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9年7月，元上都开平附近的柳河川，明军副将军常遇春在北征归途中突然患病，没过多久便去世了。这个消息传到南京时，朱元璋几乎不敢相信：刚刚攻下开平、威震漠北的战将，年仅四十岁，竟倒在了胜利之后。
常遇春的死，史书只留下“暴疾卒”三个字。后世却常用“卸甲风”解释这场猝死：常年披甲作战，身体积热，战后骤然脱去铠甲，又遭受寒风侵袭，最终导致中风或急性疾病。
这说法未必能当作确切诊断，却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古代将士的铠甲，尤其是札甲、铁甲，重量往往不轻。人在剧烈厮杀时，甲胄既是护身之物，也像一层密不透风的外壳，汗水和热量很难迅速散出去。
战斗结束后，最忌讳的往往不是继续穿甲，而是突然改变身体所处的环境。浑身发热时猛然迎风，或者马上饮冷水、冲凉、卧在阴处，都可能让疲惫不堪的身体承受更大刺激。古人没有现代医学知识，只能把这种突发疾病归为“风”“寒”或“中风”。
但常遇春的身体，恐怕早已不是表面看起来那么强健。
他早年曾在濠州一带做过盗贼，后来投奔朱元璋。关于两人的初次相遇，史料与传说交织颇多，较为可靠的事实是，常遇春在和阳一带加入朱元璋军队，并很快在渡江作战中显露锋芒。
当时元军据守长江北岸，义军多次进攻都没有打开缺口。常遇春主动请战，乘小船直冲敌阵。元军长枪林立，难以近身，他却借着敌军兵器跃上岸去，迅速撕开防线。朱元璋见状，立即派兵接应。
有人问：“此人从哪里来，竟敢这样冲阵？”
朱元璋起初也不太信任这个突然投来的壮汉，甚至说他只是来军中混饭吃。常遇春没有争辩，只用一场战斗证明了自己。此后，他从普通武人一路升为先锋，再成为朱元璋最倚重的副将军。
有意思的是，常遇春和徐达的长处完全不同。徐达善于统筹，重视阵法、粮道和进退；常遇春则以猛烈突击见长。徐达负责把敌人逼入困局，常遇春负责在关键处一锤击下。
鄱阳湖大战中，陈友谅部将张定边曾率舰队直扑朱元璋座船。朱元璋的船一度搁浅，局势十分危险。常遇春赶到后，并没有慌乱，而是先问：“张定边在哪里？”随后张弓放箭，射伤正在指挥的张定边，迫使敌船退却。
这种临阵果断，是常遇春最可怕的地方。可同样的性格，也让他始终改不掉亲自冲阵的习惯。朱元璋多次提醒他，统帅大军不能再像普通士卒一样冒险。常遇春口头答应，到了战场却还是冲在最前面。
1368年北伐时，徐达率主力进取中原，常遇春负责配合作战。河南塔儿湾一战，常遇春再次单骑冲入敌阵，元军骑兵从四面围来，他仍杀出一条路。明军见主将深入，随即跟进，战局由此被打开。
这不是偶然的勇猛，而是多年形成的作战方式。常遇春相信速度，相信冲击，也相信自己能够从最危险的地方杀出来。青年时代，这种打法让他屡建奇功；到了中年，旧伤、疲劳和长期劳损叠加，风险自然越来越大。
开平之战后，常遇春率军追击元军，缴获大量马匹、牛羊和车辆。北方夏季昼夜温差明显，军队又在长途行军和连续作战中消耗巨大。常遇春多年披甲，身上伤病不少，战事结束时很可能已经处在极度疲惫状态。
需要说明的是，正史没有明确记载他“因为立刻脱甲而死”，也没有留下具体症状。所谓“卸甲风”，更多是后人根据军旅经验和传统医学观念形成的解释。真正原因，可能与突发性脑血管疾病、心脏问题、感染或长期劳累有关，不能简单归结为一个动作。
朱元璋听到死讯后，写下“忽闻昨日常公薨，泪洒乾坤草木湿”。这位一生少有流露软弱的君主，对常遇春的去世格外震动，并追封其为开平王。
常遇春并非没有缺点。他性情刚烈，战场上过于冒进，对俘虏和百姓也曾采取严酷手段。但在朱元璋创业最艰难的岁月里，他确实是那个敢于冲开缺口、敢于承担风险的将领。
铠甲能挡刀箭，却挡不住积累的伤病；勇气能改变战局，却不能替身体偿还长期透支的代价。柳河川的那场“暴疾”，留下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传奇结论，而是一位猛将戎马生涯突然中断的历史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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