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授衔仪式举行时，陈锡联已经是上将，而站在一旁的詹才芳却被授予中将军衔。让人意外的是，不少上将见到詹才芳，反而主动立正敬礼，称他为“老首长”。
军衔不同，资历并不一定就有高下。陈锡联后来居上，靠的是长期稳定的军事指挥经历；詹才芳的道路，则几次被时代风浪打断。两人的差距，既有职务因素，也有特殊历史背景。
詹才芳是湖北黄安人，比陈锡联年长八岁。黄麻起义爆发后，詹家有多人参加革命。起义受挫，他又与李先念、王树声、陈再道等人转入木兰山坚持斗争，成为鄂豫皖地区较早的一批骨干。
那时的陈锡联还只是个少年。詹才芳曾因躲避追捕，藏身于陈家，陈家也因此成为地下联络点。陈锡联受到革命影响，提出要参加游击队。
詹才芳起初嫌他年纪太小，便说：“等明年再来。”没想到第二年，陈锡联一直追问此事。詹才芳不愿失信，便把他带进队伍，安排在身边担任警卫员。
这段经历很关键。陈锡联不是后来突然冒出来的将领，他从警卫员、通信班长做起，逐步接触部队管理和战场指挥。詹才芳既是他的引路人，也是最早了解其性格和能力的上级。
红军转战鄂豫皖期间，詹才芳担任红三十团政委时，陈锡联已经担任团政治处通信班长。年纪不大，办事却很利落。后来部队扩充，詹才芳没有把他一直留在身边，而是放手让他独当一面。
陈锡联的军事才能，很快在战场上显现出来。抗日战争时期，他指挥部队夜袭阳明堡机场，一战成名。此后，他担任过旅长、纵队司令员，解放战争后期更成为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司令员。
这条履历相当完整。到1955年授衔时，陈锡联长期担任大兵团军事主官，评为上将，主要依据并不是与谁有私人关系，而是其在战争年代的实际职务、战功和统兵经历。
詹才芳的问题，恰恰在于他的革命起点很早，却没有始终保持同等速度的发展。1935年长征途中，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部队内部围绕北上、南下以及领导权问题产生严重分歧。
9月8日，张国焘曾向时任红三十一军政委的詹才芳发出密电，要求相关部队控制道路、调动人员，甚至提出在对方不服从时采取强制措施。电报保存至今，内容显示，詹才芳当时处在张国焘系统的重要位置。
这层经历后来不可能完全没有影响。詹才芳未必是决定方针的人，却属于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随着党内对张国焘错误的清理，许多原四方面军干部的任用和职务，都受到不同程度牵连。
更麻烦的是，北上途中，红三十一军曾缴获一批汽油。汽油在当时极为珍贵，詹才芳安排人员负责押运和保管。运输过程中，有人吸烟引发爆炸，物资损失严重，还造成了人员伤亡。
调查开始后，詹才芳没有把责任全部推给部下，而是主动承担领导责任。结果，他被撤销职务，送到红军大学学习。这个处理，直接改变了他的军事发展节奏。
如果没有这次职务变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他原本有机会在以红三十一军为基础组建的部队中担任更重要职务。遗憾的是，历史没有按照“资历越老、职务越高”的直线发展。
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期间，詹才芳又卷入了一场风波。由于对“批张”扩大化不满，许世友等人曾秘密联络旧部，准备离开延安，到巴山一带另行开展斗争。詹才芳也参与其中。
行动前夕，王建安将情况报告上级，计划最终没有实施，参与人员被控制并接受审查。詹才芳直到1940年才重新回到部队，担任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此时的陈锡联，已经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新编第三八五旅旅长。两人的职务差距，就这样被拉开了。并非詹才芳没有能力，而是他在关键阶段多次离开军事指挥岗位。
解放战争时期，詹才芳进入东北作战，1949年担任第四野战军第四十六军军长。军长当然是很高的职务，但从资历看，他在十多年前就已经担任过军级领导，发展速度明显慢了下来。
陈锡联则在华北、晋冀鲁豫和中原战场持续担任主官，战争后期又成为兵团司令员。授衔时，评定的是整个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综合位置，而不只是参加革命的早晚。
中秋节那次探访，也能看出两人的关系。陈锡联身居高位后，登门拜访者很多，家中曾提前谢绝节日来客。詹才芳派秘书到来，陈锡联的夫人王璇梅便对警卫员说：“是首长的首长来看首长了。”
这句话听起来诙谐，实际包含着一层特殊情分。詹才芳曾把少年陈锡联带进革命队伍，也曾在肃反风波中替他辩解。1930年，陈锡联因与旧战友吃油条、喝鸡血汤，被诬指为“吃喝委员会”成员，险些遭到严厉处理。
詹才芳赶去说明情况，徐向前了解经过后也要求立即查清、不得乱扣帽子。陈锡联因此躲过一劫。后来无论职务怎样变化，他都一直尊称詹才芳为首长。
1955年，陈锡联授上将，詹才芳授中将，表面看是军衔差距，背后却是两条不同的历史轨迹。授衔仪式上，许多上将向詹才芳敬礼并称“老首长”，这份特殊礼遇，并没有写在军衔等级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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