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晶，湖南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媒介文化与智能传播；
王语粲，湖南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媒介文化与家庭社会学。
［摘 要］文章从青年“媒介化断亲”实践出发，重点考察数字媒介如何介入并重塑家庭亲密关系中的边界协商、情感实践与权力结构。研究发现，“断亲”背后是青年基于媒介可供性对家庭亲密关系进行选择性调节与再配置。家庭责任逐渐脱离以道德命令为核心的刚性约束；情感表达亦通过稳定的线上互动获得更高的可见性与回应性；家庭权威则由单向支配转向协商分配，父母角色成为更具情感回应性的“情感密友”，关系交往模式也相应由“权威—服从”转向“亲密—协作”。在此意义上，“亲”的确立日益依赖于关系双方在媒介化交往中的互动与联结，传统亲缘网络逐渐内收并向以代际关系为核心的亲密共同体凝聚。文章尝试揭示数字化进程中个体对家庭关系治理的实践形态，以期为理解当代中国家庭亲密关系的再生产提供经验视角。
［关键词］家庭亲密关系；媒介化断亲；亲密共同体；情感实践
一、引言
近年来，“断亲”逐渐成为青年群体中的高频话语，其所指涉的家庭关系变化也成为公共讨论中的重要议题。在数字社会的日常生活中，亲属身份与情感亲近之间的传统相关性正在经历重构，“何以为亲”随之成为一个需要被重新追问的问题。“亲（親）”字在《说文解字》中释为“至也。从见榇声”（许慎，1997），本义是感情深厚、关系密切，强调一种亲密可被看见的情感联系。就其语源而言，“亲”既可指向基于血缘或姻缘的亲属身份，也常被用来描述关系双方在情感层面的亲近程度。长期以来，“亲”的成立主要依托稳定的亲属体系与代际秩序，其合法性更多源于血缘或婚姻所赋予的身份位置，而非依赖于情感互动与主观亲密感受。随着社会结构转型与生活方式的变迁，这种以身份为基础的“亲”开始松动。
具体来看，“断亲”表现为一种青年对原有社会关系的理性“脱嵌”。从逢年过节时亲属的往来疏离，到微信中对部分亲戚的屏蔽、免打扰甚至删除，这类关系实践体现为青年在情感与空间双重维度上完成对关系的选择性重置（蒋建国，2024）。在高度媒介化的社会情境中，人口流动与地理分散削弱了家庭共同生活的空间基础，家庭关系的维系逐渐从空间共享性体验转向分离状态下的媒介互动。对于处于人生转折阶段的青年而言，教育、就业与成家压力的叠加，以及家庭互动中持续存在的情绪劳动与角色期待，使其开始有意识地运用媒介手段，对家庭关系进行主动筛选与调适。本文所讨论的“媒介化断亲”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媒介的关系治理实践，即青年群体通过媒介手段对家庭亲密关系进行阶段性、情境化治理的社会实践。其核心在于对亲密边界、互动节奏、情感投入强度的调控与再分配，使“亲”的范围、强度与意义在日常操作中不断被重写。
基于此，研究将青年“媒介化断亲”实践作为经验入口，将家庭亲密关系作为研究焦点。本文关注的家庭亲密关系重点考察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的代际亲密关系，以及青年群体与扩展家庭（Extended Family）成员之间的亲密关系调节实践，夫妻关系不在考察视野内。因而，文中对代际关系、亲属关系等概念的使用，均服务于对家庭亲密关系之生成、调节与重组过程的分析。本文探讨家庭成员如何通过日常媒介实践主动经营、调节与重构彼此的情感联结与归属认同，从而凸显“亲”作为一种关系状态所具有的实践性与情境性。当家庭亲密关系日益依赖不同时空的媒介互动来维系时，“亲”的边界如何被重新划定？当代际关系不再是单向的权威与服从，而是呈现出协商、调节与共同治理的特征，家庭中的责任、情感以及权力又如何被重新组织？围绕这些问题，本文通过考察数字媒介如何介入家庭亲密关系的日常建构来探讨当代青年如何在新的技术条件与社会环境中，以更具反思性与操作性的方式，重新回答“何以为亲”。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方法
（一）家庭亲密关系研究：从“亲属身份”到“亲密实践”
