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哪个阶段的人能像原始人那样令现代人着迷。从“高贵的野蛮人”这一经典论断，到一批批以原始人生活为题材的电影电视剧，原始人始终是人们想象遥远社会的重要资源。他们无所不能又充满趣味，彼此平等而友善。小规模、同质化的族群，生活在大自然的平衡之中，彼此和睦相处，没有现代社会的焦虑与分裂。
19世纪末以来，诸多民族志调查也一再呈现这样的面貌。
当然，对原始社会的秩序并非没有其他看法。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B.埃杰顿在1992年首次出版的《病态社会：挑战原始社会的和谐神话》中检视了大量民族志记录，发现那些被描绘成“和谐”的小型社会，同样充满了冲突、恐惧、饥饿、疾病和冷漠：西里奥诺人在黑夜中漠视亲人的呼救，蒙特格拉诺人则困在以家庭为中心的文化里无法自拔。
今年，《病态社会：挑战原始社会的和谐神话》中译本出版。下文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该书第一章。摘编有删减，标题为摘编者所起。注释见原文。
原文作者｜[美] 罗伯特·B.埃杰顿
《病态社会：挑战原始社会的和谐神话》
作者：[美] 罗伯特·B.埃杰顿
译者：杨靖 杨依依
版本：译林出版社 2026年7月
1.田园诗意的想象
“‘原始’社会远比现代社会和谐”这一信念流传甚广。我们知道，对于美国的城市贫民区及其中的流浪汉来说，对于南非的黑人社区、苏丹的吃不饱饭的乡镇、巴西的贫民窟以及中美洲和中东饱经战乱的地区来说，穷困、孤独、痛苦、疾病与早逝都可谓稀松平常。我们还知道，造成上述不幸的根源在于政府忽视、种族歧视、贪污腐败，在于民族、宗教和政治冲突，以及经济剥削等其他社会、文化和环境因素。然而，许多知名学者一致认为，这种苦难和不幸并非人类的自然状态：在远古时代，生活在更小规模、更同质化的“乡土”（folk）社会中的人更为和谐幸福——一些较小的族群至今仍然如此。
事实上，以上关于原始社会比现代社会更和谐、野蛮人更高贵、昔日的生活更具有田园诗意的论调，不仅在流行文化的影视及文学作品中（首先联想到的是1990年热映的《与狼共舞》）有所体现，在学术话语中也根深蒂固。
电影《与狼共舞》（1990）剧照。
这种“失落的共同体”式的历史重构，源自一种浪漫的信念，即现代世界的不适感和骚乱并非人类的自然状态。相反，人类的苦痛被归咎为无处不在的社会解组、民族（或宗教）分裂、阶级冲突或利益竞争，它们困扰着所有大型社会，尤其是民族国家。而那些规模较小、较为单一的族群所发展出的文化，是对他们所处的稳定环境的回应，因此他们的生活方式必然能为族群带来更多的和谐与幸福。
例如，罗宾·福克斯曾形象地描绘过旧石器时代晚期大型猎物狩猎者的生存环境：“……过去我们作为同一物种所进化发展出的各种属性，包括我们的智力、想象力、暴力（以及暴力想象）、理性与激情，彼此之间相当和谐——但现如今，这一和谐已不复存在。”假如一个小型社会如今不够和谐，许多社会科学家就会断言这是文化接触——尤其是城市化进程——的解组效应使然。数百年来，这一观念就像文化相对主义一样深深嵌入西方思想之中，且至今仍在学术思考中大行其道。
2.民族志的“滤镜”
1947年，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在其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他的城—乡类型学，但他只不过是从人类学角度进一步强调了对二者的区分。“城市充斥着各式各样的犯罪、无序和疾苦，而规模较小、相对孤立、同质性强的乡土社会则其乐融融”这一观念，可溯源至阿里斯托芬、塔西佗和《圣经·旧约》。到了20世纪，乡土“共同体”和城市“社会”的显著区分更是成了所有社会科学门类最为基本的观念之一。“大型城市社会失去了典型乡土共同体的和谐幸福感”这一观念，在社会哲学家、政治科学家、社会学家、精神病学家、神学家、小说家、诗人等受过教育的人群中极为流行。
电影《公元前一百万年》（1966）剧照。
