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春，四川叙永，十六岁不到的柳岳继瞒着父母报了名。她那时还不懂“军旅生涯”几个字意味着什么，只知道解放军进村后，乡亲们的日子有了变化，能够穿上军装、跟着部队走，是一件光荣的事。
报名的人很多，柳岳继因机灵乖巧，被选进第15军文工团戏剧组。组长郭同昭年纪也不大，却经常给她讲刘胡兰、赵一曼的故事。那些名字离她并不遥远，反而像一盏盏灯，让这个刚离开家门的少女慢慢明白，女孩子同样可以把命运交给更大的事业。
柳家父母并不支持女儿参军。部队即将开拔时，他们赶到驻地阻拦，争执声惊动了领导。为了不伤害军民关系，组织让柳岳继先回家做父母工作。可这一回去，家门便被锁上了。
夜里，郭同昭找到了柳家。她假称部队要登记住址，隔着门缝递进一张纸。柳母正要伸手接，柳岳继已经抓住了郭同昭的手。门要关上时，郭同昭喊道：“手被夹住了，疼！”
柳母一迟疑，柳岳继便顶开房门，和郭同昭一起冲了出去。身后的呼喊越来越远，她没有回头。追赶大部队的路并不好走，她的脚后跟被磨破，鞋里全是血，等终于赶上队伍时，整个人已经一瘸一拐。
这时，一名牵马的人走到她身旁，说：“小鬼，脚上有伤，骑马吧。”柳岳继还没来得及推辞，便被扶上了马。那人一路替她牵缰绳，直到部队宿营。
分别后，柳岳继感叹遇到了好心的马夫。郭同昭却笑着告诉她，这个人并非普通马夫，而是第15军军长秦基伟。柳岳继这才知道，刚才替自己牵马的人，正是统率部队的将领。
这个细节之所以令人难忘，不只是因为身份反差，更因为它让一个初入军营的孩子看见了部队内部的关系：军长可以关照受伤的新兵，战士也可以把文工团员当作并肩同行的同志。柳岳继后来多次回忆这段经历，始终把它视作自己认定军旅道路的重要原因。
抗美援朝开始后，第15军原本不在最初入朝部队之列。秦基伟曾主动争取，部队最终于1951年3月入朝。柳岳继也没有因年纪小而放弃，她多次向组织申请同行。到了1951年6月中旬，随着部分随营学校学员提前毕业，她终于进入朝鲜。
朝鲜的严寒令她很不适应。她在西南长大，冬天双手冻疮严重，活动时疼痒难忍。可一到前线，她仍绑着绷带登台。她的任务不是拿枪冲锋，却要用歌声和表演让刚从战斗中下来的战士喘一口气、稳住情绪。
1952年9月16日，柳岳继与王子毅、陈惠霖组成三人小组，前往上甘岭西方山主峰阵地。那里长期处在敌军炮火威胁下，坑道狭窄，物资紧缺。阵地上几乎全是男性官兵，她成了主峰上唯一的女战士，也被战士们称作“战地百灵鸟”。
30团团长东传钧视察阵地时，曾称她为“花木兰”。称呼听着亲切，实际环境却十分残酷。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爆发，敌军连续进行猛烈炮击和冲锋，阵地很快变成反复争夺的焦土。
战斗打响前，东传钧考虑到文工团员的安全，命令她随队撤到后方。柳岳继不愿离开，她说：“战士们都在这里，我为什么要走？”东传钧知道她留下意味着什么，却也看到了她的坚持，最终没有强行把她带走。
她在阵地上做的事，远不止演出。每次战斗前，她会把战士的个人物品分别包好，写上姓名和地址。谁能回来，东西便由本人取回；谁牺牲了，就由她设法寄回家。这项工作沉重，却让许多战士少了一层牵挂。
有一次，她随几名战士给爆破班送去给养和弹药。返回途中，敌军炮火炸开了暗堡坑道口，一名战士当场牺牲，另一人重伤。柳岳继赶紧止血，但伤势太重，已经无法挽回。她只能唱起熟悉的革命歌曲，陪着伤员走完最后一段路。
战后整理物品时，她发现腰间的水壶被弹片击穿。那道裂口距离身体并不远，若没有水壶挡住，后果难以设想。另一次转移途中，敌军突然开火，带队同志让大家滚下山沟。她险险躲过，辫子却沾满尘土，进入坑道后被战士们笑称为“灰姑娘”。
上甘岭战役持续43天。志愿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击退敌军数百次冲锋，守住了阵地。柳岳继因在战斗中的表现荣立三等功，相关事迹也被《解放军报》报道。但她并未把这些荣誉看得很重，常说自己只是活着回来了，真正承担最大牺牲的是那些倒在阵地上的战友。
1955年，柳岳继转业到河南省供销系统工作。岗位后来几经变化，她做事认真踏实，曾获开封市劳动模范、郑州市先进工作者、河南省妇女英模等称号。军装脱下了，长期形成的责任感却没有消失。
1991年退休后，她常到学校和机关讲述抗美援朝经历。她讲得最多的不是个人功劳，而是坑道里的战士、炮火中的运输和那些没有等到战斗结束的人。
慈善也成了她晚年生活的一部分。贫困家庭、残疾人士需要帮助时，她会参加募捐活动，抱着募捐箱走上街头。更特别的是，退休后她坚持每天捐出一元钱，这个习惯持续了三十多年。数额不大，却几乎没有中断，成为她离开战场后仍在坚持的一件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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