亲密关系（Intimate Relationship）最初由心理学研究提出，用来描述个体之间基于情感依赖与互相影响所形成的稳定关系类型，研究对象多集中于伴侣或恋爱关系。随着该概念被引入社会学与家庭研究领域，其解释力被扩展到亲属关系与家庭互动中。不同于具有选择性的伴侣间的亲密关系，家庭内部的亲密关系往往依托既定的血缘或姻缘结构，具有明显的先赋性、稳定性与义务性。社会心理学家罗兰・米勒从关系特征出发，将亲密关系概括为“了解、关心、相互依赖性、相互一致性、信任以及承诺”等要素，强调亲密的维系有赖于长期互动与情感投入（米勒，2015）。在早期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中，许烺光（2017）通过“情境中心”与“个人中心”的区分指出，传统社会中的亲密关系以家族为中心展开，个体主要通过儒家角色伦理进入关系网络，关系的建立具有非选择性特征。因此，“亲”首先是一种被社会承认并规范化的关系身份，而非情感意义上的亲近程度。
在现代社会中，基于个体意愿与情感选择的亲密关系观念，与传统以角色与秩序为基础的亲密形态相异，“有亲属之名”并不等于“有亲密之实”。费孝通（2004）将“亲密”理解为“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感觉”，强调亲密并非先赋存在，而是依赖具体互动逐渐生成。唐莲子（2025）进一步指出，现代社会中的亲密关系是以“需要”为前提进行的理性选择行为，具有短期性、便捷性与不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脱嵌于社会规范与制度结构的制约。这在一定程度上松动了“亲”作为固定身份的理解，也提示研究需要从具体互动与实践过程入手，考察家庭亲密关系是如何被确认、强化，或在特定情境中被削弱的。
在中国家庭亲密关系的多重形态中，代际关系构成观察“亲”与亲密关系张力的一个典型场域。既有研究倾向于从“结构—规范”的视角强调代际关系的稳定性，将其界定为基于血缘、姻缘与收养关系的纵向抚育、赡养、继承、交换与交往关系（王跃生，2008），并通过“反馈模式”揭示出父母抚育与子女赡养之间的双向循环（费孝通，1983）。近年来，代际亲密关系互动逐渐引起关注。有研究指出，代际亲密并非单纯围绕权威与服从，还包含跨越代际边界的情感依赖、语言交流等深层互动（向一丞，2024）。当然，本研究并不意在将家庭亲密关系等同于代际关系本身，而是尝试通过代际日常互动，揭示家庭亲密关系中“亲”如何从先赋身份转向需要被实践和确认的关系状态。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家庭需要在不确定性环境中对亲密性进行重新配置。“家”作为情感共同体与意义载体仍继续发挥作用，“爱”则构成家庭亲密关系最具经验形态的情感维度（王苏，2008）。这种情感并非自动生成，而是需要在具体互动与关系实践中被不断维系与确认，这也为进一步从媒介化日常互动出发理解家庭亲密关系的再生产提供了理论空间。
（二）数字社会家庭亲密关系的媒介化治理
既有关于亲密关系的研究可分为两个取向：一是围绕社交平台展开，关注线上虚拟空间中亲密关系的建构与维系；二是立足现实生活空间中的亲密关系，考察其在数字媒介介入下的转型。本文所讨论的主要是后者，即家庭亲密关系如何在媒介化日常中被重新实践与理解。已有研究指出，中国家庭结构呈现出更强的流动性与去中心化趋势，其关系运作方式经历着现代化变迁的持续重构（刘汶蓉，2016）。微信、抖音等数字媒介通过重塑家庭成员的沟通路径与互动方式，塑造并强化了夫妻、亲子、婆媳等多重家庭关系形态，建构出突破时空限制的“云端之家”（孙信茹、王东林，2021）。这类研究不仅拓宽了“家”的概念外延，也推动了家庭亲密关系从以面对面共在转向以技术中介为基础的媒介化存在（张雪霖，2025）。媒介技术在丰富情感传递方式的同时，也成为建构亲密性的核心维度（丁东等，2025）。涂凌波、杨靖毅（2025）指出，媒介作为“看不见的手”塑造关系走向，为家庭关系治理创造了新条件。一方面，媒介突破了时空限制，使亲情在“虚拟共在”中得以延续；另一方面，媒介提升了关系的可控性，亲密、疏离乃至阶段性中断均可通过媒介操作渐进式完成。基于此，当代家庭关系中的“断亲”常以媒介化形式显现，因为当下家庭关系的确认、表达与维护越来越依赖平台环境。
