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四川万县兴和顺旅馆外，罗南辉刚准备与地下党同志接头，便察觉屋内异常。旅馆过分安静，既没有住客进出，也没有接头人开门。多年地下工作的经验告诉他，这个地点已经暴露。
他转身准备离开时，叛徒带着军警从四周围了上来。枪口已经对准，硬闯显然没有机会。面对盘问，罗南辉故意装出普通小商贩的模样，声称自己只是来做买卖的。
敌人没有相信，很快将他押走。审讯时，对方直接问：“你是共产党吧？”
罗南辉回答：“我是。”
这句承认，反而让审讯人员愣住了。按常理，地下党员被捕后都会尽量隐瞒身份，眼前这个人却答得干脆，像是完全不懂得害怕。
敌人继续追问他在党内负责什么，罗南辉便说自己只是交通员，受水烟铺老板雇佣，平时送送书信，每天还有几角钱的报酬。他把自己说成一个只想挣口饭吃的跑腿人，甚至在刑具摆到面前时，故意表现得惊慌失措。
这不是胆怯，而是判断。
罗南辉知道，敌人真正想查的是地下组织的联络关系和人员名单。只要让对方认定他只是外围交通员，审讯便不会继续深入。长期从事兵运和地下工作的经历，使他明白，危险关头不能只靠勇敢，有时还要让敌人看见他们期待看见的样子。
审讯报告送到王陵基手中后，罗南辉被判处一年监禁，关进反省院。王陵基是当时四川军政系统中的重要人物，对共产党人的活动极为警惕。罗南辉虽然没有被立即处决，却始终处于被怀疑的状态。
一年刑期很快过去，反省院却没有马上放人。敌人担心他若真是共产党，出狱后便会重新开展活动。罗南辉被困在里面，外面的组织联系不上，里面又无法直接传递消息，处境并不轻松。
有意思的是，他没有急着申辩，反而给王陵基写了一封“求留”的信。信中大意是说，自己在牢里住得不错，外面局势混乱，出去后未必有饭吃，希望长官不要急着把他赶走。
狱警把信递上去后，王陵基看完十分恼火。狱警试探着问：“他是不想出去了？”
王陵基反问：“难道把反省院当成慈善机构了？”
随后，他下令立即放人。对罗南辉来说，这个看似荒唐的举动，恰恰是一次成功脱身。走出监狱后，他没有停留，马上设法联系党组织，报告被捕、审讯和关押期间的情况。
这场牢狱之险，并不是罗南辉革命经历中孤立的一页。1908年，他出生于四川成都西郊农民家庭，早年在水烟铺做工。1926年，因生活所迫加入川军江防军第二十八军第七混成旅，成为一名普通士兵。
1927年，部队驻扎彭县期间，他接触到党组织，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在军队中从事兵运工作，团结下层士兵，组织士兵开展斗争。对罗南辉而言，军队不只是谋生之所，也逐渐成为改变现实、发动群众的重要阵地。
1929年6月29日，第七混成旅在遂宁、蓬溪交界的大石桥起义，罗南辉担任营长。起义部队一度攻占蓬溪、南部等地，并开展分粮、清理苛捐杂税等工作。由于四川军阀联合围攻，部队最终未能站稳脚跟，罗南辉转入新的地下工作。
1930年10月，广汉起义爆发。10月25日晚，起义部队控制广汉部分地区，随后成立广汉苏维埃政府，罗南辉担任警卫大队队长。起义军原计划向绵竹山区转移，建立根据地，但广汉距离成都过近，邓锡侯等部迅速调兵堵截，形势很快恶化。
10月28日，起义部队进攻绵竹受挫。缺乏重武器、弹药补给困难，加上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武装不断袭击，部队被迫分散转移。起义失败后，反动势力在广汉大肆搜捕，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遭到逮捕、杀害。罗南辉返回成都后，又被派往川东开展工作，最终在万县落入敌手。
出狱后，他没有因危险而退缩。1932年，罗南辉担任南充中心县委书记，深入农村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反对苛捐杂税、抗粮抗捐的斗争。当地反动团总何义普企图借儿子婚礼诱捕党组织和群众干部，阴谋被提前识破后，罗南辉等人决定将计就计。
11月25日，婚宴照常举行。游击队员以宾客身份进入，先控制敌方武装，随后发动行动，摧毁了当地反动组织。此后，罗南辉率部与红四方面军会合，部队编入红军序列。
1933年10月，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王维舟任军长，罗南辉任副军长。川陕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期间，他曾负责指挥部队阻击敌军，在装备和兵力并不占优的情况下，连续抵抗多路进攻。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开始转移，罗南辉担任第三十三军代理军长，负责后卫任务。1936年1月，第三十三军与红五军团一部合编为红五军，罗南辉任副军长。长征最艰苦的阶段，他一直在部队中承担作战指挥和掩护任务。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准备在会宁、静宁一带会师。红五军奉命在华家岭阻击国民党军，掩护主力行动。战斗打响后，敌军反复冲击阵地，红军顽强坚守。
激战两个多小时，敌机突然投入战场。罗南辉在华家岭遭到轰炸，身负重伤。即使伤势严重，他仍询问部队情况，牵挂的不是个人安危，而是阻击任务是否完成。
1936年10月，罗南辉牺牲，年仅28岁。徐向前得知消息后，对这位部下的牺牲深感痛惜，称其为红军中的优秀指挥员，并评价他的献身精神“比华家岭高”。这句话，留在了有关华家岭战斗的历史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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