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5月7日，北京，杜聿明病逝。按常理，追悼会应尽快举行，但他的遗体却没有立即送去火化，而是暂时安置在有冷藏设备的医院。这个决定背后，不只是丧事安排，更牵涉一家人隔海相望的骨肉亲情。

杜聿明的妻子曹秀清和女儿杜致礼当时都在北京，几个子女却分别留在台湾。杜致礼后来回忆，母亲不愿在丈夫离世后，连最后一面都无法让台湾的儿女见到。于是，她提出给台湾方面发电报，请求准许弟弟妹妹回北京参加父亲的追悼会。

电报由曹秀清署名，内容十分明确：告知杜聿明病逝的消息，请台湾的子女在5月21日前赶到北京，参加追悼会，亲自送父亲最后一程，丧事结束后再返回台湾。字里行间没有政治要求，只有一个母亲对儿女团聚的盼望。

曹秀清还托杜聿明生前的黄埔同学设法转达，请他们向蒋经国求情。电报发出后，一家人等来的却是漫长沉默。时间一天天过去，台湾方面始终没有明确答复，杜致礼等人只能守着遗体继续等待。

“政府为了等台湾的弟弟妹妹，帮我们周旋，还把爸爸的遗体送到有冷藏设备的医院。”多年以后，杜致礼谈起这件事，仍清楚记得当时的细节。追悼会因此推迟到5月25日举行，前后相隔十八天。

这十八天并非普通的等待。对于杜家来说，杜聿明已经停止呼吸，家属却不能马上完成告别；对于北京方面来说，如何处理一位重要历史人物的身后事，也必须照顾到家属的实际愿望。遗体被妥善保存，正是为了给远方的亲人留下机会。

邓颖超还亲自到住处慰问曹秀清和杜致礼。曹秀清谈到台湾方面迟迟不放人的做法，十分难过。她认为，蒋经国也曾经历过母亲去世时的悲痛，既然知道亲人诀别的滋味，就更应该明白让子女回大陆奔丧是人情常理。

杜聿明与曹秀清的婚姻开始得很早。1949年，杜聿明在淮海战役后被俘，曹秀清带着孩子去了台湾。此后多年，夫妻两地分隔，外界甚至一度无法确认杜聿明的生死。直到后来消息逐渐传开，曹秀清才知道丈夫仍然活着，并且已经在北京接受治疗和改造。

杜聿明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经历，也改变了他后半生的道路。刚被俘时，他身患多种疾病，情绪低落，甚至不愿配合治疗。但管理所没有因为他的身份而放弃救治，医护人员为他安排药物、营养和康复，工作人员也耐心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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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逐渐恢复后，杜聿明开始参加劳动和学习。他会驾驶、维修车辆，甚至能熟练使用缝纫机。沈醉后来与他一起劳动，二人的关系也由此加深。杜聿明曾说，农场里的果木需要培育，人也一样，需要时间和耐心。

1959年12月，杜聿明成为第一批特赦人员。此后，他留在北京，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专员，后来还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第五届常务委员。他把自己的经历写入文史资料，也尽力为国家保存那段复杂而沉重的历史。

晚年病重时，沈醉曾到医院探望。杜聿明从昏迷中短暂醒来，见到曹秀清后，叫了一声妻子的乳名，叮嘱她不要离开北京。他担心妻子去了台湾、香港或美国，可能被人借题发挥，影响国家和人民对他的评价。

随后，杜聿明又让沈醉靠近一些。病榻上的话语断断续续，却始终围绕国家统一和骨肉团聚。他托沈醉转告台湾的老长官、老同学和老朋友，统一大业应由他们这一代人承担，不能再推给下一代。

沈醉俯身听完，曹秀清请他赶紧记下来。沈醉回答：“大嫂放心，我记得住，不用笔记，我用心记。”这段对话后来被许多人提及，因为它既是杜聿明的临终嘱托，也包含着一个经历战争和分裂的老人，对亲人团聚的深切愿望。

1981年5月25日，杜聿明追悼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邓颖超等参加了仪式。萧克在悼词中评价杜聿明二十多年来力求进步、热爱祖国，做了许多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工作。那一天，追悼会终于没有再等下去，但杜家人等待台湾亲属归来的愿望，曾真实地停留在那十八天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