随着微信等数字平台深度嵌入家庭日常交往，其技术逻辑已深度嵌入家庭关系的建构中，并重新定义了何为“在场”、如何“关心”、怎样才算“亲密”。相关研究发现，家庭成员通过游戏等媒介实践更新家庭内部的权力边界，并在情感交换中增强代际认同；青年在“数字反哺”中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家庭话语权，一定程度上撬动了以亲代为中心的传统代际等级结构（王朝阳、王润玙，2025；罗昊、季卫兵，2025）。尽管“权力下降论”指出，现代社会老年人家庭权威存在弱化趋势（白淑英、刘欣，2022），但更多研究倾向于将这一变化理解为家庭权威结构由等级化向协商化调整。在此过程中，家庭内部平等协商的特征逐渐显现（叶光辉、杨国枢，2009）。综而观之，现有研究已经开始关注“断亲”中的关系疏离与退场现象，但是对数字社会转型背景下家庭成员如何运用媒介策略调节关系边界与互动强度，以及“亲”如何由先赋身份转向实践性、可协商的关系状态，仍缺乏系统阐释。本文以青年“媒介化断亲”实践为经验入口，探讨数字媒介如何成为家庭亲密关系治理的重要资源，并重塑“亲”的内涵与家庭亲密关系的再生产。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将“何以为亲”作为核心问题，从青年“媒介化断亲”现象出发，探讨在数字媒介深度嵌入家庭交往的情境中，青年如何重新界定“亲”的边界与意义，如何用媒介手段实现家庭亲密关系的内涵重构及实践转向。
本研究采用网络参与式观察与半结构式深度访谈两种方法，以增强对媒介化家庭互动情境的理解。本研究通过在豆瓣“当代家庭关系冷眼观察小组”等小组展开网络参与式观察，重点关注青年围绕亲属往来、人情压力与家庭互动等议题的讨论。在此基础上，通过滚雪球与定向招募相结合的方式，邀请了16名出生于1995—2004年、在近三年中有过媒介化断亲行为的青年进行半结构式访谈。其中女性8人、男性8人，年龄介于22~31岁，涵盖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群体，职业类型多样。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本文采用匿名化处理方式，根据性别分别以G（女性）和B（男性）进行编号，并按访谈顺序编码（如 G01、B02等）。访谈重点考察数字技术介入家庭亲密关系的管理实践，内容聚焦日常家庭互动经验、数字媒介在家庭关系中的具体作用，及其对家庭责任、情感交流与代际关系变化的理解等。
（男性）进行编号，并按访谈顺序编码（如 G01、B02等）。访谈重点考察数字技术介入家庭亲密关系的管理实践，内容聚焦日常家庭互动经验、数字媒介在家庭关系中的具体作用，及其对家庭责任、情感交流与代际关系变化的理解等。
三、“亲”的边界协商：媒介化家庭互动中的亲密关系界定与配置
“媒介化断亲”作为本文的经验切入点，可视为一种基于媒介技术的关系边界管理。边界理论通常被用来概括个体如何通过划定与维持边界，以简化环境、维持秩序（Nippert-Eng，1996）。结合对受访者的深度访谈可以发现，在媒介化家庭互动中，“亲”的边界在数字语境下遭遇持续协商与调整，家庭成员通过弱化连接、调控信息与角色分工等方式对亲密关系的范围、强度进行重新界定与配置。
（一）连接管理：“永久在线”压力下的情境性疏离
梅罗维茨指出，电子媒介不仅改变了信息传递方式，而且重构了人们所处的社会场景，由此生成新的互动规范（梅罗维茨，2002）。当以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介入中国关系社会时，其相对封闭、强关系导向的传播特性与既有的亲疏秩序、角色期待相互嵌合。高连通性与高响应性逐渐成为理性的人际互动标准，人们往往在发送消息后期待尽快收到对方的回应（Kalman et al.，2010）。家庭互动被嵌入一种“永久在场”的压力中，回应的及时性被赋予明确的关系意义。由于微信并未设置明确的“已读”提示，互动双方无法准确判断对方是否看到消息、是否有条件回应。这一技术特征为回应实践留下了弹性空间，也使回应间隔成为一种可以被解释、被协商的互动线索（成倩，2025）。“已读乱回”“延迟回复”“已读不回”是受访青年反复提及的三种常见应对态度。受访者在是否回应、如何回应的问题上，往往综合考量关系亲疏、情境紧急性以及信息内容的敏感程度。这种基于情境的差异化回应，使青年得以在“永久在线”的压力下，实现一种有控制的“情境化失联”（杜莉华、吕行，2024）。
