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3月18日清晨，昆明街头几十个报童飞奔着高喊："看报！看报！范军长遇刺！"
报童口中的“范军长”系原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范石生，他在前一天下午于昆明南城脚被当街枪杀，身中十三弹。
杀人者不是刺客，而是他结义兄弟杨蓁的长子杨维骞。案发后，杨维骞没有逃跑，而是径直走向附近的警亭，交出手枪，递上两封事先写好的书信——一封《泣呈龙主席》，一封《公开告各界》。昆明地方法院的档案记录，他见到警察第一句话是："我是凶犯，子报父仇。"
这桩血案的缘起，得从十四年前说起。
1925年，滇桂战争正酣。范石生率"定滇军"援桂，将龙云部滇军围困在南宁，胜利在望。他请来的总指挥，正是自己的金兰兄弟杨蓁。
杨蓁，字映波，云南昆明人，与范石生、朱德同为云南讲武堂特别班同学，三人曾结为兄弟。据杨蓁遗孀李时珍1939年8月在法庭上的追述，范石生当年"连派代表十余人，送信数十封"，请杨蓁到广东帮他打回云南。杨蓁起初劝他"云南人不打云南人，请他移兵北伐"，范回信说要回滇"实行三民主义，军政两长民选"。杨蓁"素重友谊，慨然到粤任总指挥之职"。
"定滇军"军部驻在广西武鸣县朱花坪，杨蓁与范石生同住关帝庙内一室。据范石生女儿后来的回忆，杨蓁因限期修筑工事，将团长李兴和以下连排长全部罚跪鞭笞，激变军心。1925年6月1日夜，一群官兵拥入住所，将杨蓁拖出庙外殴打，"怕他报复，就把他戕杀"，杨"在风雨中大声呼救"。范石生被拦住，说"你们不能打他，他是我请来的"，众人回他"军长，不关你的事"。
但杨家人的说法截然不同。
杨蓁夫人李时珍在法庭上的陈述是："十二三人伪装成叛兵入先夫卧室，向先夫发一枪，先夫连呼'小泉'，范反身向墙而卧，不发一语。"
她说杨蓁被拖下庙中数十级石阶，"背部被拖破，露出骨头，又被叛兵连刺数刀，完全变成一个血人"。杨蓁命随行副官连请范石生十数次，"范避不见面，仅派军医处长看了后，说伤不重"。
李时珍更指控，范石生"深恐先夫复活，出巨金收买一个军医护士，将先夫活活扼死"。
杨维骞也向法庭陈述："我父命副官请老贼数十次，请即派船送梧（州）医治，老贼始终不来。"
杨蓁之死，到底谁该负责？
当时在场的人各有各的说法。曾与范石生并肩作战的桂军首脑黄绍竑后来回忆，"定滇军"实行断烟整军，杨蓁"任劳任怨做恶人，范则在旁边做好人"，被责罚的官兵"纠众冲入司令部，将杨殴打重伤，范当时不但不制止"，杨尚未死，向范呼救，范也不救。
黄绍竑判断："有人说这次暴动是范石生暗中指使，因为回滇在望，先把第一个对手除去。"
另一位桂军首脑李宗仁的回忆更为谨慎："据说杨因操之过急，受部下之忌。也有人说，是范石生恐尾大不掉，授意部下杀的，然凶手竟逍遥法外，则是事实。"
云南人士安恩溥则直说："杨蓁被范石生杀害。"
而范石生方面的解释是，"先父顾虑大敌当前，内部不能再乱"，后来与唐军作战失利，"全军溃败，以致凶手终未能惩办"。
范妻吴石玲在法庭上说："杨蓁之死，乃因其治军过严，激变军心。"
杨蓁死后，遗体草草埋在广西。
李时珍带着七岁的长子维骞来到广州，广东国民政府为杨蓁公祭。据侯方岳回忆，周恩来后来曾叮嘱他关照范石生家属，但也说过："杨蓁的灵柩运到广州，蒋介石乃至粤籍部分将领就散布流言，硬说杨蓁是范石生派兵打死的，要杨将军夫人教育儿子长大了要子报父仇。"
这场公祭上，李时珍声泪俱下地宣读祭文，其中说："前年今日，尚接手书，而今年今日，惟余白骨，子哭父而不应，余哭夫而弗闻，呜呼痛哉！"
她后来向法庭陈述，曾"领带维骞，跪在范石生面前，苦苦哀求搬运先夫灵柩"，范"推三阻四"。她说："我对范言，映波为你死得不明，现我所要求你的，不过是运映波灵柩及惩办凶手，你俱不能办到，欺我太甚。"
范石生后来派军需处长来，"情愿筹备十万元作教养费"，李时珍拒绝："我绝对不忍心将他遗骨卖你的十万钱。"
此后十余年，杨家人始终未忘此仇。
杨维骞转学到昆明陆军军官学校第五分校，毕业后留校工作，每逢假日就与弟弟杨维襄到郊外练习射击。
1939年，范石生已回昆明，挂职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兼禁烟委员会委员，每天下午到小南城外的"日月大药房"坐诊。
3月17日下午，范石生坐着黄包车沿南城脚向东走来。等在城墙上的杨维骞与杨维襄直奔黄包车冲去，杨维骞举双枪连射。事后验尸，范身中十三枪，其中一枪伤及车夫吴星光。
案发后，昆明舆论哗然。
《云南日报》的标题是："范石生出诊遇刺毙命，车夫吴星光流弹击伤，凶犯杨维骞持书投案"。《朝报》称："杨维骞兄弟替父报仇，范石生被刺殒命"。
《益世报》直接用了"惊人仇杀案"四字。
《民国日报》报道："前军长范石生氏，昨街头遇刺殒命。"
