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秋，河北任丘大苟各庄，高士一站在被日军烧毁的村落前，看着逃难的乡亲，第一次把“家业”与“国难”放在了一起衡量。
高士一出身地主家庭。父亲留下的土地很多，分家时，他得到了一份颇为丰厚的产业。按常理说，这样的人完全可以守着田产过日子，但他并没有把自己关在高墙之内。
他会和长工一起下地，也懂些医术，常给贫苦百姓看病。年轻时，他还曾到少林习武。地方上的人对他的印象，不只是“有钱”，更是仗义、能办事。
九一八事变后，高士一通过收音机和报纸了解时局。东北迅速沦陷，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令他十分震动。他曾对家人说：“国都守不住，家产又能保多久？”
这句话，后来在日军制造的惨案面前有了更加沉重的分量。
1937年9月下旬，日军一支运输队经过娘娘宫村时，试图上岸滋扰。村中救国会负责人率先开枪示警，乡亲们随即关闭街巷，凭借熟悉地形展开抵抗。附近村民闻讯赶来，日军遭到夹击，最终被击退，并遗留下枪械。
日军没有就此罢休。随后，在飞机掩护下，大批日军对周边村庄进行报复，烧屋、杀人，造成大量百姓流离失所。高士一亲眼见到惨状，心里明白，侵略者要夺走的并不只是土地，还要让百姓失去活路。
他找到河北人民自卫军的负责人高顺成，明确提出参加抗日。高士一此前曾救过高顺成，因此双方并不陌生。经李晓初、侯玉田等人了解情况后，组织决定任命他为河北人民自卫军第五路总指挥。
委任状交到手中时，高士一表明了态度：“国家有难，不能只顾自家。”
回到家后，他把指挥部设在自家庭院，拿出现金、粮食和物资支援部队。妻子也拿出个人积蓄，承担后勤事务。此时，他的儿子高万德已经参加革命，一家人几乎把生活全部放到了抗日队伍上。
真正的阻力，却来自家族内部。
高士一的三哥高士芬担心祖业尽失，曾劝他不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兄弟之间因此发生争执，连前来联络的侯玉田也一度被高士芬扣留。
高士一没有退让。他对三哥说：“没有国，哪里来的家？”
在他看来，土地、房屋和积蓄固然重要，可日军已经打到家门口，若民族沦亡，再大的庄园也只是一处任人焚毁的空壳。高士芬最终放走了侯玉田，但两家关系也因此疏远。
这件事传开后，任丘一带受到很大震动。一个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竟然带着全家抗日，普通百姓很受触动。有人参军，有人捐粮，有人拿出枪械。到1938年初，第五路已发展到三千余人；当年4月，队伍扩大到八千多人。
高士一的价值，并不只在于带来一支队伍。
冀中不少地方人士当时处于观望状态，他们既担心日军报复，也顾虑共产党是否会接纳自己这样的出身。高士一的选择让他们看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非一句空话。只要愿意抗日，来自不同阶层、不同经历的人，都有可能成为共同抗战的力量。
此后，这支部队经过整编，成为八路军第三纵队独立第一支队，后又改称独立第四支队，高士一继续担任主要领导。他率部在冀中平原同日伪军作战，逐步控制部分水上交通线，部队也在实战中得到锻炼。
有人想拉拢他。
国民党方面曾许以职位、军饷和装备，日本方面也派人劝降。高士一没有接受。日军见利诱无效，便把矛头指向高家庄园，甚至抓捕他的侄子，企图逼他就范。
威胁传来后，高士一并未交出部队。他说：“要抗日，就不能拿亲人的性命换自己的投降。”
日军杀害其侄子并焚毁高家场后，高士一又把尚未烧毁的房屋自行拆毁。他要让部队和乡亲明白，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也不会留下供敌人利用的产业。
1939年1月，贺龙、关向应率八路军第一二〇师进入冀中。高士一所部划归第一二〇师，整编为独立第一旅，他被任命为旅长。
贺龙早已听说他毁家抗日的经历，见面时详细询问。谈到家产、亲人和部队时，贺龙握住他的手说：“你放弃优裕生活上战场，很不容易，我佩服你。”
这句评价，分量很重。
高士一原本来自旧式地方社会，年龄也比许多红军干部大。贺龙因此专门交代部下，要尊重他的职务，认真听取意见，生活上也要照顾好他。若有矛盾，应当通过团结和协商解决，不能因出身不同便轻视他。
1939年2月，高士一加入中国共产党。对他而言，这不是身份上的简单变化，而是多年抗日选择得到确认。
1942年，独立第一旅进驻陕北绥德。毛泽东得知高士一到来后，点名接见。谈及他的过去，毛泽东关切地问：“因为有这样的经历，工作中有没有人排挤你？”
高士一回答：“没有。老干部和新干部相处得很好，大家都尊重我、帮助我。”
毛泽东听后点了点头。这个问题看似平常，实际问的是部队内部能否真正做到团结，也问的是一个有特殊经历的人，能不能在新的组织中安心工作、发挥作用。
解放战争时期，考虑到高士一年事渐长，组织安排他转入晋绥军区后勤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参与西北财经和政务方面的工作，后来担任国务院参事。
1968年，高士一在北京病逝，终年74岁。那个曾经拥有大片土地、又亲手毁掉家产的河北人，把一生最关键的选择，留在了抗日烽火与人民军队的队伍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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