“我嫂子在老家上班，平常就喜欢在朋友圈晒自己的精致生活，也经常在微信群里炫耀自己孩子多有出息。她对我现在的工作也不太认可。碰到她发这种消息，我一般将消息设成免打扰，有空再回个表情包。但如果爸妈给我发消息，哪怕再忙我也会先回一句，免得他们担心。”（B08）在这一叙述中，父母仍被置于亲密关系的核心位置，其消息回应被视为一种不可轻易搁置的情感责任；而对于亲密边缘的其他家庭成员而言，“延迟回复”或“已读乱回”则成为关系维持在浅层低频的方式。中国社会的关系分为“情感性关系”“工具性关系”“混合性关系”三种类型（黄光国，2010），在前者（如父母及其他主要养育人）中，连接被视为亲密与责任的直接体现，回应迟缓往往会引发个体的道德不安。“像我爸妈，还有从小看着我长大的那些长辈，我要是不回消息，就会觉得这样做不对。”（B09）而在以礼节性往来为主的工具性关系中，消息回应的及时性并不被赋予过高的情感期待。“但有些亲戚，说白了就是逢年过节打个招呼，聊的话题也就是寒暄一下。那我晚点回，大家心里其实也都有数。”（B09）这种“心里有数”并非仅来自单方面的主观判断，而是长期互动中关系双方通过不再追问、话题转移以及降低互动频率等方式共同维系而成。回应的延迟、模糊或静默并未指向关系的断裂，而是在“永久在线”压力下，青年群体对家庭亲密关系进行低强度调整的日常机制。
（二）信息调控：私人空间的分层展演与再划定
美国学者佩特罗尼奥认为，在传播的过程中，交往双方需要不断协商管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边界（殷俊、冯夏楠，2015）。在数字社会中，信息的可见性成为青年调节亲密关系边界的重要策略。在以“强关系”为特征的微信场域中，随着其他弱连接关系的加入，原本基于熟人社会建立的社交边界逐渐变得模糊。微信好友不等同于现实中的“熟人”，相当一部分亲戚属于虽为好友但缺乏实际互动的“熟悉的陌生人”（张杰、马一琨，2022）。分组管理、个别屏蔽以及定向可见设置，使个人生活成为一种可选择性开放、分层展示的信息资源。朋友圈由此从统一的展示空间转变为依据关系远近、角色期待与互动风险而被分层开放的私人空间，“是否可见”成为家庭互动中一项需要反复权衡的亲密议题。
对青年而言，信息过度可见并不必然带来理解和亲近，反而可能引发比较、评议甚至道德审视。结合利昂·费斯汀格提出的“社会比较理论”，在朋友圈这一高度可视化的环境中，这种比较不可避免地被嵌入人情与面子秩序中。一条关于消费、工作或生活状态的动态，容易脱离原有语境被解读，甚至成为亲人之间的谈资。“刚到上海工作时，我攒钱买了一个奢侈品包，本想发朋友圈记录一下，但发布前忘记屏蔽大姑了。她特别爱教育我让我省钱，还经常把这些事跟别人说。一想到她看到了，其他亲戚迟早也会知道，我就干脆将朋友圈设成分组可见。”（G05）
在长期异地与代际沟通受限的情况下，朋友圈还承担着向家庭成员汇报近况的功能，但这一展示同样是经过筛选和过滤的。“现在的工作导致我作息很混乱，很多时候家人就通过朋友圈了解我在干什么。我一般‘报喜不报忧’，会有意识地给他们呈现比较稳定、积极的一面，情绪波动或压力大的内容基本不发。至于那些平时几乎不来往的亲戚，他们看朋友圈更多是比较或评价，我索性什么都不让他们看到。”（B12）信息调控并不只是简单的隐私保护，更是使用可见性的权力来进行关系管理与自我呈现的边界实践（孟鸽，2022）。通过对“谁能看见”“看见什么”的数字化操纵，青年在家庭网络中实现了关系的分层展演，并动态划定亲密关系的边界。
（三）角色共谋：“高风险”关系的家庭协作式规避
乌尔里希·贝克指出，现代社会的“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Morgan，2011）。在数字媒介环境下，风险往往借由日常化、碎片化的形式渗入家庭关系内部。原本用于维系亲属情感的微信平台，在涉及金钱、责任与期待等议题时，逐渐转化为风险流动与压力传导的通道。访谈显示，这类风险主要集中于两类情境：一是围绕土地房产、借贷等利益产生的长期纠纷；二是以亲缘名义持续索取资源、制造情绪负担的关系互动。此类风险在个体与某位亲戚之间发生的同时，也不断外溢并侵蚀家庭整体的亲密关系结构。青年一代往往率先识别风险并产生关系回避倾向，而父辈则更多承担来自亲属网络的直接压力，成为风险外溢的主要承受者。“媒介化断亲”在这里更多以家庭内部协作的方式展开，通过共同调整对外关系边界，来缓冲风险对家庭亲密关系的冲击。
“2008年我爸去了上海打拼，后来赚了些钱，在村里算是过得不错。因为常年不在老家，土地和宅基地慢慢被他几个兄弟占了。为此大家经常吵架甚至动手……我爸起初还念着兄弟情，后来实在寒了心。最终我们家达成共识：不再在群里吵，能不联系就不联系。”（B02）“去年我动手术急需钱，本来觉得堂哥能帮一把，结果他却故意失联。之前他三番五次跟我们家借钱，我们都帮过。那次之后我就知道这种关系靠不住，跟家里说以后不要再跟他来往了。”（G06）
