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陕西西安，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前来拜会程潜。会面原本是为了解决抗日战场上的摩擦，谁也没有料到，程潜随后介绍的一名国民党中将，竟让彭德怀当场变了脸色。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的压力越来越大。日军占据交通要道和大中城市，国民党军队与八路军之间，却又因为防区、兵员和地方控制权产生矛盾。
其中，山西的局面尤其复杂。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115师在平型关伏击日军，取得全国抗战以来的重要胜利。这场战斗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也让八路军在华北站稳了脚跟。
可胜利之后，新的问题很快出现。八路军进入山西敌后，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部队规模和影响力不断扩大。对阎锡山而言，日军是外部威胁，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却触动了他的地方利益。
这种矛盾，并没有因为国共合作而消失。
阎锡山名义上坚持抗战，实际上却始终警惕八路军和山西新军的发展。晋军与八路军之间多次发生冲突，部分部队甚至以整编、收编为名，限制抗日武装的行动。
彭德怀对此十分恼火。
他不是不能忍，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忍。抗战大局面前，八路军不能因为局部冲突主动破坏统一战线。但如果一味退让，敌后抗战的生存空间就会越来越小。
有一次，彭德怀对身边人说：“打日本人是大事，内部不能先乱起来；但谁也不能借合作之名，逼得我们无路可走。”
这句话，正是当时八路军处境的写照。
彭德怀随后把目光放到了程潜身上。程潜当时担任天水行营主任，在国民党军队的指挥体系中，山西第二战区属于其管辖范围。更重要的是，程潜在国民党将领中声望较高，处理问题相对顾全抗战大局。
彭德怀与程潜虽然政治立场不同，却有过接触，也彼此知道对方的脾气。一个直截了当，一个周旋于复杂派系之间，谈不上完全相同，但都不愿看到日军尚未驱逐，内部先陷入消耗。
彭德怀赶到西安后，程潜亲自接待。两人没有过多寒暄，很快谈到山西的局势。
彭德怀说：“我不要求他们帮八路军，只要别在背后下手，别让抗日队伍自己打起来。”
程潜听完，沉默了片刻。他清楚，自己虽然名义上能够约束阎锡山，但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蒋介石对各地实力派也并非能够完全控制。许多事情，命令发下去是一回事，能不能执行又是另一回事。
不过，程潜仍答应召开会议，重申合作抗日的原则，要求各部队避免摩擦，不得破坏抗战部署。
会议结束后，程潜没有立即让彭德怀离开。他说还有一位将领，希望介绍两人认识。来人名叫何绍南，时任陕西方面的保安部队将领，军衔为中将。
程潜显然是带着善意介绍的。他认为，何绍南长期在陕西活动，熟悉地方情形，今后或许能够减少误会。
何绍南走进来时，彭德怀的表情却突然冷了下来。
这个人，他并不陌生。
在陕北工作期间，何绍南曾参与针对共产党地方组织和抗日群众的行动。按照有关回忆材料，国民党方面有人把陕北群众的抗日活动视为共产党扩大影响的渠道，因而采取了严厉的封锁和镇压措施。
一些地方武装还曾冒充八路军，袭扰百姓，借机制造军民之间的误会。群众一旦反抗，便遭到抓捕甚至杀害。这样的做法，不仅伤害地方民众，也直接破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彭德怀最不能容忍的，正是这种表面合作、暗中拆台的做法。
何绍南还没有来得及走近，彭德怀已经跨步上前。只听“啪、啪”两声，两个耳光落在何绍南脸上。
屋里顿时安静下来。
程潜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赶忙上前阻拦：“老彭，有话慢慢说。”
彭德怀没有立刻回答，怒气仍未消退。他盯着何绍南说：“你在陕北做过什么，自己清楚。抗日的时候，不去对付日本人，倒拿老百姓和抗日队伍开刀，这算什么抗战？”
何绍南脸色难看，却没有当面争辩。程潜这时也明白，彭德怀的怒火并不是因为私人恩怨，而是针对背后伤害群众、破坏合作的行为。
这两个耳光当然不能解决国共之间的根本矛盾，也不可能改变各方的政治立场。但在当时的谈判场合，它传递出的信号极其直接：八路军可以顾全大局，可以避免内战，却不会把群众生命和部队生存当成可以随意牺牲的代价。
程潜后来继续出面斡旋，要求有关方面收敛行动，避免扩大冲突。何绍南在陕北的活动，也受到了一定约束。
西安这场会面，表面看是一次失控的冲突，背后却牵扯着抗战时期最棘手的问题：面对共同敌人，合作必须维持；而合作若没有底线，也会变成对抗日力量的牵制。彭德怀的两记耳光，打在何绍南脸上，也把这层矛盾毫不客气地摆到了桌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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