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张峥
“阿诗玛”的传说让云南石林闻名遐迩,“大禹治水”的故事在川西北羌寨代代传唱。这些耳熟能详的民间文学,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更是观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珍贵窗口。
11月21日下午,成都西南文化研究中心2026年度重大项目《西南民间文学文献研究》学术研讨会在蓉举行。来自四川大学、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西南民族大学等在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西南民间文学文献的谱系整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学术史与海外书写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回望西南联大:从“采风”到“寻根”
“吃菜要吃白菜头,跟哥要跟大贼头;睡到半夜钢刀响,妹穿绫罗哥穿绸。”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西南联大南迁昆明的漫漫征途中,闻一多先生曾带领学生刘兆吉等人,一路徒步采风,采集了数千首西南民间歌谣。
在闻一多看来,这些看似“原始”“野蛮”的山歌民谣,恰恰蕴藏着中华民族最本真的生命力。他曾在《西南采风录》序言中写道:“你说这是原始,是野蛮。对了,如今我们需要的正是它。”这种将民间文学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的学术自觉,为后来的西南民间文学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石。
系统整理:抢救濒危的“纸上口传”
西南民间文学文献,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观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珍贵窗口。西南是“五相”融通的典型区域,浩如烟海的民间文学文献见证了各民族共同开拓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精神。系统整理与研究这些文献,既是对濒危纸上口传的抢救性保护,也是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文献实证的学术基础工程。
项目总负责人、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刘波在研讨会上介绍,项目以西南六省区为辑录框架,以学术性、代表性、稀缺性、关联性为遴选标准,已汇集自《山海经》《华阳国志》以迄民国边疆调查报告、歌谣集、考察记等文献百余种,编为四十多册。
她将这批文献概括为历时两千余年的五段书写谱系(先秦至汉晋源头期、唐宋民族志建立期、明代风土记与文人辑录自觉期、清代方志“风俗”门与辑录成熟期、民国现代田野科学介入期)与六大类型,并提出“三维编目”与“三重证据”“主位文献与客位文献对读”的整理研究方法。
双重视角:让各民族从“被书写”走向“表达主体”
四川旅游学院校长王川指出,西南文化研究既要重视外来知识分子的“客位”观察,更要发掘曲木藏尧、岭光电、赵银棠等本土知识人的“主位”书写,让西南各民族从“被书写”的客体转为文化表达的主体。他强调,唯有在双重观照中揭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层机制,才能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赋能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坚实的历史依据。
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语言文学研究院院长罗庆春,从彝族史诗切入探讨各民族同根同源的文化根脉。他指出,“叙根论根、述源释源,是彝族史诗《勒俄》的核心思想和精神主旨”。史诗记述人类由“愚水智水”获得语言,洪水之后居木武吾的三个哑子经“爆竹启音”,分别说出汉、彝、藏三种语言,由此确立多民族同根同源的“三兄弟”观。“三”是“多”的隐喻,是生命以奇数表述为可持续性的体现方式。
岷江上游:大禹传说里的“流动、互释与共享”
“禹兴于西羌”,大禹的传说在川西北岷江上游流传千年。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喇明英研究员以岷江上游大禹传说为例,揭示了民间文学中“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层机制。
她指出,岷江上游“一纵多横”的河谷地形本身就是交往装置,“禹生石纽”自汉代文献进入地方,扩散路径可追溯,“流动”可实证;羌族释比把大禹唱作本族英雄,汉人士绅刻碑入祀典以正典化纳入“禹迹所至”,“互释”可听见;六月初六庙祭延续千余年,2011年“禹的传说”列入国家级非遗,“共享”可观察。
学术史反思:从“采录的田野”走向“解释的田野”
西南民族大学社会学与民族学学院肖坤冰教授梳理了20世纪以来西南民间文学研究的学术史。她指出,20世纪以来,西南民间文学研究经历了一条从“发现文本”到“重返语境”的主线,二者并非简单替代,而是层层累积的过程,中间经历了经典化与理论自觉两个阶段。她回顾了“社会—民族学派”与闻一多的奠基性贡献,强调闻一多通过“多重互证”和打通古今、文献与田野、汉族古典与西南民族三个边界,将活态口头传统纳入研究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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