相较于父母一代强调“人情”与“面子”，青年一代更擅长从个人承受与长期影响的角度对关系互动进行风险与成本评估。这一判断并非天然获得家庭认同，而是在持续的媒介互动与情绪消耗中，经反复沟通逐渐达成共识。“刚开始我也觉得毕竟是亲戚，不回消息不太礼貌。但他总是半夜发微信，一聊就是抱怨或者要帮忙，久了真的很消耗我的精力。后来我把聊天记录给爸妈看，他们才意识到这真是个麻烦。”（B11）当某一亲戚被家庭共同识别为“高风险”对象后，个体层面的媒介调节往往难以独立完成边界维护。“仅靠我自己在微信里屏蔽或冷处理，是不够的。”（B10）一位受访者在多次经济援助赌博成性的表弟未果后，与父母共同决定终止联系，“帮他是情分不是本分”一语反映出家庭对消耗性亲缘关系的理性判断与行动共识。当“情分”持续转化为消耗甚至伤害时，家庭以“止损”为原则，将“亲”的责任边界限定在可持续的范围内。传统“情”的价值在对“亲”的重新界定中，被锚定在家庭亲密关系的稳定与成员的长期福祉之上。
四、“亲”的内涵重构：责任、情感与权威的三重实践转向
“亲”既以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纽带为基础，也依赖持续的责任担当与日常互动所形成的生活之“实”（周恬恬、苗国，2024）。情感为关系提供正当性与黏合力，“实”则通过可被感知的行动让“亲”变得具体。当社会流动与数字媒介改变了关系互动的时空条件时，“亲”的判断标准与实践方式开始在责任、情感与权威三个层面发生系统性转向。
（一）责任实践：从道德义务转向情感联结的内生驱动
在传统家庭伦理框架中，“责任”是一种带有强烈规范指向的道德结构。无论是父母对子女的抚育责任，还是子女成年后对父母的赡养义务，责任的内容与履行方式均内嵌于家族结构与孝道伦理中。这种家庭责任往往通过照料、陪伴等具体行为来完成，并以家庭成员在时间与空间上的长期共处为前提（吴小英，2020）。随着教育流动、就业迁移与居住空间分离的常态化，传统依赖身体共在的责任实践难以继续展开。已有研究将基于通信技术展开的善待长辈的行为概括为“媒介化孝行”（陈宇恒，2023），其本质是传统孝道在现实约束下的适应性转化。在本研究中，对于无法实现身体在场的流动青年而言，数字媒介介入了家庭责任的履行，也重塑了责任被感知、评估与确认的方式。高频、稳定的媒介联络逐渐成为家庭成员衡量责任被充分履行的重要依据。“当初我离开家来云南读书时，家人嘱咐我要常打电话回去。现在我基本上每周都会打一次视频，平常也会发语音。不一定跟他们聊什么重要的事，就是让家人知道我一切都好。”（G01）相应地，一旦这种媒介联系出现中断，责任失衡便会被迅速感知，甚至转译成情感层面的不安。“我有段时间赶项目很忙，连续两个礼拜没跟家里联系，朋友圈也没发。凌晨我妈突然打电话哭，说梦到我出事了，翻遍朋友圈找不到我最近的状态。那一刻我特别愧疚，对我来说只是太忙没顾上，可对她来说就是悬着的心一直没落下来。不联系本身就是一种失责。”（G05）
随着责任实践被持续嵌入媒介互动之中，其正当性来源开始脱离以孝道为中心的单向道德命令，呈现出“孝而不顺”和“去责任化”倾向，即责任履行更多建立在亲情关系的自然延展之上（刘汶蓉、李博健，2020）。受访者B09的经历提供了较为典型的说明。作为成年后长期异地工作的孩子，随着父母年事渐高，他更强烈地感知到责任的重要性，其理解方式也发生变化。“我在爸妈手机里设置了紧急联系人，家里也安装了网络摄像头。平时我隔三岔五地点开看看，也能第一时间知道他们的情况，说白了就是惦记吧。不在身边，总想多看两眼，心里才过得去。”（B09）“在外工作这些年，偶尔过年回不去，总担心自己没尽到做子女的本分。去年实在走不开，我就提前在微信家庭群里跟爸妈说清楚工作安排。春节那几天，我在群里开了两次视频通话，还和他们共享屏幕一起看春晚、唠嗑。后来慢慢发现，其实只要多跟他们分享日常、多回应几句，他们心里就踏实多了。”（B12）在流动性与媒介化共存的现代社会，责任既未被放大成持续陪伴的要求，也不因空间分离而自动失效。相反，它在频繁沟通与互动中被不断确认、衡量与调整。正是在这种具有弹性和回应性的责任实践中，“亲”作为一种关系状态被不断生产与再确认。
（二）情感实践：从角色约束到情感自主的表达重塑
