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0月，湖南南岳，一份尚未送达军部的账册和一封写给新婚妻子的信，摆在了58师师长廖龄奇面前。此时的他已经被押解，罪名是“临阵脱逃、贻误战机”。廖龄奇知道，自己大概没有机会活着离开了。
他没有忙着为自己准备后事，而是把58师的军费、装备和物资逐项核对。账目清楚，分毫不差。随后，他提笔给妻子写信，大意是自己不能再陪她生活下去，希望她不要耽误青春。
这不是一个怯战军人的做派。
廖龄奇1905年出生于湖南祁阳，少年时便以聪慧出名。地方资料称，他幼年熟读经史，读书成绩一直很好。那个时代，许多受过教育的青年都在思考国家出路，廖龄奇也没有把读书只当作个人求取功名的阶梯。
1925年，他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同期同学中，有林彪、胡琏、张灵甫等人。黄埔校园里的训练并不轻松，廖龄奇却表现得十分突出，军事理论和实地操练都受到重视。对他而言，军校不是镀金之地，而是走向战场的准备。
北伐时期，廖龄奇已经担任基层指挥官。汀泗桥一战，吴佩孚部队据险固守，进攻一度受阻。廖龄奇率部冲击敌阵，硬是撕开了缺口，自己也在战斗中负伤，右臂留下残疾，后来只能用左手写字。
伤了一条手臂，没让他离开前线。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廖龄奇随第88师参加淞沪抗战。第88师是国民政府军队中装备和训练较好的部队之一，廖龄奇在战斗中的表现，使他从营、团级军官逐渐进入高级指挥岗位。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全面展开。第88师奉命进入上海战场，264旅旅长黄梅兴很快阵亡，廖龄奇接任旅长。此后八十多天，他带领部队在市区和郊外反复作战，阵地几度易手，伤亡极重，却没有轻易后退。
上海失守后，部队撤往南京。士兵疲惫，装备损耗严重，南京保卫战却紧接着开始。廖龄奇所部驻守雨花台、中华门一线，这里是日军进攻南京的重要方向。
战斗最激烈时，他经常到一线督战。部下两名团长先后战死，部队伤亡超过半数，仍坚持到12月12日接到撤退命令。南京最终失守，不能归咎于某一支部队的临阵退缩，更不能抹掉守军在极端条件下的抵抗。
廖龄奇的名声，也是在这些硬仗中形成的。
1938年兰封会战期间，第88师原本承担围攻日军第14师团的任务。战局变化后，师长龙慕韩擅自撤退，部队部署受到影响。廖龄奇虽然尽力收拾残局，却无法挽回整体失利。龙慕韩后来被处决，廖龄奇则转入第74军，先任第58师副师长，后升任师长。
有意思的是，廖龄奇并非没有缺点。他性格刚硬，眼里容不得无能之人，对上级也少有委婉。王耀武接任第74军军长后，两人关系逐渐恶化。廖龄奇常对王耀武的指挥提出尖锐意见，甚至出现不完全执行命令的情况。
军队里，能力可以赢得战功，却未必能换来人缘。
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爆发。廖龄奇当时因结婚请假，部队先由副师长张灵甫率领行动。第58师行军途中遭到日军空袭，损失不小。廖龄奇得知消息后，从江西万载一带赶回部队，9月26日前后抵达前线。
第74军奉命接替第26军防务，但第26军提前撤离，导致第74军抵达时，原有阵地已经出现缺口。局势很险，廖龄奇没有选择停守，而是指挥第58师向日军第6师团发动反击，迫使日军一度后撤，缓解了第74军正面的压力。
然而，战场不会因为一次反击就变得顺利。日军随后突破春华山一带，第58师侧翼暴露。第74军各部在激战中相继调整位置，第58师由于一直处在正面作战，撤退准备不足，被日军两个师团压迫。
廖龄奇只能带着残部突围。第58师伤亡接近四成，仍保住了建制。按照战场实际，这已经是十分艰难的结果。可他突围后没有按命令前往浏阳集结，而是把部队带到株洲整训，期间又离队回乡。这个举动，给了对手和上级留下口实。
会战结束后，蒋介石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第九战区指挥体系和第74军各部都存在责任，但廖龄奇平日得罪的人不少，最终成为最容易被推到台前的那个人。
会议上，有人指责他作战不力，也有人把防线失守归结为他的指挥。廖龄奇没有及时为自己辩解，反而表现得十分强硬。蒋介石问：“你还有什么话说？”廖龄奇回答：“战场上的事，不能只听一面之词。”
这句话并没有改变结果。
廖龄奇随后提出，希望调往陆军大学任职。在盛怒中的蒋介石看来，这被解释成了不愿再上前线。关于两人当时的具体争执，史料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但可以确定的是，廖龄奇很快被扣押，随后被以“临阵逃脱”等罪名处决，且没有经过完整的军事审判程序。
消息传到第58师，军官群体强烈不满。王伯雄、邓竹修、何澜等团级军官提出辞职，部队内部一度出现动荡。廖龄奇的部下并不认为他是畏战者，他们记得的是雨花台前的身影，也记得第58师在长沙战场上的突围。
蒋介石很快意识到事态严重，承认这是一起错案，按抗日阵亡将领标准给予廖龄奇抚恤，并将其安葬于南岳忠烈祠。为稳定第58师，余程万一度主持军务，张灵甫随后接任师长。
廖龄奇留下的，不只是一次错误判决，还有一支部队对长官失去信任后的震动。那本被他临死前核对过的账册，以及写给妻子的遗书，成了这位黄埔四期军官最后能够亲手整理的两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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