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兵团司令，最后不是带兵冲出去的。
一九四九年一月，陈官庄一带炮声压下来，杜聿明集团已到最后时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后来被俘，第二兵团司令官邱清泉死在突围路上，黄维也早在双堆集被俘。
只有第十三兵团司令官李弥，没了影子。
这不正常。
他手里原有一个兵团，战到最后，却成了一个不敢露面的逃亡者。多年后，华山县一桩调查里，那个最刺眼的物件，不是军旗，不是手枪，而是一只军粮麻袋。
李弥本是云南人，黄埔四期出身，在国民党军中一路升上来。到淮海战役时，他任第十三兵团司令官，驻在徐州以东一带。
十一月二十八日晚，徐州守军开始撤退。杜聿明带着邱清泉、李弥、孙元良等部往西南走，几十万人、机关、车辆、辎重，挤在冬天的路上。
李弥心里先算的不是总退路。
他算自己的退路。
徐州淮海战役烈士纪念馆和徐州市档案资料里，留下过他对部下布置行军路线的话，大意是绕过其他兵团右翼，走到别人前头去。那句话很直：“这次撤退就看谁跑得快。”
这就是他的第一步。
跑在前面。
可战场不是算盘。解放军追击很快，宿县被切断，徐州集团退路被掐住。十二月四日，杜聿明集团被围在陈官庄、青龙集一带，风雪、饥饿、炮火，把几十万人越压越小。
李弥兵团也被困住了。
空投粮食少，抢粮成了日常。杜聿明回忆过，空投场收来的粮食不多，各部官兵到处冲抢，尤其李弥第十三兵团，怨声很大。
饭没了。
队伍也散了。
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解放军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四天后，淮海战役结束。六十万人民解放军，在五百多万支前民工和大量小车、粮草、弹药支援下，打掉国民党军五十五万五千余人。
这场仗里，小推车推的是胜利。
李弥后来要靠别人推的，却是自己的命。
一月七日前后，李弥的司令部驻地已保不住。他对身边人说，要去找杜聿明商量办法，带着少数亲信离开。
这句话落下，他的兵团还在阵地上。
他走了。
走着走着，又迷了方向，最后摸到第九军第三师师长周藩的营地。周藩是湖南酃县人，抗战时打过昆仑关、滇西战事，淮海战役中任第十三兵团第九军第三师少将师长。
此时的周藩也被困在永城东北一带。
屋里没有大地图上的威风，只有败兵、饥饿和炮声。李弥要活，周藩等人也要活。阵地外，解放军政治攻势不断，宽待俘虏的喊话传进来，许多国民党官兵已经放下武器。
李弥提出，先递条子，谈条件。
这不是投降的决心。
这是拖时间。
夜色压下来，谈判的人出去，李弥换上伤兵衣服，带着护卫汪新安，离开营地。
第二次。
他又把部队甩在身后。
一个兵团司令，身上没有了司令官的样子。他伪装成伤病，隐姓埋名，往解放区外钻。汪新安是砀山人，带他到了堂兄汪涛家。
汪涛家并不安稳。
前院住着支前民工和担架队，送粮的人、抬伤员的人来来往往。李弥躲在屋里，听见院中车轮声和脚步声，心里清楚，这地方待久了，迟早出事。
他又找下一根绳子。
这根绳子叫高大荣。
高大荣住在华山县高寨区高李庄，和汪家有亲戚关系，又曾是黄埔军校学员。李弥见到他后，亮出身份，请他设法送自己出去。
这时的李弥已经拿不出兵，拿得出的是许诺。
他给高大荣画了一张空头支票：以后国民党若打回来，想做生意，就给一艘轮船；想当官，就给一个团长。
一艘船。
一个团长。
在兵荒马乱的乡间，这样的话足够重。高大荣动了心，找人在区里弄路条，又觉得不保险，干脆伪造县政府大印，给李弥做出一张更像样的通行凭证。
路条在手，李弥还不敢大摇大摆走。
他先被送到一个商人朋友那里，藏进密室。屋门关上，外头还是解放区的检查、盘问、行人和车队。
最后一关，靠的不是军衔。
是麻袋。
那个商人趁着向青岛运送军粮的机会，把李弥装进麻袋，混过检查站。一个曾经统兵数万的中将司令官，就这样缩在麻袋里，成了车上一件“粮食”。
他没说话。
麻袋出了关，路到了青岛。李弥再从青岛乘船辗转回到南京，后来又被蒋介石任命为新组建的第十三兵团司令官。
逃出来的人又有了番号。
可原来的第十三兵团，已经在淮海战场上覆灭。
高大荣、汪涛、汪新安这些帮他逃跑的人，也没有等来那艘轮船和那个团长。到一九五二年，华山县有人揭发当年“麻袋运人”一事，公安机关追查后，高大荣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汪涛、汪新安等人也受到相应处理。
空头支票，到这里撕开了。
李弥往后去了闽西、云南，后来又进入缅甸、老挝、泰国交界地区活动。一九五四年撤往台湾。一九七三年，他病逝于台北。
从陈官庄到青岛，路并不长，却足够把一个人的底色照出来。
淮海战场上，人民群众的小车推着粮食、弹药和伤员，推向胜利；另一边，李弥躲过炮火，藏过民宅，拿许诺换路条，最后钻进麻袋，被当作军粮运出检查站。
麻袋口一扎，兵团司令官就剩一个逃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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