长久以来，受儒家文化与礼治秩序影响，“亲”的情感实践高度依附于“父慈子孝”的伦常框架。青年在“懂事”“孝顺”的文化期待下，既扮演被照顾者，又承担赡养者角色，但个人的、差异化的真实情感却难以获得正当的随意的表达空间（周飞舟，2015）。因此，他们常陷入情感表达的双重困境——既被期待积极回应家庭情感，又在既有结构中被限制表达自我。家庭内部普遍存在情感失语与表达错位的现象。“跨年夜我特意踩点给我爸发祝福，希望他看到会开心。结果第二天一早他打电话问我怎么这么晚还没睡，是不是在玩游戏，又开始‘年轻人作息要规律’的长篇大论。我知道他是好意，但这种习惯性说教让我觉得是在被管束，而不是被关心。”（G14）“之前我在网上挑了条珍珠项链送我妈，她其实是高兴的，不然也不会拍照发到群里。但她又一直在群里说‘又贵又难看，纯属瞎花钱’，好像不挑些毛病就显不出家长的姿态。”（B11）这种“拐弯抹角”的方式，本质上是传统情感表达的延续——情感被习惯性地包裹在否定式话语、玩笑式责备或功能性评价中，青年的情感意图在父辈权威话语的再解释下被反复冲淡。在传统家庭情感实践中，青年并非缺乏情感能力，而是缺乏自主表达的合法性空间，也并非排斥亲密关系，而是在既有话语结构中难以以“情感主体”的身份被看见。
随着家庭现代化及个体化进程的推进，家庭互动开始出现“情感分流”的现象，即情感表达开始突破伦理秩序的约束，为更具表达性和平等性的情感互动腾出空间（李永萍，2025）。数字媒介不仅拓展了沟通渠道，也为家庭成员提供了更具可见性与回应性的情感互动空间。在这一空间中，家庭亲密关系呈现出情感导向与生活本位特征。“工作后，我们家主要靠三人的家庭微信群沟通。当面不好说的话，在线上反而更容易开口。辞职换工作时我在群里说了自己的迷茫，我爸很快回复‘你做什么我们都支持你’，还发了一个加油的动漫表情，这种话以前很难从他们那里听到。现在群聊除了日常问候外，我们会主动聊聊心情，我妈还学着用年轻人流行的表情包来回应，感觉关系更亲近了。”（G05）对于青年而言，媒介互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表达自主性，他们能根据情感需求选择表达的方式和节奏。与此同时，父母一代也在不断调整话语表达习惯，逐渐成为能够倾听并参与情绪分享的“情感密友”。在这种双向调整中，情感在持续的表达与回应中不断确认与累积，家庭亲密关系也呈现出动态生成、持续滋养的特征。
（三）权威实践：从“权威—服从”到“亲密—协作”的关系模式转向
在传统家庭主义框架中，家庭权威集中体现为对家庭成员拥有惩戒权、财产权和主婚权。围绕这一权威核心，长辈在承担家庭责任与义务的同时，自然获得家庭内部的声望与权威（阎云翔，2016）。随着社会流动加剧、家庭资源获取路径日益外移，这种以代际地位与资源集中为支点的权威机制开始面临挑战。教育拓展、就业迁移与经济独立显著提升了个体在生活决策中的自主性，家庭权威难以再通过单一地位优势持续运行，而是更深地嵌入具体事务的协作中。“家里人这几年经常担忧我的婚姻大事。以前他们唠叨，我只能听着，心里很烦。去年我换了工作，不在一个城市了，他们就只能在微信上催一催，不用面对面。我的压力小了不少，反而能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聊得多了，他们也慢慢愿意听我解释，不再只是单方面催。有时候他们说得有道理，我也能接受，不一定非得谁说服谁。”（B16）值得注意的是，受访者B16并非完全否定父母的意见，而是将原本以劝导与施压为特征的单向命令转化为双向讨论。家庭权威逐渐脱离代际差序中的压制性运作，呈现出“亲密—协作”的新特征，亲子双方在共同应对问题的过程中形成新的权力与情感平衡。
在家庭互动日益平台化的背景下，微信等数字媒介成为家庭权威重新调整的重要场域。年轻一代借助数字技术获得事实上的判断权与指导权，甚至在特别议题上实现关系权威的倒置（向一丞，2024）。这种权威通过长辈评价中的“可靠”“专业”被逐步确认，家庭成员在各自擅长的领域中逐渐形成互补与共认的协商性权威。“家里的各种微信群基本都是我建的。爸妈看到一些可疑的信息都会第一时间发给我，让我帮忙看看，我会找一些官方号的科普信息发给他们。久而久之他们就习惯先问我了，觉得我更加可靠。”（B11）协商性权威并不意味着家庭权威的高度扁平化。一旦涉及熟人社会规则、人情往来等经验化的事务时，拥有生活经验与社会资源的一方仍发挥着关键作用。“妈妈刚来北京陪我待产时，像智能家电使用、线上买菜这些数字产品她不熟，都会跟我学着用。但真正遇到生产、坐月子以及育儿的具体事务，我还是更多地依赖她。孩子满月、周岁要怎么准备，亲戚之间要如何联络、回礼要注意什么，我基本都要先问一下她的意见。”（G15）在持续的互动中，家庭权威在不同事务中灵活调配，成为保障家庭运作顺畅与情感稳定的资源。这种协商性权威削弱了将“亲”与服从、牺牲简单绑定的传统理解，使其建立在相互理解、分工协作与情感信任之上，并为当代家庭亲密关系的稳定与延续提供了关键支撑。