范家当晚向蒋介石呼吁"按律严惩，以彰国法"，同时请省主席龙云"依法严惩"。三天后再致函龙云，称"该凶犯杨维骞弟兄，值此抗战紧张之际，不以国仇为重，竟敢于军警林立之下，明目张胆，强暴凶残，谋杀军职人员，实属目无法纪"。
蒋介石来电称："顷悉石生兄惨遭意外，念革命之旧勋，痛故人之永逝，噩耗传来，惊悼殊深，特电驰唁。"随后发治丧费三千元。
行政院长孔祥熙赠赙金一千元。
何应钦、陈诚等纷纷发来唁电。
宋子文写成诗体祭文，称赞范石生"善于用兵，卓著功勋；不爱钱不怕死，既爱兵又爱民"。军事委员会致函司法部，要求"讯明依法严惩"。
但杨维骞的自首书，把案件拉向了另一个维度。
他在《泣呈龙主席》中说："先父惨遭奇冤，未得申雪，为人子者，问心有愧……爰乃决定替父报仇，其他不遑顾及。"
《公开告各界》书则详细列举了范石生受恩于杨家的往事："予父与老贼系本省讲武堂特别班之同学；予父在陆军步兵第七团长任内，老贼充任中校团副，故予父又系其直接长官；老贼赴贵州谋事期间家用缺乏，其双亲由予父代为供养三年之久；老贼在滇川边界被匪掠去，全赖予父竭力营救脱险，故予父又系老贼之恩人。"
他指控范石生"既杀其人，复加以恶名"，"中国立国之道，自来皆以孝为本。故为国、为家、为社会除此恶贼"。
随着案情喧嚷开来，各报记者立即采访双方。
范的家属代表对《朝报》记者说："值兹抗战建国之大时代，大我胜于小我，国仇甚于家仇。即使杨某真对范氏有仇，亦似不宜出此下策。"
范的大女儿对《益世报》记者说："余父生前，从未对余言杨三爷半句坏话，常告余杨三爷与余父之友谊笃厚，讵杀余父者竟为杨三爷之子，实出余意料之所不及。"
杨维骞的长姐则对记者说："当余父每年逝世纪念日，全家吃素，以示不忘父仇，维骞今日复仇，是他之夙愿。"
1939年8月7日起，昆明市地方法院在庆云街公审此案，旁听席上座无虚席。记者报道，范妻吴石玲"愁容满面，大有悲不自胜之慨"，而杨维骞"完全学生气派，供状时态度沉着"。
控辩双方争论的焦点有三。
第一，范石生是否主谋杀害杨蓁？
吴石玲说"民夫尚挽救之不暇，抑何有于主谋之可疑"。李时珍则指控，杨蓁责罚李兴和后，"范私招该团长抚慰，并且授意该团长：'如欲解决汝等困难，非冒大不韪不可。'该团长会意，连夜招集党徒宣布：'奉军长面谕处置杨蓁。'"
她还说，若非范主谋，为何"始终不惩办凶手"。
"定滇军"警卫团团长李正方也在法庭上质疑："若非范主谋，当时为何不制止？主管长官卧榻之傍，出此大坏纲纪之事，成何事体？"
第二，杨维骞是否构成自首？
范家称"自称为自首各节，全非事实"，"希图减轻刑事之责任，并沽孝子之名，掩饰其罪恶以欺骗社会"。
被告律师徐铸反驳，案发地"距肇事地点咫尺之处有一城墙缺口，且又身怀利器，何不从该缺口处出城逃走？"
昆明市警察局致函法院证实，警士钱志道、邵光汉"闻听枪声，循声驰往查，看见杨维骞迎面而来，向警察称：'我是凶犯，子报父仇。'且查所呈冤单，确系早日预备，决心于报仇后呈案自明，并非临时掩饰，似足证明自首。"
第三，凶犯到底几人？
车夫吴星光作证："见有两个人在车后面，有一个穿长衫、一个穿短装。"警察钱志道作证："穿长衫的交与我两支枪，并拿出一张自首书来，既后，穿黄衣裳的到。"
审判期间，《云南日报》发表了读者评论。有人批评杨维骞"不知道'报国即所以思亲'的正确释义"，"代代报仇，循环不已，将如何得了呢？"
也有人说："他是错误了，但错误中有时也会有说不出的苦衷。可是杨维骞在抗战最紧张的时期，去实行他狭隘的'孝'的使命，这是他没有把时代的使命认清楚。"
1939年9月21日，昆明市地方法院判决：杨维骞杀人自首，处有期徒刑九年零五月，褫夺公权九年；杨维襄预备杀人，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一月，缓刑三年。附带民事诉讼，由杨维骞赔偿被害人家属殡葬损害费国币二千五百元。
这个判决在当时已属从轻。1943年5月，国民政府议决特赦杨维骞，理由是"其杀人行为，固干法纪，而年少志纯，出于孝思，奋身不顾，衡情殊属可原"。
关于这桩案子，朱德后来的评价是："杨蓁耿直而欠委婉，忠厚而不讲策略，善于攻敌而不善于团结中下级军官，清高廉洁而不善于团结同僚，疾恶如仇而不善于助人改过，操之过急，遭致惨死，太可惜了。"
侯方岳回忆，朱德调查后认为杨蓁"确实不是范指使人打死的"，但这个说法在时间上存疑——1939年12月朱德尚在太行山，而范石生已死，两人不可能在韶关聚谈。
云南解放后，范石生女儿范木兰曾任云南省政协委员，杨维骞曾任省文史馆馆员。
当年南城脚下的枪声，最终没有赢家。范石生身中十三弹倒在黄包车里，杨维骞坐了几年牢后获特赦，而杨蓁究竟死于兵变还是主谋，各方至今各执一词，没有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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