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七月，昆明连响两场枪声。
先是李公朴倒在大兴街学院坡，第二天凌晨在云南大学医院去世；四天后，闻一多刚在云南大学至公堂讲完话，下午又在西仓坡宿舍门口中弹。
最先被推到风口上的，是军统。
这不奇怪。
那几年，军统两个字，本就和逮捕、监视、暗杀缠在一起。可沈醉后来谈起这桩案子时，撕开的口子却不在军统本部，而在昆明城里另一个更隐蔽的地方——云南警备总司令部。
枪声是从那里发出来的。
李公朴在昆明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眼中钉”。
他原籍江苏武进，早年参加五卅运动，后来赴美留学。九一八事变后，他做抗日救亡和群众文化教育，办刊物、办书店、办出版社，把一批进步书刊送到青年手里。
一九三六年，他和沈钧儒、邹韬奋等人一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成了“七君子事件”中的一员。
他不是突然站出来的。
他是一路走到这里的。
抗战胜利后，许多人盼着和平，昆明却越来越紧。学生运动、民主集会、反内战呼声，一次次刺到国民党方面的神经。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昆明发生“一二·一”惨案，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校师生遭袭，四名师生遇难，五十多人受伤。
血迹还没干。
到了一九四六年，李公朴继续反内战、争民主。他是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也是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央委员。这样的身份，加上这样的声音，在当时的昆明，等于把自己放到了枪口前。
七月十一日晚，李公朴遇刺。
昆明城里很快流出传单和谣言，有人说他是桃色纠纷，有人说他被共产党人杀害，有人还把矛头乱扣到别人身上。
这就是第一层烟幕。
杀人之后，还要把死者弄脏。
闻一多听见李公朴遇害的消息，没有躲。
七月十五日，云南大学至公堂里，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召开。闻一多站起来，声音里压着火。
他讲到暗杀，讲到民主，讲到不怕死。
那句话后来被一代代人记住：“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
这不是普通演讲。
这是一个已经知道危险的人，把最后的话当众说完。
当天午后，闻一多又出席记者招待会。等他回到西仓坡一带，枪手已经等在那里。闻一多中弹身亡，他的儿子闻立鹤也受了伤。
四天之内，两位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先后遇害。
全国震动。
周恩来后来写下悼词，其中一句很重：“杀人者终必覆灭！”
可案子越闹越大，国民党方面越要找一个能堵住舆论的说法。军统自然成了最容易被外界想到的名字。
但这桩事的线头，不在军统本部的正式命令里。
当时戴笠已在一九四六年三月坠机身亡，军统系统正在改组。李闻血案发生后，唐纵等人奉命追查，沈醉也卷入调查。
查下去，凶手身份露出来了。
闻一多案中被推到台前的李文山、汤时亮，并不是孤立的“激于义愤”。李公朴案、闻一多案背后，牵出的都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部系统的人。
真正能拍板的人，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
这个名字，才是案子的暗门。
一九四六年五月前后，霍揆彰曾召集云南警备总部稽查处处长王子民、宪兵十三团团长彭景仁、昆明市警察局局长王巍等人，拟出一份暗杀名单。
名单上不只有李公朴、闻一多，还有张奚若、潘光旦、罗隆基、楚图南、费孝通等十多人。
这不是临时起意。
这是名单。
霍揆彰后来怕案子闹大，又要遮掩。他离开昆明前，中央社昆明分社放出消息，说李闻二氏暗杀案已经有确实线索，全案不日大白。
话说得漂亮。
真正的大白，却被按住了。
王子民等人又制造烟幕，甚至安排人被枪杀，再把脏水往共产党方面泼。宪兵方面还编出一套假案，把闻一多案说成李文山、汤时亮等人个人行凶，和政府无关。
两个替罪羊被推出来。
门关上了。
可门缝里还有血。
沈醉后来回忆，霍揆彰曾对他说过大意相近的话：当时“干得太早一点”，时机还不到，才惹出麻烦；若等到全面内战已起，再干就可能不是过错而是有功。
这句话冷得很。
它把这桩案子的底色露了出来：不是普通仇杀，不是街头意外，也不是两个枪手一时冲动，而是在反内战、反独裁声浪中，对民主人士的政治暗杀。
所谓“不是军统特务暗杀”，不能被理解成替国民党特务政治开脱。
它真正的意思是：执行和主谋的直接链条，落在霍揆彰掌控的云南警备总司令部稽查处、特务营系统；但这仍是国民党方面压制民主运动的一场血案。
后来，更多涉案者陆续受到审判。
一九五一年四月，袁炳南、崔宝山、兰亚民、吴传芳等参与李闻血案的特务在昆明受到公审，被判处死刑。王子民多年后也因参与血案被依法判处死刑。
霍揆彰没有站到公审台上。
他去了台湾，后来病死。
可昆明的那两处地点没有消失：大兴街学院坡，西仓坡宿舍门口。一个社会教育家，一个诗人学者，先后倒在那里。
一九四六年十月，上海福州路天蟾舞台举行追悼大会。邓颖超代周恩来宣读悼词，手稿后来被仔细保存。
纸页很薄。
上面写着七十三个字。
李公朴、闻一多的名字，就留在那张纸上，也留在一九四六年七月的昆明枪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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