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早在井冈山时期就已经摸索出一套适合中国红军的游击运动战理论，并不是湘江战役之后才形成自己的军事思想，湘江血战的惨重损失，只是把党内对“左”倾教条军事路线的矛盾彻底激化，长征初期因为疟疾身体虚弱，他大部分行军时间乘坐担架，利用行军途中的机会，和张闻天、王稼祥反复交换对当前局势的判断，推动党内开始反思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一连串的失败。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于都出发，连同机关人员合计八万六千多人，湘江战役连同之前三道封锁线的损耗，渡过湘江之后仅剩三万余人。当时博古、李德组成的最高三人团掌握全部军事指挥权，排斥毛泽东的军事主张，第五次反围剿放弃灵活机动打法，和国民党军队打阵地消耗战，苏区守不住之后才仓促决定战略转移。整个转移过程又采取搬家式的大行军，携带大量物资辎重，部队行军速度拖得很慢，一路被动挨打，人员不断出现损耗。
1934年11月下旬湘江战役打响，国民党几十万部队四面合围，红军五个军团轮番展开阻击，用巨大牺牲掩护中央纵队渡江。五天五夜血战打完，红军渡过湘江之后，兵力锐减，大量官兵倒在湘江两岸，红八军团几乎直接打垮。这场惨败之后，红军内部积压很久的不满情绪全部爆发出来，很多指战员已经看清楚，继续按照李德、博古这套打法走下去，红军很可能就此覆灭。聂荣臻后来回忆，湘江一战之后，全军上下开始认真思考排斥正确军事路线带来的严重后果。
这个时候的毛泽东，还没有恢复军事指挥职务。长征出发之前，原本计划把政治局委员分散下放到各个军团，经过争取，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得以留在军委纵队一同行军。当时他疟疾刚刚好转，身体虚弱走不动路，只能坐担架行军，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被敌机炸成重伤，体内残留弹片，同样依靠担架行军，张闻天身体尚可，大多时候骑马赶路。三个人行军、休息、宿营，都有大量时间凑在一起交谈。很多时候两副担架并排走着，就顺着一路聊，复盘第五次反围剿每一次战斗得失，剖析李德机械照搬外国军事理论，脱离中国战场实际带来的种种恶果。
要分清史实，并不是湘江打了败仗，毛泽东才幡然醒悟想出一套打仗办法。他的游击战、运动战思想在苏区时期就已经经过实战检验，宁都会议之后被剥夺军事指挥权，只能看着错误路线一步步把局面推向恶化。湘江的巨大牺牲，让更多中央高层领导人看清现实，毛泽东借着行军路上交谈，把自己对局势的分析讲给张闻天和王稼祥，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王稼祥原本属于临时中央的核心成员，经过一路沟通，思想发生转变，明确站到毛泽东这一边，之后又分别去找彭德怀、刘伯承等军团干部交换看法，很多一线指挥员本来就对李德指挥心存不满，很快形成共识，需要在中央会议上检讨错误军事路线。
湘江打完之后，博古李德依旧死守原定计划，准备带着仅剩三万红军继续往北，去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可国民党早就预判到这个动向，在湘西布置重兵布下口袋阵，如果按原计划前进，红军会直接钻进包围圈。1934年12月12日通道会议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公开提出，放弃北上湘西，转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这次会议只是中央负责人碰头会，只形成口头建议，博古内心并不服气，没有彻底放弃北上湘西的想法。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会上系统批判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错误军事路线，改组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重新进入军事领导岗位。这不是某一个人突然想通的结果，是湘江血战的惨痛现实，担架路上反复的思想沟通，通道、黎平、猴场连续几次会议层层推进，加上多数政治局委员、军团指挥员的共同支持，才促成的伟大历史转折。
从被剥夺军事指挥权眼睁睁看着苏区受挫，到湘江之后借行军沟通争取同志，再通过连续会议一步步扭转战略方向，直至遵义会议完成领导机构改组，这是党在生死绝境当中，依靠内部力量实现自我纠错的完整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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