五、“亲”的再生产：
媒介化亲密关系实践的结构性影响
数字技术对家庭日常的持续嵌入，使得围绕责任、情感与权威展开的协商性实践逐渐沉淀为稳定的关系结构，并进一步重塑了家庭亲密关系的整体形态。“亲”的再生产并非单一维度的改变，而是关系尺度、亲密模式与家庭重心在媒介逻辑驱动下的系统性重组。当代中国家庭的亲密关系，正从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相对稳定的伦理共同体，转向以核心家庭为情感内核、以媒介协作为纽带、兼具流动性与凝聚力的亲密网络。
（一）关系尺度的重组：血缘、情感与价值的秩序重编
伴随人口流动常态化与家庭互动媒介化，个体日益成为关系的主动管理者，依据自己的“需要”对关系进行理性选择。情感强度、互动密度、关系价值及关系风险等因素，构成个体判断“谁是亲人”的重要尺度。正如韦伯所说，现代社会的关系互动更多体现工具理性的特征，个体倾向于将外界期待视为实现自身目标的条件或手段（韦伯，1997）。这种理性化倾向使得“亲”在血缘身份的基础上，依据情感体验与价值判断的交互被重新排序。“小姨在我们当地人脉很广，从小家里就很希望我能跟她搞好关系……但我跟她一直聊不来，她以前总夸国外好，移民后更爱跟我们炫耀。现在除了微信上逢年过节问候一句外，我们私下基本没联系，我也不想花额外的时间和精力去维系。反倒有个远房的表姐跟我比较亲，虽然她在外地工作，但我们经常在抖音上互相分享视频，平时也有共同话题。”（G01）
在这种理性化的关系秩序中，当持续的情感投入与负面互动带来的消耗超过血缘身份对应的义务底线时，原本基于血缘的关系尺度可能发生变化。“小时候跟舅舅一家关系好，平时也聚得多。但这几年他开始推销保健品，不光自己陷进去，还三天两头往微信群里发广告，经常让我们帮忙买、帮他拉人。我妈既要应付他，还得跟其他亲戚解释、打圆场。后来我们实在被折腾得够呛，只好慢慢疏远。如今除了家中大事外，基本不联系了。”（G07）血缘与名分依然存在，但亲密关系的内涵已被持续的冲突与情绪风险掏空，并被压缩为一种最低限度的责任维系。血缘只是进入亲缘网络的起点，责任、情感与价值重构所释放出的协商空间，使家庭亲密关系呈现出分层化与差异化的结构形态。
（二）亲密模式的形成：以情感协作为核心的家庭团结
随着家庭内部责任、情感与权威实践的转变，单纯以节庆往来或仪式履行为代表的传统义务，已难以独立支撑亲密关系的维系。与此同时，家庭成员在日常互动中逐渐形成以情感协作为核心的新型亲密模式。情感协作是指家庭成员在数字媒介的持续联结下，通过理解、感知和回应彼此的情感状态，在事务分担与情感支持的交织中共同维系关系。尽管家庭规模持续缩小、居住形态趋于核心化，但中国家庭的代际支持网络仍保持较高的稳定性，并呈现出“代际团结的上升”趋势（刘汶蓉，2021）。传统伦理性家庭被重构为更注重实用导向的“功能性家庭”（李永萍，2018），亲密关系的建立与维系被锚定在具体事务的协作、情感的双向流动与需求的相互回应之上。“妈妈退休后开始玩抖音，平时会发一些养花、做饭的视频。工作压力大时，她会@我看搞笑视频，我也会发养生的内容提醒她注意身体。我们经常在抖音里互动，分享生活感受。虽然没住在一起，但感觉仍然是在一起生活、一起应对压力。”（G07）
同时，媒介化的亲密模式显著弱化了传统意义上“分家”所隐含的关系断裂，使家庭关系能够超越生活空间的界限，在跨家庭、跨地域的分离状态下保持可激活、可运作的连接状态。“我爸和叔叔早年分家后，两家平时基本没什么往来，逢年过节碰面也只是客套几句。去年爷爷摔伤需要人照顾，我爸建了个微信群把叔叔一家拉进来，大家在群里商量轮班安排和注意事项。有了这个群以后，两家人感觉亲近了很多，真切体会到家人就是要在难处互相搭把手。”（G04）家庭团结不再主要依赖形式上的“聚在一起”，而更多体现为具体事务中彼此回应、相互支持的能力。由此形成的家庭亲密模式，显示出中国家庭关系正走向一种兼具伦理底蕴与实践弹性的新形态——它既延续了代际连带与家庭整体利益的伦理传统，又融入平等协商、功能互补与情感投入的现代观念。
（三）家庭重心的内移：代际亲密共同体的向心凝聚