乡土和谐与城市冲突之间的强烈反差源于演化论的假设：在乡土社会中的人民（如美洲的印第安人）群居一处、其乐融融的同时，他们也发展出了一整套传统信仰与习俗，以帮助其更好地适应环境而非破坏它。让—雅克·卢梭曾使“高尚的野蛮人”（noble savage）这一概念成为我们日常用语的一部分，而现代学者也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支持着这一观点。社会反常对当代社会造成的危害从来不缺乏证据，然而关于原始和谐的证据却乏善可陈。在我们查找证据之前，首先应当停下来想一想这一观念从何而来。
小型、传统且形态简单的社会，它们早在国家、工业化以及世界经济体系出现之前就已遍布全球；而我们有关它们的知识主要来自人类学家的著作。关于这些乡土社会，一些有价值的记录出自勘探者、商人、传教士、军人甚至冒险家之手，但其中多数极不准确，甚至荒诞不经。
电影《上帝也疯狂》（1980）剧照。
有些记录刻意美化乡土社会，以至于导致了卢梭式的原始阿卡迪亚（Arcadia）幻想，另外一些则过分丑化原始部落居民的形象，仿佛他们是古怪的“次等人类”（subhumans）。部落居民时常被描绘成类人猿或怪物，卢梭所描绘的“高尚的野蛮人”其实也是基于猩猩的形象。相比之下，对于小规模社会最为精准的描述通常来自人类学家，他们熟练掌握当地原住民的语言，主要任务是采访、观察那些异域社会并与其中的人民一起生活。人人都听说过玛格丽特·米德，但在她去往萨摩亚、新几内亚或巴厘岛之前，已有数百名人类学家描绘过部落居民；在她之后更是有数千人争相效仿。今天，我们关于乡土社会的绝大部分知识都来源于他们的民族志记录。
这些记录无疑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关于小规模社会生活的最佳记载，但遗憾的是，它们所提供的信息既不够完整也不够准确。
当一名人类学家花费一整年（或两三年，一般如此）的时间生活在这样的小型社会中，他或她所能获知的内容毕竟有限，而且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所能撰写的著述同样有限。这意味着，小型非西方族群生活的某些方面根本无法在作品中被充分呈现。出于种种我们接下来会讨论到的原因，许多人类学家选择不去描写乡土社会生活的阴暗面，或至少不予以详尽叙述。在咖啡馆或鸡尾酒会上，他们可能会放开谈论在田野调查期间目睹的种种残酷、非理性（irrationality）与苦难，但只有极少数人选择将这些乡土社会中害人害己的丑恶行径诉诸笔端。其结果可能是，世界各地小型社会中的人所遭受的种种苦难及其不满，在民族志记录中被大大淡化了，正如他们所相信并实践的那些对其康乐无益的各种信仰和习俗。
这种情况有时是因为人类学家深信，他们在乡土社会中目睹的那些残忍、有害或无效的习俗，乃是殖民主义所导致的社会解组的后果，而这确实极为常见。所有人类学家都清楚，某些习俗有时不会得到汇报，因为一旦公之于众，就成了对文中当事人的冒犯，就会使这些人在其他人眼中名声败坏。上述原因再加上个人偏见，便导致人类学家的著作，或所谓“民族志”，往往呈现出一幅理想化甚至浪漫化的图景。例如，简·贝洛如此描绘巴厘岛居民：“婴儿不吵闹，小男孩不打架，小女孩举止优雅……每个人都在恪尽职守的同时尊敬师长、友爱同伴、体恤下属。尽管存在一些规矩约束着生活中大大小小的行为，但每个人遵守起来都毫无压力。”不幸的是，这一幅田园诗般的图景并不真实，贝洛随后（不经意地）又列举了以下事例：男人殴打妻子、妻子离家出走、子女违抗父母之命、人民背叛风俗与规矩，等等。
在各民族志记录中，这种理想与现实生活的不一致不胜枚举。显著一例，即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关于墨西哥乡镇迪坡斯特兰（Tepoztlan）的民族志叙述，因为正是基于对这一城镇的理解，他的城—乡比较理论才最终得以形成。雷德菲尔德发现当地居民的生活宁静祥和、恬然自安，是个人舒适、社会整合的近乎理想状态。然而，数年之后，当雷德菲尔德从前的一个学生奥斯卡· 刘易斯再度前往该地调查时，却发现此地充斥着社会冲突、流言蜚语、猜疑、仇恨和恐惧。或许有人会质疑刘易斯对此地生活的阴暗面夸大其词，但雷德菲尔德的描述过于浪漫和理想化也是不争的事实。
3.适应不良，未被追问的问题
相对主义与适应主义假设的影响逐渐积累，使一代又一代的民族志学者相信：在长期存续的信仰或习俗背后，一定存在合乎情理的社会或文化解释。它若能持续较长时间，就一定具有适应性——至少大多数为我们描述传统小型社会生活的作者，都或明或暗地假设了这一点。
