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与萧克私交并不好，但在1958年，面对批评萧克的要求，贺老总仍坚决不肯动笔
1958年，北京，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被调离岗位，军队内部围绕“反教条主义”展开了一场持续数月的批评。许多人需要表态，贺龙却没有站出来批评这位共事多年的老部下。两人的私交并不亲密，这个态度因此格外引人注意。
贺龙当时是军队高级领导人，熟悉萧克的长处，也清楚他的性格。萧克长于参谋、训练和组织工作，习惯从条令、部署与程序出发思考问题；贺龙则更看重战场变化，强调抓住时机、灵活用兵。两种经历不同，形成的判断方式自然不一样。
这种差异，早在湘鄂川黔根据地时期便显露出来。1934年11月，红二军团、红六军团会师后，部队力量得到整合，湘鄂川黔根据地逐步形成。但红军规模扩大，并不意味着处境轻松，国民党军队调集重兵进攻，红军在兵力、装备上都处于明显劣势。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红军军事指导逐步强调运动战，反对把部队钉死在孤立阵地上。这个转变在中央层面已经十分明确，可落实到不同根据地、不同指挥员手中，仍要经过一个磨合过程。战场信息不完整，旧有经验又很强，分歧由此产生。
后坪镇战斗便是一次集中体现。1935年3月20日至21日，红军原计划在后坪镇一带寻机打击国民党军李觉部，战斗地点涉及鸡公垭高地和澧水河谷。天气、地形以及敌军行动都超出了原先估计，原本的部署很快出现变化。
真正棘手的地方，不只是敌我兵力悬殊，更在于局部阵地没有按计划坚持。有关资料记载，担任防守任务的部队撤离鸡公垭高地，使红军侧翼暴露。红军随后多次组织反击，付出了较大伤亡，战斗仍未能扭转局面。
战后总结成为另一层矛盾。贺龙关心的是指挥体系哪里失灵、作战方针是否需要调整；萧克面对的则是复杂的组织责任和部队实际情况。总结若过分强调客观困难，便可能淡化指挥责任；若只追究个人，又容易忽略战场条件。双方对失利原因的判断，很难完全重合。
有意思的是，战争年代的将领关系，往往不是一句“合得来”或“合不来”能够概括。贺龙与萧克长期在同一军事系统中工作，既有上下级关系，也有共同作战的经历。可在关键问题上，彼此的判断方式和政治选择并不一致，信任也就很难恢复到最初状态。
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曾试图通过职务安排扩大影响。萧克接受过张国焘方面的任命，贺龙则没有接受。这里面既有组织环境的压力，也有个人对路线和指挥关系的判断。对贺龙而言，军事职务不是单纯的升降问题，还牵涉红军今后听谁指挥、向哪里行动。
这段经历加深了两人之间的隔阂，却没有把他们变成公开对立的政治敌手。贺龙的做事方式一向直接，赞成时不绕弯，反对时也不轻易附和。可到了1958年，萧克面对批评时，他没有借机翻旧账，更没有把早年的战场分歧拿出来作为批评依据。
当时，军队正在反思照搬外国军事制度和训练模式的问题，训练总监部等机构受到波及。萧克被认为在军队训练、条令建设等方面存在教条主义倾向，随后被免去职务。关于这场风波的具体过程，公开资料记载各有侧重，但萧克受到严厉批评这一结果是明确的。
贺龙为何不批评？军事上的旧账，显然不是唯一原因。萧克的妻子蹇先佛，是贺龙前妻蹇先任的妹妹。贺龙与蹇先任在1940年离婚，但两家长期存在姻亲联系。这样的关系未必能改变政治判断，却会使一个人更不愿在公开场合落井下石。
更重要的是，贺龙知道，战场上的失误与政治上的定性不能混为一谈。后坪镇战斗确有指挥和执行问题，但萧克并非没有战功，也不能因为一次战役、一次任命，就把一个军事干部的全部经历简单归结。有人希望他表态时，贺龙只是说：“该按组织结论办，不能把私人恩怨掺进去。”
这句话未必是正式会议记录中的原话，却符合他在这件事上的实际态度：不替萧克翻案，也不追加批评。1958年萧克被免职后，两人的职务和处境都发生了变化，早年并肩作战的关系，最终停留在一种有合作经历、少有私交，却仍保留基本分寸的状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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