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末年，阳谷县紫石街，武大郎拖着受伤的身体回到家中，面对的不是一场普通夫妻争吵，而是一个小人物无力摆脱的困局。此时的他并不知道，门外的西门庆已经逃走，身边的潘金莲也早已不再把这个家当作归宿。
很多人读到这里，都会替武大郎着急：妻子若是不守妇道，按当时的礼法，丈夫并非没有休妻的可能。既然留不住人，为什么不写下一纸休书，至少保住性命？
这个问题，不能只用“武大郎窝囊”四个字解释。
武大郎与潘金莲的婚姻，本身就带着强烈的不平衡。潘金莲原是清河县一户大户人家的使女，因为不肯顺从男主人，反遭报复，被“倒赔些房奁，不要武大一文钱，白白地嫁与他”。这不是寻常意义上的门当户对，更像是一次带有羞辱意味的处置。
对武大郎而言，却是完全不同的结果。
他原本只是靠卖炊饼度日的底层小民，身材矮小，容貌也不出众，忽然得了妻子、房产和嫁妆。在旁人眼中，这简直是捡来的福气。书中有人讥讽道：“好一块羊肉，倒落在狗口里。”话虽刻薄，却说明街坊并不认为这段婚姻平等。
潘金莲承受的是嘲笑，武大郎承受的则是更直接的羞辱。别人堵在门口调戏妻子，他不敢还手；妻子心中不满，他也没有能力真正约束。武松尚未回到身边时，武大郎在清河县几乎没有可以依靠的人。
他向武松诉苦：“清河县人不怯气，都来相欺负，没人做主。”这句话很关键。武大郎最在意的，未必只是潘金莲是否爱他，而是这个家庭能不能安稳地过下去。他没有解决矛盾的本事，只能寄希望于一个强大的兄弟。
搬到阳谷县，正是这种心理的体现。
武大郎遇到已经成为都头的武松后，明显松了一口气。武松在景阳冈打虎，名声早已传开，又掌管地方治安。潘金莲也明白这一点，她曾说：“人只道一个亲兄弟做都头，怎地养活了哥嫂。”在他们眼中，武松不仅是亲人，也是整个武家的靠山。
有意思的是，武大郎很可能把搬家后的平静，误认为夫妻关系已经改善。潘金莲暂时收敛，家门少有人骚扰，武松又住在家里，他便继续卖炊饼，继续相信日子能照这样过下去。
可潘金莲对武松的态度，很快暴露了她真正的欲望。她看中的不是武松能否保护家庭，而是武松高大、强悍、体面。勾引失败后，她反过来向武大郎说武松调戏自己，甚至提出：“你还了我一纸休书来，你自留他便是了。”
这其实是一次逼迫。
武大郎没有立即休妻，也没有当面追问清楚。他先去找武松，却碍于兄弟情面没有直截了当地盘问。武松离开后，他仍然选择沉默。这里既有懦弱，也有不愿相信妻子会欺骗自己的因素，更有一种现实盘算：一旦休妻，潘金莲带走嫁妆，自己又会回到孤身贫困的生活。
对一个没有田产、没有功名、没有家族支撑的人来说，休掉一个漂亮而富有的妻子，不只是感情上的割舍，也意味着财产和生活来源的重新崩塌。武大郎或许不懂得经营婚姻，但他清楚自己失去潘金莲之后，日子不会更好过。
宋代礼法中确有“七出”，淫佚被列在其中；同时也有“三不去”，用来限制丈夫任意抛弃妻子。潘金莲没有显见的娘家，婚姻又是被大户强行安排的，具体能否退回原处，书中并未交代。真正的问题在于，武大郎不是一个熟悉律法、能够独立处理家事的人，他更习惯忍耐和躲避。
所以他能想到的办法只有搬家，或者借助武松震慑旁人。
这也解释了他为何没有在潘金莲第一次露出不满时果断分开。武大郎不一定完全不知妻子心思，只是没有证据，也不愿承认。他听到郓哥说潘金莲与西门庆私通，仍要亲自去捉奸。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单凭传言休妻，既可能遭人耻笑，也可能使自己背上无理弃妻的名声。
遗憾的是，武大郎等到真相逼近时，已经没有退路。
西门庆踢伤他后，武大郎卧床不起。此时若休妻，谁来照看病体？若把潘金莲赶走，他既没有亲族可召，也没有能力独自处理后续。潘金莲正是抓住了这一点，表面上照料病人，暗中却与西门庆、王婆商议灭口。
王婆问他们究竟要做“一时的夫妻”，还是“长久夫妻”。这句话把事情从私通推向谋杀。西门庆担心武松回来追究，潘金莲也不愿失去改嫁西门庆的机会，于是砒霜被放进了药里。
武大郎临死前还在说：“我死自不妨，和你们争不得了。我的兄弟武二，你须得知他性格。”他把最后的希望仍旧寄托在武松身上，却没想到这句话反而加速了对方下手。
武大郎不休潘金莲，根本原因不是单纯的痴情。他想留住财物，留住家庭，也留住一个普通男人仅有的体面；更因为他缺乏力量，无法把“休妻”真正变成一种可执行的选择。潘金莲想要自由，武大郎想要安稳，西门庆想要占有，三个人的算盘撞在一起，最先付出性命的，只能是那个最无力的人。
潘金莲后来被武松押到县衙，王婆被凌迟，西门庆被武松杀死，武大郎的尸骨则被安葬在紫石街附近。这场婚姻没有谁真正得到想要的生活，只留下了一纸难以落笔的休书，以及一桩震动阳谷县的命案。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