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重庆发现一具戴脚镣的遗骸，鉴定结果确认身份：就是失踪48年的红军师长
1934年冬，贵州印江一带，王光泽带领黔东独立师在敌军封锁中寻找突围方向。对这支活动在黔东地区的红军部队来说，最难的并不只是缺粮少弹，还要在地方武装、保安团和川军的层层追堵下保存力量。
黔东独立师承担着牵制敌军、掩护转移和维持地方革命力量的任务。王光泽当时担任师长，同时是红六军团的重要指挥员，年纪不到三十岁，却已经长期处在战斗一线。师长这个职务，意味着他既要部署行动，也要承担部队分散后的联络责任。
部队突围受阻后，人员不得不分散行动。这样的分散并不等于脱险，熟悉地形的地方武装往往通过搜山、盘查和追踪，寻找掉队人员。王光泽就是在这一阶段被识破身份，随后遭到拘押。关于他被捕的具体经过，现有材料并不完整，能够确认的是，他最终被押往川军田冠伍部驻地。
被俘红军干部的处境，和普通士兵并不相同。地方军政力量往往把他们视为掌握组织情报的“重要人物”，审讯重点集中在部队番号、活动区域和联络关系上。王光泽身份特殊，自然成为重点看押对象。相关记载显示，他没有因威逼利诱而交代红军情况。
1934年11月末至12月间，王光泽被押解到酉阳县一带。12月21日清晨，他在邬家坡被秘密处决。关于处决命令的具体来源，不能仅凭后来的传闻下定论，但地方军队对被俘红军干部采取秘密处理，正是当时严酷政治环境的表现。
这件事之所以长期没有形成完整记录，与处决方式有关。死者没有公开身份，也没有正常安葬，遗体被就地掩埋，知情者又多有顾忌。战争年代，许多失踪人员只能留下“未归”二字，战友既无法确认生死，也难以继续追查。
王光泽的战友段苏权，解放后一直没有放弃寻找他的下落。多年过去，能够提供的线索越来越少，相关档案也存在缺失。对段苏权而言，王光泽不是名单上的一个名字，而是共同战斗过、在突围中失去联系的同志。
转机出现在1982年夏天。酉阳县山林整理过程中，村民发现一具埋藏多年的遗骸。遗骸的双脚仍带着铁镣，镣具部分嵌入胫骨，清理时需要使用工具。现场状况说明，死者生前曾遭到长期严密看押，而非普通刑事案件中的遇害者。
当地文物和党史工作人员随即介入调查。遗骸附近没有完整墓碑，单靠现场无法确认身份，调查人员只能把遗骨、镣铐、衣物残留和地方口述材料放在一起比对。老农杨先富提供的一条线索十分关键：多年前，他曾在邬家坡附近见过一名被押往刑场的红军干部，随后听到枪声。
口述证词不能代替档案，却能帮助研究者锁定地点和范围。杨先富的回忆与遗骸发现地相互印证，使调查不再停留在“无名尸骨”层面。文物专家赵林等人对遗骸和铁镣进行检验，再结合红六军团黔东独立师的人员资料，王光泽的身份逐渐清晰。
段苏权接到通知后参与核实。他根据战时相处经历，对王光泽的职务、失踪时间和突围路线作了回忆，并与已有资料进行对照。身份认定并不是凭一句话完成，而是遗骸特征、埋葬地点、目击证言和历史档案共同作用的结果。
1982年的这次发现，补上了王光泽失踪四十八年的关键一环。遗骸和脚镣提供了物证，杨先富留下了地方记忆，段苏权则连接起战友关系与红军名册。经过调查确认，王光泽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并列入英烈名册。
一副铁镣不能说明全部历史，却足以提醒人们：战争中的失踪，并不意味着事实消失。对于王光泽而言，1934年12月21日留下的是生命终点；对于后来的历史整理者而言，1982年的遗骸发现，则让这位黔东独立师师长终于有了明确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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