在公共讨论中，“断亲”常被理解为亲缘关系的松动甚至萎缩。但在具体家庭实践中，有学者指出“断亲”的本质更接近“选亲”过程（阎云翔、康岚，2025）。当青年有选择地从泛化、低密度的亲缘网络中抽身，家庭内部的情感与责任资源并未消散，反而向核心亲子关系集中——亲缘网络的“外部降温”与亲子关系的“内部升温”，共同指向家庭重心由外向内转移。家庭不再是无限外延的伦理共同体，而是围绕核心代际单元展开的协作共同体，其运行体现为一种贯穿家庭生活的“情”“义”“利”的混合实践（Chen，2023）。“爸妈以前对家里的侄儿、外甥特别上心，总觉得老了以后能有个帮衬。现在我们这些小辈都分散在各地工作或求学，平时就微信上过节时客套两句。今年堂哥做生意要借钱，我爸也在电话里拒绝了，说钱要留给我读书用……这几年家里的花销都是围着我转，从前他们指望亲戚照应，往后这些事理应由我来扛起。”（G06）
家庭资源向核心单元集中，并不意味着支持来源单一化，而是亲缘网络的再整合。新家庭主义背景下，代际亲密关系由“单系偏重”转向更具弹性的“双边型”支持格局（段美娟、卢婷，2025）。夫妻双方与各自原生家庭保持均衡的联结，双方父母围绕子代家庭展开协作，交替出场、相互补位，共同构成更具弹性的代际支持网络。“我们婚后专门建了一个双方父母都在的‘家有儿女’微信群，方便一起讨论家务事。买房时，我爸妈和公婆在群里商量着一起分担首付和装修费用，我们每周都会在群里发装修照片进行讨论。孩子出生后，也是两边轮流过来带。现在和其他亲戚的联系少了很多，逢年过节群里发个红包就算问候。父母还是将更多心思放在我们这个小家上。”（G15）随着新家庭主义的兴起，围绕子代家庭展开的日常互动，将多代人逐渐纳入同一核心单元，小家庭由此成为代际资源配置与责任协作的重要节点。媒介不仅强化了这种以小家庭为中心的运作方式，也在加速个体化进程的同时，推动“过好自己的生活”成为家庭成员共享的价值取向。这一取向既包含对子代家庭稳定与幸福的支持，也意味着对个体自主性的尊重。传统家庭观念中的“亲子一体”与现代社会强调的个体自主实现了新的平衡，“代际关系紧密”与现代性影响下的“亲密关系纯粹”是并行不悖的（陈静、于志强，2025）。原本外延广泛的亲缘网络逐步内收为对核心代际关系的共同珍视与维护。代际亲密共同体在一次次“被看见”“被回应”的媒介互动中，逐渐积累起稳定的情感联结，并最终沉淀为对“家”的归属感。
六、总结与讨论
本文所讨论的“亲”并非静态的亲属身份，也非宽泛的亲密情感，而是以血缘或家庭制度性身份为基础，通过关系双方持续的互动、责任履行与情感回应，被共同建构并感知为“亲近”的关系状态。对当代青年而言，“何以为亲”逐渐从一个理所当然的存在转化为需要在具体互动中不断回答的现实问题。费孝通曾指出，中国家庭具有“弹性伸缩”的特征（费孝通，2017），能够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不断调整其边界与重心。在数字媒体的介入下，这种弹性以新的形式延续下来。血缘与亲属连带仍构成家庭关系的伦理底色，但关系的具体运作则越来越依赖媒介互动来激活与维系，表现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去传统化”过程。“亲”呈现出一种“变”与“不变”并存的状态。具体而言，“亲”的内涵在责任、情感与权威三个维度上均发生了内在调整：家庭责任逐渐脱离刚性规范，演变为可感知、可协商的具体实践；情感表达借助媒介获得更高的可见度与回应性，青年拥有更大的表达空间，父母角色也更多转向“情感密友”；与此同时，家庭权威也由以往的单向支配转向协商分配，代际关系更加凸显出“亲密—协作”的互动特征。在媒介化互动的持续嵌入下，“亲”通过关系尺度的重组、亲密模式的更新与家庭重心的内移，完成了从伦理身份向实践性关系状态的结构性再生产。由此形成的家庭亲密关系既延续了家庭伦理内核，也融入了现代家庭关系中的平等协商、情感合作与边界意识，呈现出一种更具韧性与适应力的新家庭形态。
正如吉登斯所强调的，平等、尊重、信任、沟通是良性亲密关系发展的目的和方向（吉登斯，2001）。理解当代中国家庭中的“亲”，不仅需要关注到其在媒介语境下的重构，也应警惕当亲密关系过度依赖程序化沟通与技术维系时，可能被简化、工具化乃至“效率化”，陷入亲密关系的“麦当劳化”困境。“何以为亲”显然不是能够一次性回答的问题，而是需要伴随家庭生命周期与媒介环境变化被反复提出与重写。未来研究可通过纵向追踪，考察媒介实践对代际支持、情感积累与家庭韧性的持续影响，从而更深入地理解数字媒介是如何在重塑家庭亲密关系的同时，持续生成新的关系议题与社会张力的。
责任编辑:邢婷婷
《当代青年研究》202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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