意大利画家皮耶罗·迪·科西莫作品《狩猎图》局部。
但并非所有人都会这么假设。比如有些侧重生态学视角的民族志学者就提供了有关精确评估特定族群信仰或制度的适应性的详细描述。沃尔特· 戈尔德施密特关于乌干达塞贝人（Sebei）的民族志，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在对近代历史上塞贝人相对积极的社会与文化适应状况进行了一番考察后，戈尔德施密特描述了他所说的“失调与适应不良”，特别是“……塞贝人未能建立起足以捍卫其疆域的社会秩序，也未能发展出对一套相应道德准则的责任感”。紧接着，他又详细说明了导致“未能”的原因，即社会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与之相似，克劳斯—弗里德里希· 科赫描绘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生活在偏远的伊里安查亚（lrian Jaya）雪山东部且当时尚未受外界影响的查勒人（Jalé），在受外界影响之前的生活；他的结论是：对于查勒人而言，争端与杀戮是家常便饭，因为他们关于冲突管控的方法“少之又少，且行之无效”。
然而，即使是侧重生态学视角的民族志学者，一般也不太关注适应不良。相反，他们更多关注各种经济活动与外部环境之间的良性适应。
当民族志著作讨论某个特定信仰或制度化了的习俗的利弊时，其结论通常就像伏尔泰笔下的潘格洛斯博士一样盲目乐观。也就是说，即使作者承认某种信仰体系，如巫术，的确让族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紧接着又会断言其益处远超损失。例如，克莱德·克拉克洪与多萝西娅·莱顿在他们二人合著的民族志经典《纳瓦霍人》（The Navaho）一书中总结说：纳瓦霍人坚信，巫师就生活在他们中间，而这不仅引致了恐惧和暴力，有时还使无辜的民众“惨遭迫害”。尽管如此，两位作者仍然认定：这样的巫术信仰通过引导纳瓦霍人将他们对亲戚族人和“命运无常”的敌意转移到巫师身上，从而能够防范权贵攫取更多权力，泛而言之，即避免大规模的社会骚乱。无论克拉克洪与莱顿是怎么想的，认为纳瓦霍人的巫术信仰所带来的益处——假如它确实能带来益处——远超不计其数的、显而易见的恐惧、暴力与苦难，并不是不证自明的。
电影《禁忌》（1931）剧照。
更为常见的，是学者对诸多潜在的适应不良行为的避而不谈。这一现象在当代的民族志和早期田野报告中都极为普遍，甚至在一些最具洞见和名望的民族志著作中也有所体现。举例来说，英国著名社会人类学家E. E. 埃文斯—普里查德在其经典著作《努尔人》（The Nuer）中写道，苏丹人时常无缘无故爆发斗殴，有时甚至导致死亡。和查勒人一样，努尔人也缺乏有效的手段防范这种暴力及其引起的报复。据说，努尔人坚信“世仇永无终结”。我们当然有理由相信这种内讧式暴力是适应不良的体现，但埃文斯—普里查德在其书中却对此不置一词。
埃文斯—普里查德还注意到，即使是在正常年份，“努尔人也无法获得足够的营养”。接着又观察到，哪怕冒着牛群集体染病的风险，努尔人也要牧牛而非园艺，因为后者需要轮作、休耕和施肥，更何况当地的良田少之又少。此外，尽管时常挨饿，他们却拒不食用鸡肉和蛋类；且作为渔夫和猎人“缺乏心机”，这显然不是什么好话。努尔人似乎采取了不那么有效的生存策略，但埃文斯—普里查德却并未提供任何相关说明来澄清这一问题。
对看似适应不良的习俗疏于分析，仍然是十分常见的情况。例如，托马斯· 格雷戈尔在其关于巴西梅希纳库（Mehinaku）印第安人的著作中，细致入微地描述了一个不足百人的村庄的群居生活。他极有洞见地刻画了族群内部交流互动的策略，以及持续不断的偷盗和通奸行为——在他看来，这些行为很可能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冲突。但格雷戈尔却没有探讨这类习俗为何经久不衰，也没有指明它们究竟是否属于适应不良。我并不想将埃文斯—普里查德和格雷戈尔树为批判的对象，因为从任何标准来看，他们都堪称民族志书写的一流学者。
我的意思是，即使是如此优秀的学者，在描述单个小型社会时也通常会忽略潜在于传统信仰与习俗中的适应不良。事实上，我不愿意批评任何民族志学者，因为若干年前我自己也做过同样的假设。
