型器物形制相近；鬼脸形鼎足是山东龙山文化典型器物，蛋壳黑陶、白陶鬶（guī）等礼器吸收山东龙山文化工艺，并出现本土化改良；凹底罐、陶壶则带有长江流域同期文化风格。这里的陶器融合了多种文化因素，形成了独一无二的“淮系风格”，为我们理解早期中国各文明的互动提供了宝贵的样本。

此外，龙山晚期聚落发展出成熟分层夯土筑城技术，夯筑工艺与中原龙山文化高度趋同，反映两地长期礼制、手工业技术交流。多样的文化层层叠加，也印证了一个事实：四千多年前的淮河流域，就是南北方文明交汇碰撞的十字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