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8月21日，北京人民大会堂，意大利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面对邓小平，抛出了一个看似关于画像、实则涉及历史评价的问题：“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会挂多久？会一直挂下去吗？”
这个问题并不突兀。法拉奇住在北京民族饭店，往返途中，只要经过长安街一带，就能看到天安门城楼中央那幅巨大的毛泽东画像。对外国记者而言，它是北京最醒目的政治符号之一；对中国人而言，它又不仅仅是一幅画像。
邓小平没有回避。他的回答很明确：会永远保留下去。不过，其他地方悬挂毛主席像的数量可以减少，不能到处都挂，否则反而会失去庄严感。
话说得平实，却分量很重。
当时的中国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改革开放已经启动，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逐步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外界普遍关心一个问题：中国在改变发展道路和治理方式之后，将如何评价毛泽东及其历史地位？
法拉奇显然抓住了这个敏感处。她不是单纯想知道一幅画像的保存期限，而是在追问：一个正在走向新阶段的国家，是否会重新看待自己的创建者？
邓小平的回答没有把毛泽东神化，也没有因为现实需要而轻率否定。他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是中国人民从黑暗走向光明的重要引路人。他还特别强调，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这番话的关键，在于“历史功绩”和“现实政策”并不是一回事。中国可以纠正工作中的错误，可以调整发展战略，也可以对历史经验作出更深入的总结，但不能因此抹去新中国建立的历史基础。
天安门城楼上的画像，正是这种历史连续性的一个具体象征。
1949年开国大典前夕，天安门城楼经过修缮，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周令钊承担了绘制毛泽东画像的任务。他根据毛泽东的照片反复观察面部特征，赶在典礼前完成了画稿。
画像悬挂前，聂荣臻曾提出，毛泽东画像衣服上的扣子应当扣好，以符合开国大典的庄重气氛。周恩来观看画稿时，又建议在画像下方写上“为人民服务”几个字。画面因此不只是个人肖像，也带有鲜明的政治寓意。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幅画像与开国大典同时进入公众视野，从此成为天安门最重要的视觉标志之一。
有意思的是，画像并非从1949年起就全年悬挂。新中国成立初期，通常是在国庆等重大节日和重要庆典期间悬挂。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才逐渐成为长期悬挂的固定安排。
画像也不是一成不变。由于长期暴露在户外，受到风沙、雨雪和日晒影响，画面需要定期重新绘制和更换。承担这项工作的画家并不只有一人，画稿在尺寸、神态和细节上也曾作过调整，但整体形象始终保持庄重、端正、平和。
天安门城楼在更早时期，也曾悬挂过其他政治人物的画像。袁世凯时期，城楼上出现过袁世凯画像；北伐以后，孙中山画像曾被悬挂于此，国民党统治时期也出现过蒋介石画像。那些画像随着政治局势变化而更替，只有毛泽东画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固定下来，并延续至今。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北京举行追悼活动，其画像曾在天安门城楼悬挂一天。这属于特殊纪念安排，并不是城楼长期悬挂外国领导人画像的惯例。
法拉奇的采访之所以受到关注，还因为她本人向来不按常规提问。她采访过多国政治人物，问题尖锐，常常直指对方最难回答的地方。面对这样的记者，邓小平并没有准备一套空泛的套话，而是把中国的历史、现实和未来政策放在同一个框架中回答。
8月23日，两人又进行了一次谈话。临别时，邓小平以轻松的口吻问她：“我的考试及格了吗？”法拉奇回答：“太精彩了。”这几句对话很短，却说明现场气氛并非剑拔弩张，而是在坦率交锋中保持了克制。
法拉奇后来评价邓小平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对她而言，那次采访的价值不只是获得了几段精彩回答，更在于看到了一个正在改革、却没有切断自身历史根脉的中国。
天安门上的画像因此有了双重含义：它纪念的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建立新中国的历史功绩，也提醒人们，国家的政策可以调整，社会的面貌可以变化，但历史形成的根基不能凭一时风向任意改写。邓小平给出的“永远”，回答的正是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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