4.西里奥诺人与蒙特格拉诺人
这一议题并非只有人类学家才感兴趣——仿佛是充满异国情调、冠以“原始”之名的茶杯里的风暴，大惊小怪、小题大做。民族志记录所蕴含的东西，对于任何想要理解“人类社会，包括我们自己的社会，为何有时运转得不尽如人意”这一问题的人来说都很重要。的确，某些乡土社会过去相对和谐，有一些迄今仍然如此，但生活在更为单一、小型的社会中的人们，从来没有摆脱其不满和苦难。
实际上，一些较小的族群根本无法应对环境的要求，另外一些则生活在冷漠、冲突、恐惧、饥饿和绝望之中。尽管如此，仍有不少人坚信：小型社会比我们的社会更能适应自身所处的生态环境。本书的主要任务就在于揭示其中一些确实如此，另一些则未必。
在一些小型社会里，人们长期处于饥饿状态，根本无暇顾及他人是否幸福。以居住在玻利维亚东部热带丛林的西里奥诺（Sirionó）印第安人为例，他们靠狩猎、捕鱼和采集为生，也有零星的种植业。与特恩布尔所描绘的挨饿的伊克人不同，西里奥诺人没那么反社会。他们关爱孩子（至少在其年幼之时），重视家庭纽带，还会参与酒会及摔跤比赛等集体社交活动；其中有些人，特别是青年情侣，甚至偶尔会当众秀恩爱。然而，在1941—1942年间与西里奥诺人生活在一起的艾伦·R. 霍姆伯格（他在珍珠港事件发生三个月后才有所耳闻），却发现当地族人相互之间漠不关心，即使在家庭内部也是如此，这令他“感到极为震惊”。
动画片《人类发现》（2019）画面。
为了说明他的观点，他讲述了一起典型事件：一个男人结束一天的狩猎后摸黑踏上归途，他在没有月光的黑夜中迷失了方向，于是开始大声呼救。附近村落的亲属明明听到了他的呼喊，却无动于衷。半个小时后，他的呼救声终止，但他的姐姐却漫不经心地说：“可能是给美洲虎一口吞了吧。”事实上，猎人在树上苟活了一宿，但第二天当他回到营地时，谁也没有表示欢迎。相反，他姐姐还愤怒地抱怨她只分到了一小块猎物。
霍姆伯格还报告称，西里奥诺人经常为食物而发生争吵：他们相互指责对方偷藏食物，拒绝与他人分享，一个人跑到林中或在大半夜吃独食，或将食物藏在家人找不到的地方。对于西里奥诺人来说，食物永远短缺，饥饿是生活常态，甚至有时候，一整个部落都濒临饿死。事实上，无法跟上游牧活动的病人或老人大多会被遗弃，有时则会可悲地在迁徙队伍的后面爬行追随，直到力竭而亡。对于西里奥诺人而言，悲伤如同关爱和仁慈，都是奢侈品。西里奥诺人所处的环境也极其恶劣：天气寒冷、潮湿多风，但西里奥诺人大多赤身裸体。他们不懂得如何生火，因此必须有人（通常是一名妇女）随时随地携带火把。然而，即使有了火，他们的“寒舍”也无法保暖，真可谓饥寒交迫、十分悲惨。
同时，他们也无法抵挡成群结队的蚊子、蠓虫、蜱虫、苍蝇、蜜蜂、胡蜂及蚂蚁的纠缠，更不用说致命的毒蛇、蝎子、毒蜘蛛和美洲虎。饥饿、恐惧、身体的病痛，以及相互之间的漠不关心，使西里奥诺人生活得极其悲惨，寿命也极为短暂。
动画片《冰川时代：斯克特历险记》（2022）画面。
当然，有些西里奥诺人选择继续他们的丛林游牧生活，但大多数人还是会选择脱离传统的文化和人际关系。
与西里奥诺人不同，意大利南部贫困的蒙特格拉诺（Montegrano）农民选择坚守他们的文化，只不过这种文化指引他们完全为了原子化家庭的利益而生活。据爱德华·C.班菲尔德所述，他们凡事只考虑其小家庭的短期收益，且坚信其他人肯定也是如此打算。蒙特格拉诺人饱受饥饿、劳累、焦虑与重度忧郁症的困扰，还忍受着长期的贫困和无能为力所带来的屈辱，却不愿意团结一致对村庄进行有效管理。他们迫切希望自家小孩能够接受良好教育——唯有如此，一个家庭才有光明前景——但他们既没有推动改良当地学校，也没有推动改善公交线路以便孩子去邻近城镇较好的学校上学。此外，从当地乘汽车前往最近的医院需要五个小时，救护车服务也不足以满足需要，但他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改进这种状况。班菲尔德总结说，蒙特格拉诺人是他们传统的以家庭为中心的文化的“囚徒”，这样的文化使他们不会为公共利益而采取行动，也不会明白何为其家庭的长期收益。
原文作者/[美] 罗伯特·B.埃杰顿
摘编/罗东
校对/穆祥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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